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京記者 孫亞菲

　　黃永農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早上6點多起床，到一個居民小區清掃衛生；白天，走街串巷，撿些汽水瓶罐和廢紙賣；晚上，他給一個私人老板看門市，每月100塊。

　　而黃永農不是農民工，更不是盲流，他是“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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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前，他所在的自貢市大安區紅旗鄉會溪村6組被政府集體征地后，黃永農和兒子就“農轉非”，搖身成了“城市居民”。

　　可是，“城里人”的身份并沒有讓他生活得更幸福些，相反滋生了許多怨氣：“地沒了，房沒了，城里啥東西都要錢，日子是越來越難過。”

　　他和兒子住在臨時搭建的周轉房里長達六年，兩父子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找不到工作，靠每月領取八九十塊生活補助金和撿破爛度日。去年央視記者到自貢調查失地農民生活時，正在翻撿垃圾堆的黃永農進入鏡頭。就此，他“幸運”地吃上了“低保”，每個月能從居委會多領走50元。

　　事實上，黃永農只是自貢市失地農民的一個縮影。跟他有相同命運的還有近八千人，絕大部分都是紅旗鄉的村民。

　　他們讓出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土地，成就了自貢高新區的繁榮，自己卻在城市邊緣掙扎。

　　據統計，這八千失地農民中，有一半靠每月143元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度日，另一半的生活并不寬裕多少，除一些做生意的外，大多生活面臨困境，去年出現多起群體性事件。

　　近一年多來，拿自貢市政府的話來說，是在“殫精竭慮”解決遺留問題：修建安置房，擴大“低保”范圍，對特困戶進行一定程度救助等。

　　這些措施起到立竿見影的安撫作用，風波似乎在漸漸平息。然而很多人都明白，矛盾的根本沒有被完全拔出：過低補償費的糾結，生存技巧的匱乏，對城市的不適應，都非一時能夠修正。

　　誰的利益被犧牲？

　　自貢，位于四川省南部，老工業城市，以鹽、恐龍、燈會聞名于世。

　　1992年，一塊“自貢市匯東高新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的牌子，掛在了自貢市郊大安區紅旗鄉的土地上。

　　按照四川省政府的批文，這里要建成為集城市功能與高新技術產業、科研機構、大學院校為一體的新區，規劃面積十平方公里。

　　一條紅線，幾乎將整個紅旗鄉都圈在了里面。

　　從那以后，這片本來靠蔬菜和副業一直欣欣向榮、和諧富足的土地，再沒太平過。

　　自貢市一份關于高新區征用土地、補償安置有關情況的材料里寫到：開發區從1992年以來經批準實際征用土地7775.26畝，撤銷建制農業組24個，對7925位農民實行“農轉非”。

　　這只是開發區最核心的一部分。據了解，自貢大大小小從省級到市級再到縣區級各類開發區，占用土地遠不止于此。

　　羅慶全，高新技術開發區助理調研員，高新區“元老”級別人物，以前曾分管過征地拆遷及建設規劃。有農民來問他，他都如此回答：“我們制定的任何政策，都是符合當時的情況和法律法規的，不能拿現在的新政策要求我們。”

　　按照老《土地管理法》規定，一個補償標準很快出臺：16歲至40歲的農民一次性領取8000元安置費，40歲以上的每月發放生活費補助費54元，未滿16周歲的發至年滿16歲或初高中畢業。生活費兩年一調增，每年增加約5元，直到現在，被征地農民每月生活補助90.6元。

　　8000塊買斷，農民覺得虧，就去找管委會和國土部門，得到的答復是：這已是很寬松的政策，8000塊甚至比沿海的標準都高。如果嚴格執行國家的標準，按產值來算，每人不足5000。

　　但是，這些昔日的農民還是覺得不理解。在各項賠償中，一項是青苗費。記者查閱自貢市政府2001年簽發的《高新區經濟林木花木賠償標準》，看到一組組價目表：桃李梨蘋果等幼苗，5毛一株；直徑達到10厘米的桃樹，110元一棵；香蕉，每棵8元，已掛果的增加到10元；桂花樹，小的3元一棵；黃角樹，特大的20元！

　　于是，老百姓“開動腦筋”，與征地人員玩起了“斗智游戲”：折斷果樹枝椏插在土里冒充果樹；一夜之間放干魚塘，栽滿樹木，密度大得連雞都擠不過……

　　這場利益調整之中，雙方的博弈始終沒停止過。然而，掌握政策決定權的一方必然是最后的贏家。

　　最讓這些失地農民詬病的，是自貢市政府的1993年第75號文件，規定征地房屋拆遷只能按農村的標準來賠償，這與城市居民拆遷標準相差了5倍以上。就這樣，還沒坐穩“城里人”資格的居民們，又被打回到“農村人”的地位。還有文件規定，在補償房屋面積時，每人只能等量對換15平米，超出部分按每平米780元左右計算。這樣一來，一個三口之家，如果分了80平方米的安置房，需要倒補給政府兩三萬。

　　居民們質疑：“農轉非”已經多年，為什么不能按城市拆遷標準補償？得到的解釋是，拆遷是征地工作的延續，當初按農村住房報建的，只能按農村拆遷標準賠償，不隨房主身份變化而改變屬性。高新區管委會還向記者出示了四川省建設部門的解釋，認可高新區的政策。

　　原白果村村民劉正有不肯按此標準進行拆遷，2000年被強制執行。大安區法院帶了執法人員和炸藥，炸掉了劉家的三層小洋樓。為此，他上法院，進京上訪，前前后后六七年，成了“告狀專業戶”，但問題至今沒得到解決。

