——與亞洲開發銀行駐華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博士的對話　　　　　　　　　　

　　呂東偉

　　采訪湯敏博士，很自然地就談起了高校擴招問題。1998年11月，湯敏博士和夫人左小蕾博士聯合給中央有關領導寫了一封信，提出三年內擴大大學招生一倍的建議。這封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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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表，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當1999年開始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決策并堅持連續三年擴招后，湯敏博士和“擴招”這在我國高教界乃至整個社會引起重大反響的事件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針對一些人對擴招的批評，湯敏博士認為，解決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需求和供給、規模和質量等矛盾問題需要高等教育在融資機制上不斷創新。

　　高校擴招拓展了高等教育融資的途徑

　　記者：擴招是在經濟發展急需擴大內需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的，您在建議信中提出的擴大消費需求、緩解就業壓力這些目的都達到了嗎？

　　湯敏：與1998年相比，1999至2001年間全國高校累計凈增加本專科招生數491萬人，為數百萬原本無望上大學的學生家庭提供了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滿足了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熱切愿望。成千上萬的人上了學，繳了學費，消費了，大學規模擴大了，教室和宿舍多了。這些難道不是消費嗎？這些難道不能拉動內需嗎？據初步估計，三年擴招至少拉動了800億元以上的社會資金投入高校基礎設施，有力促進了以擴大內需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發展。在過去三年里，新建的學生公寓和學生食堂是過去50年的總和。僅學生公寓建設一項，就拉動了社會資金投入200多億元。

　　此外，擴招是否緩解了就業壓力呢？當時由于正進行大規模國企改革，大量下崗職工本來就使得就業形勢不容樂觀。而每年新增的勞動力又會和他們爭奪有限的工作崗位。大學擴招可以使新增勞動力延遲進入就業市場，給下崗職工騰出工作機會。下崗是國企改革過程中的暫時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幾年的緩沖期對于國企改革以及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事實證明，高校持續擴招，大幅度提高了高中階段各類學校畢業生升學的機會，緩解了全國的就業壓力。據統計，全日制普通高校三年共計擴招323萬人，相當于使同等數量的高中畢業生至少推遲就業3-4年，積極有效地發揮了高等教育對勞動力培養和儲備的蓄水池功能。

　　記者：那么，您怎樣看待擴招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呢？

　　湯敏：如果說擴招過程中一點問題都沒有是不客觀的。但將高等教育積重難返的一些問題歸結于擴招，認為高校擴招后帶來規模過度擴張，造成辦學質量下降并把擴招與質量視作因果關系， 這是不公平的。我們高等教育更大的教學質量問題不是一個老師教20個學生和一個老師教40個學生的差別問題，而是關于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如何與時俱進進行改革的問題。擴與不擴，這些問題實際上已經存在了。在建議信中，我們強調“防止一哄而上，不注意質量的方式擴大招生。”我們認為，對哪些高質量的、有條件的大學，擴大招生的規模可以更大一些，速度可以更快一些。而對哪些條件不夠的新辦學校應該少擴大，甚至不擴大。有條件進行擴招的大學在擴招層次上也應有所偏重，一些重點大學，有望成為研究型大學的應該主要擴大研究生招生規模，而將本科生教育規模的擴大放在一般性的教學型大學。此外，部分大學生找工作有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大學的專業設置不符合社會需求。但是我們不能因這一問題的出現就不擴大招生，因為這一問題并不是把大學入校的規模維持在當前的水平上就能解決得了的。只有教育面向社會，面向市場，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高等教育供需不對口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口號已經提了多年，為什么至今成效不大呢？我認為，這與財政撥款為主的大學的融資制度有關。只有當學生在上大學需要繳費時，他們在選專業，選課時就會更認真地考慮畢業后的出路；也只有當教學的好壞，專業的設置直接影響到學校的招生和收入甚至生存的時候，學校才會把精力和資源放到提高教學質量上來，專業的設置也才有可能真正地面向市場。

　　記者：您提到，對于高等教育的供需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是和高等教育的融資制度有關，您怎樣看三年擴招過程中的融資問題呢？

　　湯敏：長期以來人們總是認為我國高等教育相對落后的原因在于國家對高校的投資不足。然而，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統計資料，雖然我國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我國的高教經費占教育經費的比例卻是幾乎是全世界最高的。我國每一大學生獲政府教育補貼與人均GNP之比例卻為東亞各國的2倍，南亞和拉美各國的2.5倍之高！隨著改革的深入，這種重高教，輕基礎教育的現象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今后國家的有限財力應該主要放在九年義務教育上。中小學教育是典型的公共財產，涉及到幾乎每一個家庭。國家財政的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好鋼要用在刀刃上，應為大多數人服務。對于大學來說，不少理論證明，它相對來說更接近一般商品的性質，更適合“誰受惠誰付費”的原則。因此，國家未來對高教的財政撥款可能不會，恐怕也不應該有高速度的增長。高等教育要有大發展，只有通過擴大招生來大幅度提高教師的生產率，通過增收學費來提高教師的收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教師的待遇與學校經費的問題，使我國高教事業走上良性循環。

