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被認為廉價勞動力接近于“無限供給”的中國，卻令人意外地發生大范圍“民工荒”，這是中國國情現象的一個重大變化。其背后，一定是社會和市場的某一個環節出現了變數和問題。

　　-20多年來，這幾乎是第一次讓老板們為了一個普通的農民工而展開了爭奪戰，它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敏銳地感受市場變得如此緊迫，它讓忍辱負重的農民工們的權益得以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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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它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的真正含義。

　　-那么，是什么使得成千上萬的空缺崗位與上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之間形成了斷裂？其中需要關注和警惕的是什么呢？

　　□本報駐滬記者 戴敦峰 實習生 陳中小路

　　缺工！缺工！

　　“收工嘞！”吳義飛拍了拍身上的積灰，左手拎起寫著“招工”兩字的木板，右手提起屁股底下的塑料方凳，攔了輛“摩的”準備走人。

　　從上午8點到下午6點，吳義飛只發出去了22份招工簡章，這其中，對他的“晉江翔羽鞋業有限公司”表示有興趣的不過兩三人。

　　在福建晉江市烏橋頭的臨時招工點，一塊接一塊鮮紅的招工啟事牌順著馬路兩旁的街沿一直延伸下去。“這一個多月來我每天都在這里按時‘上下班’，可到現在還沒招到20個工人。你看看還有這么多廠要(招)人，可哪里有人來啊……”吳義飛嘆了口氣，跨上了摩托車的后座。

　　馬路兩旁的招工啟事隨著夕陽的余暉漸漸散去，第二天一早又會準時地回到這里。

　　招不到工人就沒法開工——對吳義飛們來說這個道理簡單而殘酷。

　　2004年春天，“缺工”這個詞開始越來越多地為晉江市的大小私營企業主所提及。仿佛一夜之間農民工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的“緊俏商品”。

　　“以前招工是要多少有多少。”晉江市陳埭(dai)鎮迪美鞋業有限公司主管人事的劉貴指著大門說，以前廠里如果缺工人了，只要在廠門口豎一塊“招工”的牌子，就會有人源源不斷地上門來求職，不到幾天工夫就能招滿，而且招滿之后的一個多月里還會有人經常來詢問是否需要工人。

　　“今年廠里準備新上一條生產線，需要再招100名工人。可你看招聘的牌子在門口放一個多月，都開始褪色了，招到的工人還不到20個，新上的生產線根本沒法開工。”劉貴抱怨說。

　　招不到工人的絕不是迪美鞋業一家。

　　在陳埭鎮烏橋頭的臨時招工點，冷清的時候招工的人比來找工作的人還要多。

　　一家招工的企業為了吸引工人，打出了“提供夫妻房，可自己燒飯”的條件。而更多的企業則是以“按月發工資”來吸引工人。

　　為了鼓勵回家的工人按時返廠，迪美鞋業不僅為工人報銷來回的差旅費，甚至準時返廠的工人還可以得到500元的獎金——這個數目相當于一個工人半個月的工資。

　　在與陳埭鎮相距不遠的安海鎮原本有7家為農民工服務的職業介紹所，如今已經只剩下3家了。

　　“來安海的農民工越來越少了，職業中介的生意也越來越難做了。”晉安職業介紹所的老板黃珊娜說，“廠家委托我招工的崗位起碼在1000個以上，但一天下來來詢問的求職者不超過20個。”

　　為了能招到工人，有的企業主聲稱“挖來一個工人，獎勵100元”。

　　在勞動力大量短缺的情況下，晉江一帶甚至出現一種專門帶著工人跳槽的“工頭”，他們帶著幾十乃至上百名工人，如果在一家工廠做得不滿意，“工頭”立刻就帶著工人跳到別的工廠去。

　　翔羽鞋業的吳義飛也嘗試過到內地省市去直接招工。“安徽、江西、重慶的勞動力市場我都去過，每次招聘會都要花幾千塊，可是也招不到幾十個人。”

　　福建省企業調查隊一項調查顯示，2004年春節后晉江市工業企業開工率只有80％-85％，其中陶瓷行業的開工率不足50％，這背后，工人短缺是一個重要因素。

　　從“民工潮”到“民工荒”

　　出現“民工荒”的不僅僅是福建。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往年人頭攢動的民工潮已經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廠家們對熟練工人難找的普遍抱怨。據統計，珠三角加工制造類企業的工人缺口高達200萬人。

