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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勁
眼下，有“北方第一大案”之稱的山西璞真集團特大非法集資詐騙案，正在山西省晉中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7月16日《新京報》)涉案人員聶玉聲，在山西創建了一個龐大的“璞真事業機構”，3年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6.6億元、集資詐騙4800多萬元，受害群眾近萬人次。
從1993年的北京沈太福非法集資案、1994年的無錫鄧斌非法集資案算起，到現在的山西璞真特大非法集資詐騙案，這10年間，各地的非法集資案件，大大小小達數百起，少則涉案數百萬元，多則數億元，真可謂害民無數。
綜觀這些案件，雖然地點各異、主角不同，但是在犯罪手法上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他們紛紛拋出高于銀行同期存款利率5到10倍的高息吸引百姓上鉤。主要犯罪手段有：虛設開發項目式，借款周轉經營式，高額利息、回報誘餌式，夸大效能誘進式等，一般涉案金額巨大，人員復雜、組織周密，慣用拆東墻補西墻的方法維持騙局。眾多受騙人員又往往被深度“套牢”，集資者多利用百姓的親屬、朋友關系籌集資金，所以一些人在高額利息回報等利益驅動下，將父母、兄弟姐妹、親屬、朋友全“拉下水”，而受騙者又常因防范意識、法律觀念淡薄，發現上當后仍不愿報案，執迷不悟地相信所謂承諾，期待挽回局面。因此，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既是這類活動的參與者，又成為使危害擴大的組織者，既是受害者又是“幫兇”。可見，非法集資案一旦成型就有很大頑固性，社會危害極大。
目前，國家應對這類案件的策略是堅決打擊，杜絕一切非法金融行為，查辦大案懲辦“惡人”，同時提醒百姓謹慎投資，不要被高利息的誘餌所蒙騙，以免落入集資詐騙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圈套。但是，這樣的策略顯然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非法集資事件、地下錢莊之類不僅沒有絕跡，反而有增無減，僅去年底，哈爾濱警方就在當地一次破獲非法集資案件17起。(6月10日《哈爾濱日報》)這說明一個問題———中國金融政策存在缺失，使民間非法“金融”活動總能找到生長空間。
有經濟學家撰文稱：現在有兩種融資現象值得注意，一種是非法集資，另一種是合法圈錢。對于非法集資，監管部門向來是嚴懲不貸，因而相對來說，這種現象還比較少，但在中國股市上，參與造假的上市公司何止幾家幾十家？由于大量的虛假信息，廣大股民深受其害。然而，同樣是“騙錢”，這些上市公司是經過各級政府部門層層批準才進入股市融資的，披著“合法”外衣。上市公司利用合法手段非法圈錢，最終導致許多中小投資者對證券市場失去信心，轉而尋求民間投資，使資金最終流入非法集資者的手中。
應該說，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來自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的估計，僅浙江省目前大約就有8000億元民間資本，整個長三角地區的民間資本高達25000～26000億元，那么整個中國大陸又有多少？目前可用于投資的民間資金到底有多少，恐怕誰也沒有準確答案(不能以全國居民存款總數為依據，因為居民存款中還包括養老、教育、醫療等儲備)。如此巨額的民間資本，沒有正常、規范的投資渠道，流向哪里，哪里就會有一陣騷動，進入股市不安全，進入樓市又被罵作是炒房團、“過街鼠”，投資實業也并非所有的資本人都能打理生意，何況有許多領域并不允許民間資本涉足……
究竟該怎么辦？與其說“非法集資”、“地下保單”、“地下錢莊”、“股市黑莊”是擾亂國家金融體系的重要因素，不如說，巨大的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緊缺與阻塞，是國家金融安全的最大隱患。我們現在必須承認，在市場經濟社會，完全政府化的金融體系并不能保證國家的金融安全，適度放開對金融領域的限制，在政府的嚴格監管下，給民間金融足夠、合法、規范的成長空間，或許正是目前中國應該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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