　　實際上，三年大擴招不僅拉動了內需和緩解了就業壓力，而且也拓展了高等教育融資的途徑。三年擴招期間，盡管政府財政性高教經費投入大幅增長，從1998年的342.6億元增加到2001年的613.3億元，增幅高達近80%；但政府高教撥款占普通高校總投入的比例卻從62.9%下降至52.6%，體現了高等教育融資的多元化發展趨勢。特別是高校自籌收入增幅強勁，全國普通高校由多渠道構成的學校自籌收入，從1998年的202.2億元增加到2001年的553.3億元，增長了1.7倍；占普通高校總投入的比例也相應地從39.1%躍升至47.4%，成為高教經費來源的半壁江山。其中，高校收費也成為高等教育融資的一個重要途徑。基于成本分擔之上的學雜費收入2001年已達298.7億元，比1998年的73.1億元，增長2.1倍。可以說，學校和廣大學生家庭都為高校擴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高等教育融資多元化迅速形成的重要因素。多元化融資渠道逐步形成的重要意義在于，開始改變高等學校過去由于在經濟上只與政府發生關系，從而在辦學上也過分依賴政府的狀況，為高等學校注入了經濟的活力，使得高等學校面向社會自主辦學具有了經濟的保證。處于市場經濟環境中的高等學校，將成為融資的主體，逐步改變過去依賴政府的“等、靠、要”習慣，或隔離于社會的“象牙塔”風氣，主動地面向社會開放辦學，更加靈活、更加自主地密切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科研開發與經濟發展的聯系，并提高辦學的質量和效益。

　　助學貸款政策應該作為一種戰略意義上的融資途徑與高校收費相配套

　　記者：一方面擴招的確擴大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另一方面，您提出新增學生要實行全額自費，把高校收費作為高等教育融資的一個重要途徑，并建議按照當時的標準每人每年1萬元左右，您認為這對于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否具有這樣的支付能力和支出意愿呢？

　　湯敏：這是一個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問題。如果按照傳統的融資制度與思路進行，按照傳統的靠國家財政撥款辦大學，大學辦社會的思路，高等教育當然是既沒有需求也沒有供給，擴招的余地也就沒有多少。而如果換個思路，則我國高校的擴大招生是有潛力可挖的。有學者用居民的收入及儲蓄結構來說明，我國大部分家庭并不具備支付每年1萬元學費的能力。他們通過對1萬名在校大學生的調查也證明，在目前的供給狀況下，供需的均衡價格應該在3000元左右。對此我們提出在全額收取學費的同時必須建立大規模的戰略意義上的助學貸款系統來解決低收入群體的學費負擔。有了助學貸款這一機制，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可以大幅度提高。它可以把預期收入轉化為現實的支付能力；把短期的沉重的學費負擔變成長期的細水長流式的還款負擔。通過銀行系統的運作，把少數人的儲蓄變成多數人的投資與消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恰好解決了我國的大部分存款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的問題。

　　我國近年來有大量的儲蓄沉淀在銀行系統中貸不出去，助學貸款可以把這部分資金變成老百姓的現時的投資消費。如果沒有助學貸款這一關鍵的配套機制以及它對老百姓教育需求的影響，就有可能大大低估市場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從需求分析的角度來看，有了一個較大規模的有效的助學貸款的機制，教育需求曲線就會整體向右上方移 動，從而提高可支付學費的均衡點。一些學者實際上低估了增加學費收入對大學供給的影響，以及高校的各種制度進一步改革后對供給的影響。眾所周知，供給是投入的函數。當投入增加的時候，一般來說供給也會增加。如果增收的學費能基本留在大學里，加上國家每年正常的經費增加，則三年內每年大學的收入與開支可以增加30-40%左右。低學費制度似乎在幫助窮人，但實際上的效果可能反而是阻擋了他們致富的可能性。對于貧困家庭來說，孩子能上大學就有了一個進入知識階層，進入中產階層的可能性。其效果可能會影響好幾代人，對于一個家庭來說，送孩子上大學實際上是一種長期投資。由于國家財政的能力有限。事實證明，靠財政撥款支撐的低學費制度，僅能使極低比例的適齡青年受到高等教育。低學費制度幫的只是極少數的人，而把大量的完全有能力，有資格受更好教育的青年排斥在大學甚至于高中之外，何況他們中的相當部分還不一定是窮人。跳出政府辦學校，學校辦社會的框框，加快高等教育產業化進程，創新融資機制，則我國高校的供給還大有潛力可挖。