　　在號稱“童裝之都”的浙江湖州織里，企業老板們為了留住日益緊缺的工人，不僅為春節期間往返家鄉的工人提供專車接送，甚至還有老板在大年初八專程趕到安徽、江西一家家給自己的員工拜年。民工的月工資平均也從1200元漲到了1400元。

　　甚至連勞務輸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現了民工短缺的現象。無論是贛南還是贛北，無論是邊遠的宜春、上饒，還是省會中心城市南昌，這已成為不少企業共同的問題。

　　在長沙，今年3月以來進城做保姆的農村婦女減少了70％，幾乎出現斷檔。“去年3月份有200多名來自全省各地的農村婦女來求保姆工作，今年同期卻不到50人。”長沙市婦聯家政服務中心一位負責人說，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一向被認為廉價勞動力接近于“無限供給”的中國，卻令人意外地發生大范圍“民工荒”，這是中國國情現象的一個重大變化。那么，是什么使得成千上萬的空缺崗位與上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之間形成了斷裂？其中需要關注和警惕的是什么呢？

　　不少專家和媒體認為，出現“民工荒”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民工的勞動條件惡劣，工資水平過低，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他們無法忍受，紛紛離去。“這是長期漠視農民工利益的代價，是農民工對不公平的待遇說‘不’的結果。”

　　對于這種解釋有人提出疑問：2004年農民工的勞動環境和收入與往年比起來，并沒有壞多少，而為什么恰恰在這一年頻頻發生“民工荒”呢？換一個角度看，如果這種解釋成立，那么一直抱有“打工再苦也比種田強”理念的農民工，為什么在這個時候突然變得“挑剔”起來？他們難道有更好的去處嗎？

　　一個事實是，如果這是農民工對不公平的待遇說“不”的結果，那么一些條件惡劣的企業和地區，農民工應該外流，數量應該減少，但從各方面的統計數據來看，農村勞動力的輸出數量并沒有因為用工條件的“惡化”而出現明顯的下降。

　　晉江市勞動局的一位負責人說，近年來晉江市每年的新增流入人口大約在3萬-5萬人，從今年的統計數據來看，流入量也并沒有出現萎縮。

　　根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所提供的統計數據，2003年11月底全國外出務工農民達到9800萬人，并且這個數字一直以5％的增幅穩步增長。2004年6月底統計的數據雖然沒有對外公布，但據消息人士透露，這個數字仍然在穩步增長，并沒有出現明顯回落。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農民工較多的26個城市2600多家企業展開調查，結果顯示“2004年企業雇用的農民工人數比2003年增加13％”。

　　一些專家認為，雖然部分地區的打工環境不規范，近年來工資待遇增幅有限，但是對于地處內地貧困地區的打工者總體來說，外出打工對他們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變 化

　　對于目前“民工荒”出現的原因�煂＜覍W者們仍然莫衷一是，相當一部分人認為，2004年經濟發展出現熱潮從而推動勞動力需求量的驟然增加，是造成農民工短缺的一個主要原因。

　　今年的投資過熱已到了讓人警惕的程度。在號稱“中國(休閑)鞋都” 的晉江市陳埭鎮，大大小小的制鞋工廠共有三四千家，大到有幾千名職工的知名企業，小到只有幾個人的家庭作坊。

　　“做鞋不需要太高端的技術，相對于其他行業來說資金投入也不是很大。再加上這兩年的生意比較好做，晉江的鞋廠是小的變中，中的變大。”迪美鞋業的劉貴總結說。

　　三興體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興公司”)算是當地制鞋業中排得進前幾名的大企業，2000年從陳埭鎮搬到了15公里外的泉州市清氵蒙工業區。在2002年到2004年兩年的時間里，生產線從3條增加到8條，工人也從1000多增加到3400多人。

　　“三興公司對工人還是很有吸引力的。”公司行政部負責人洪文星說，一線工人平均月薪可以達到1000元以上，更重要的是每個月能夠按時發工資；每個工人都會簽訂勞動合同；剛剛進廠的“生手”在培訓期間也可以拿到500-600元的生活費。