　　記者：雖然國家推行了助學貸款政策，但在推行過程中仍舊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和問題。據最新統計，截止今年10月，已經有405986人獲得貸款，實際發放金額240811.94萬元，但銀行已經審批的國家助學貸款人數只占申請人數的34.19%，申請貸款人數只占在校人數的12.74%，獲得貸款人數只占在校學生的4.52%。你怎樣看待這一政策？您剛才提到戰略意義上的助學貸款政策是一種什么樣的含義？

　　湯敏：收學費確實涉及到一些家庭支付能力的問題。嚴格說來，他們只是暫時的支付能力不足。因為學生一旦畢業后找到工作后就有支付能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是與任何的投資和融資的原理一樣，“先借錢投資，贏錢后還貸”。通過助學貸款的方式，用學生未來的收入來支付現在的學費，以解決一些家庭的現實支付能力不足的問題。近年來，助學貸款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高校教育的發展，也刺激了教育消費。然而助學貸款的規模還很小，僅僅限于解決特別貧困家庭，把助學貸款當成了一種福利。我認為，只要有人想貸就可以貸給他們，甚至可以把助學貸款擴大到諸如MBA、MPA等專業學位教育乃至中等職業教育上。也就是說，助學貸款應該是一種戰略意義上的一種高等教育的融資政策。因為與開展其他項目的貸款相比，助學貸款需要花費銀行更多的人力和財力。而我國又沒有一套有效的個人信用系統，助學貨款的風險高、手續繁雜，銀行從中獲取的實際利潤相對較少，因此很多商業銀行不愿大規模推動助學貸款。這些助學貸款的特點并不是中國獨有的，是各國在推廣助學貸款時遇到的共同問題。有的國家采取國家擔保的方式，使銀行沒有后顧之憂。在美國，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國家主要采取這種方式。另一些則由國家采取補貼的方式，對參與助學貸款的銀行給予補貼。還有的國家建立了專門的機構來幫助銀行收賬追賬。要使銀行系統真的把助學貨款當成一項事業來做，助學貸款利率應比一般貸款利率稍高。助學貸款的額度小，成本確實很高，而且貸款時間較長，合理的利率能提高銀行的積極性，也鼓勵學生畢業后盡早地還款。到目前為止，各國對助學貸款普遍采取的還是低息政策。一般只收商業貸款的最優利率。低利率政策限制了銀行擴大助學貸款的積極性。既然是對農民的小額貸款，對中小企業的利率可以上浮，為什么同樣是額度小，風險大，成本高，而教育又公認為是收益較高，助學貨款的利率不能向上浮動一些呢? 跳出教育需要補貼的思路，就能在高等教育融資上闖出一條 “窮國辦大教育”的新路來。收取使銀行獲得至少是貸款平均收益的利率是天經地義的。國家教育部門的任務應該從直接辦學中脫離出來，把工作的重點轉到監管，規范上來。政府要適當控制市場秩序，制止亂收費狀況。在推行商業辦學時，必然會吸引大批的投資者加入到辦學的隊伍中來，許多辦學者為了獲取更高的利潤，可能會不斷抬高教育費用，增加農民的負擔，在此情況下，就需要政府出來控制市場秩序，制止亂收費情況。

　　記者：把助學貸款作為高等教育融資途徑之一，您認為最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什么？

　　湯敏：把助學貸款作為一種戰略意義的高等教育融資途徑，前提是建立一套個人信用系統，這是大規模開展助學貨款的基礎。助學貸款系統設計必須嚴密，如果搞不好，就會增加整個銀行系統的風險。從技術層面上看，個人信用系統的建立沒有多大難度。國家要把建立個人信用系統當成一個戰略問題來抓。目前人民銀行已經率先在上海市試點。北京、廣東、浙江等地的個人信用系統也正在啟動。在未來的幾年內，相信我國的個人信用系統就可以初具模形。在還沒有建立全社會性的個人信用系統之前，可以先把助學貸款的信用系統建立起來。要使一個人辦理了助學貸款，所有的銀行都可以很容易查到他的信用記錄，只要他有助學貸款沒有還，他今后就無法通過銀行再進行任何儲蓄或貸款。建立了個人信用系統后，絕大多數人能夠按時償還貸款，因為他今后還要與銀行打交道。

　　打破常規聘請世界級水平的校長，創建一所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學

　　記者：您曾提出，要用全新的理念建設一所全新世界一流大學。目前我們正在努力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而且民辦高校也已經辦了不少，您為什么還會有這樣的想法？這所大學在融資上與現有的大學有什么不同？