　　三興公司像是市場里的一條鯊魚，憑借著自身的實力在市場競爭中占有了相對多的勞動力資源，而隨著這類“鯊魚”級公司的發展擴張，它們會吸納越來越多的勞動力資源。

　　“市場上流入10000名勞動力，可能其中大部分會先選擇規模比較大的工廠，那么中小企業自然就會覺得‘來打工的人少了’。”市勞動局的一位負責人認為。

　　在2000年之后的幾年時間里，晉江及鄰近的石獅、泉州先后出現了許多條像三興公司這樣的“鯊魚”。

　　“看看歐洲杯期間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的廣告就知道了，那里的服裝和運動鞋品牌十有八九都是晉江這一帶生產的。”劉貴說。

　　在位列“全國百強縣”的晉江市，其主導產業包括紡織服裝、制鞋、陶瓷建材、塑料玩具、食品飲料等，而這些產業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

　　福建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楊益生認為，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經濟增長必然帶動對勞動力需求的剛性增長。以晉江為例，2002年的財政收入是20個億，2003年則達到27個億，增長比例高達30％。而流入人口的增長比例顯然遠遠低于這個數字，出現民工短缺的現象似乎也就很自然了。

　　即使需求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相對于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來說，也不應該出現用工短缺，有學者分析，這與“信息傳遞滯后”有關。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日方認為，目前我們的勞動力用工市場不成熟、不規范，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影響到勞動力需求量的變化時，勞動力市場無法及時、準確地傳遞這種信息。

　　蔡日方說，1990年代中期經濟緊縮的時候大量無法找到工作的農民工滯留在火車站、汽車站，無疑就是勞動力市場不成熟、傳遞信息滯后在另一種極端狀態下的表現。

　　有學者認為，由于勞動力中介市場缺乏誠信、收費標準不合理，并不能在勞動力和用人單位之間形成良好的橋梁。用工信息的傳遞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老鄉之間的相互介紹。

　　蔡日方同時還認為，農民工的居住環境、就業條件以及流動障礙也構成了對勞動力流動的約束，因為城市中無法建立自己的勞動力蓄水池，當出現大量用工需要時，農村的富余勞動力由于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一時無法滿足用工企業的需求。

　　還有學者注意到，中央一號文件的出臺和農產品價格上漲刺激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而對農民外出務工的積極性可能造成一定的影響，這可能是造成今年春天全國多個地區出現民工荒的另一重要原因。

　　據媒體報道，在今年春節期間，江西省的許多農戶都注意到了2003年9月以來的農產品價格上漲，并表示在2004年要把已經轉包出去的農地拿回來自己種糧或者要把原來的單季稻改種成雙季稻。相應地，這些農戶中原來在城市就職于低薪崗位的年輕人也會有相當一批回家務農。

　　“民工荒”的價值

　　在供求關系發生微妙變化的情況下，“勞動環境”的問題立馬就表現了出來。有了更多選擇的農民工拋棄了那些強度大、工資低的企業，這類企業在“民工荒”中為此前的作為付出了最大的代價。

　　復旦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焦必方認為，福建、廣東、浙江都是民營經濟起步比較早的省份，這么多年過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可是民工的薪酬水平沒能得到同步的推進，這與民工希望工資不斷上漲的預期相違背。

　　“而且近兩年來，上海等地區都在積極推行一些保障民工利益的措施，比如民工保險、民工子女小學，整體就業環境得到改善。由于沒有國家統一政策，必然出現地區差異，導致民工群體向更有吸引力的就業地區流動。”

　　焦必方說，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國民營經濟中，勞資雙方缺少必要的溝通和協調的渠道，在外力因素作用下，突然爆發的“民工荒”也就不難理解。

　　目前對于“民工荒”的各種解釋，基本上還停留在感性和經驗階段。記者遍訪各部門，沒有發現對“民工荒”有系統深入研究的相關人士，“民工荒”的成因和影響也還沒有清晰地揭示出來。

　　確實，對于有數以億計剩余勞動力的中國，出現并非技術工人而是普通工人的短缺太讓人意外，這背后，一定是社會和市場的某一個環節出現了變數和問題。

　　從現在來看，這一國情現象的重大變化已經展現出了足夠的價值，20多年來，它極為罕見地讓老板們為了一個普通的農民工而展開了爭奪戰，它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敏銳地感受市場變得如此緊迫，它讓忍辱負重的農民工們的權益得以凸顯，它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的真正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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