　　湯敏：21世紀，世界各國在經濟和科技上的競爭將更加激烈。全球競爭，說到底就是對人才、特別是高級人才的競爭。誰擁有人才，誰就能把握未來。我們認為，盡快在我國建一所全新機制的具有世界一流水準的大學，對扭轉國內機構吸引不來高級頂尖人才、留不住人才的被動局面，對知識經濟產業形成推動力，對我國高校形成示范作用，對我國在未來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都必將產生巨大的作用。全新大學從學校管理、學科設置、到融資籌資、激勵機制都會起著很好的示范效應，必將促進我國高等教育體制的進一步改革。而建設這樣一所全新大學關鍵在于教育融資上的創新。首先，它應該全面與國際接軌，而不受我國傳統教育管理體制的約束。第二，它必須要有一個“世界級”水平的校長來籌辦。有了世界級水平的校長，才能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才有可能籌到足夠的經費，也才能聚集到世界級的人才。眾所周知，在海外華人中已經有了像田長霖、吳家瑋等數位國際上公認的高水準的教育家。他們豐富的管理經驗以及他們個人的威信與資歷就是承辦一所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保證。雖然近幾年來國內也開辦了一些民辦大學，但水平一般不高。這除了是受體制上的束縛以及融資手段的不足之外，與沒有一個有國際號召力的校長也不無關系。沒有一個高水平的校長，就不能保證學校的辦學水平，也就籌不到較高額的款項，更吸引不到較好質量的師資與學生。第三，該大學的建設與營運費用，應主要甚至全部從海內外民間籌集，我們可以根據國際上民營大學籌資與基金管理的慣例，對大學的冠名權，對學院、系、所，包括學校各項建筑物的冠名，進行招標。

　　大膽嘗試向海內外民間籌資辦一流大學的新路

　　記者：這樣的全新融資體制是否切實可行？有沒有困難？

　　湯敏：事實證明，只要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并采用新的融資機制，在較短的時間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是完全可能的。香港科技大學就是一個范例。它從1986年開始籌建，1991年開始招生，并在短短的幾年內就在學術水平上超過了有90年歷史的香港大學和30年歷史的香港中文大學。為什么呢？因為它一開始就用了一種全新的體制、世界上最先進的方法、很好的融資機制。90年代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籌辦也有著類似的經歷。他們的經驗還證明：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學，比改造、創新一個舊的大學可能見效更快。這是因為，一所全新的大學可以免去許多舊體制下的束縛與包袱、以及各方面的不必要的干預。亞洲開發銀行參與創辦的越南RMIT大學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越南在1995-1999年的幾年時間里申請上大學的人數增加了3倍多，但他的大學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每年到國外去念書的人就有1萬多。于是，他們開始和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技術學院合作，邀請了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的國際金融公司三家一起投資共同創辦這所全新的大學，完全是外資。印度理工大學的成功發展也說明，即使是在發展中國家，只要集中一定的財力，按照國際慣例來進行融資，是可以辦成一流大學的。

　　我們提議要建設的世界一流大學，它的運營經費最好是由民間籌資，一部分是國內民間的，一部分是國外民間的。我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主要靠國內的民間籌資時機還不成熟。因為根據我們的估算，這樣一所大學的融資規模在10億至15億美元，中國的民營企業還處在一個成長壯大的過程中，目前誰也拿不出很大一筆錢來做這件事情；此外，國內的稅收和各種政策對出錢捐款辦教育并沒有特殊優惠。因此主要靠國內民間資本的可能性不大。但海外華人的潛力非常大。向海內外民間籌資也有著現實的可行性，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欲要留名青史，沒有比辦教育、特別是辦一所世界-流的大學更好的途徑了。約翰-哈佛在1638年去世的時候，把他一半的遺產和私人圖書館捐獻給哈佛大學。幾百年過去了，哈佛大學在學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與此同時，千千萬萬的富翁匆匆而過，誰的名字留下了？哈佛的名字留下了。耶魯大學也是這樣。想當年有多少像陳嘉庚一樣富有的華人大亨，但為什么惟有陳老先生的英名永留？正是陳嘉庚先生鼎力資助了廈門大學，許許多多中國人世世代代懷念他。的確，在中國現在辦一所這樣的大學，還有許多困難，這就需要國家給予“特校特辦”的支持，包括籌款機制、管理機制、土地使用政策以及校辦產業等等一系列政策。只有有了新的政策，它才會辦好。找一個好的校長，就有這樣一個好處，他會自己去要這個政策；但另一方面我們的政府也應該有胸懷，既然我們加入WTO給外商這么多政策，為什么不能給高等教育以特殊政策呢？

　　<<中國高等教育>> 2003 第一期,總第28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