　　城市“新貧人群”

　　十來年時間，在一片田野和荒地上建起一座現代化的繁華都市，無疑是一件引以為傲的成績。

　　但與一棟棟拔地而起的高檔建筑群相對，成片低矮的周轉房，已成了高新區另一觀。這些房屋不僅位處偏遠，往來通行不便，而且質量低劣，大多有嚴重安全隱患。

　　王德芳在羅家灣的周轉房，長期滲漏滴水，外面下雨，屋里洪澇，要用上家里所有盆子接雨水。就這樣，她在那里住了6年整。

　　那里更是她的傷心之地。76歲的老伴趙樹良，到山坡處的公共廁所解手時摔得半身不遂，半年后不治辭世。王德芳每天都要把老頭子的遺像取下來擦拭，擦一回哭一回。

　　而事實上，居民很早前就向居委會反映過周轉房沒有公廁和道路破爛的問題，但無人過問。即使這之前，王德芳家鄰居林樹芝就因上公廁途中道路溜滑、摔斷頸骨而死之事，也沒引起有關方面重視。直到央視記者調查之后，街道才派人修葺了地面，并在危險地段砌了一段矮墻。

　　會溪5組村民黃芳英，原與丈夫葉興華承包魚塘，栽種果樹，家境富裕。1996年高新區征地，夫妻二人各人拿了8000塊的一次性土地補償費，以及一萬多元青苗費，從此告別賴以為生的土地。

　　顛沛流離的生活接踵而至。葉家老少五口人，所有收入均靠葉興華販水果。去年6月的一次請愿活動中，黃芳英被抓，性格內像的葉興華受了些驚嚇，情緒一直不好。加上后來販水果被城管追趕，生意不順，對生活完全絕望的他，在7月的一天中午，用一根尼龍繩把自己掛在了屋梁上。

　　周轉了6年的黃芳英目前已分到一套安置房，但由于沒有8000元“補差費”，領不到新房鑰匙，目前還和15歲的女兒、老父老母住在破漏的周轉房里。

　　一些已搬進安置房的居民，生活壓力更大。

　　“每個月水電氣都要100多塊，有時候緊張得洗衣粉都買不起。”21歲的唐勇緊蹙著眉頭。一家三口人，只有媽媽掃大街300來塊的收入，還要照顧爺爺奶奶，生活十分拮據。

　　高新區丹桂街辦事處主任代麗萍說，去年中央電視臺來報道了失地農民的生活狀況后，市里非常重視，委托街道對所有農轉非居民進行了一次摸底調查，大面積實施“低保”，“基本上做到了應保盡保”。

　　街道辦5月的“低保”統計表顯示，整個高新區人口12萬余人，享受低保政策的2295戶共計4924人，其中3949人屬失地農民，占80％以上。

　　“新圈地運動”

　　高新開發區目前成了自貢市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市政府和相關部門大多從舊城搬到了新城，帶動了這一代的商旅發展。繁榮的景況，已經超過老城。現任管委會主任吳丕告訴記者，自貢高新區是經過四川省批準認定的，這次國土資源部清理開發區的行動中，在保留的名單內。

　　“雖然有人質疑我們高新區沒有高新企業，但我們的規劃是先建成功能性城市，再帶動高新工業的發展。”吳丕說，自貢市要建成人口50萬的“大城市”，因而高新區還要繼續擴大范圍。省里面日前已經批下來了，高新區擴大邊界，繼續向南擴大10平方公里，建“板倉工業園區”。

　　那么，現有規模究竟圈了多少地？

　　管委會的回答是：規劃10平方公里，但目前實際征用7775.26畝。

　　“我們都做到了合法合規，也經過了上級主管部門的批準，是經得起檢查的。” 他說。

　　然而，就在去年6月，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在接到群眾舉報后到自貢調查，發現高新區管委會在征用農民土地過程中，存在諸多違規操作行為。

　　數十份土地征用協議，沒有四川省政府有關部門的批準簽字。許多關鍵性條款都是空白，比如建設項目名稱、總投資、總占地面積等等。甚至在賠償的數字上，都有涂改痕跡。

　　一位知情人透露，一般情況下，開發區征地，應該在有項目時，按需要占地，且要與農民協量。

　　原高新區國土處處長、現自貢市土地儲備中心主任王敦富說：“從我1994年當高新區國土處處長開始，就實行了‘五統一’管理體制：統一規劃、統一開發、統一征地、統一供地和統一管理。”

　　“所謂統一征地，就是‘打捆征地’，不一定非要有具體項目，按照規劃一次從集體組織征來，等有項目的時候再作安排。”王敦富告訴記者，這種征地方式在深圳、海南等沿海地區早就有了，操作起來比較簡便，雖然不符合當時的土地法規定，但可以在程序上做些變通，比如編一些項目名稱之類。

　　這種類似圈地的方式征來的土地，不一定短時間內有合適的項目進入，管委會就讓它荒著，甚至一擱就是七八年甚至十來年。

　　緊鄰市政府一塊面積約71畝的土地，至1995年征用后閑置拋荒長達9年，被央視曝光后，無償給予靜峰園藝和自貢市百盛園林有限公司做苗圃。今年3月31日，自貢市國土局公告拍賣此處為商住用地，起拍價每畝60萬元。

　　一直關注自貢失地農民命運的北京法學學者俞梅蓀概嘆，一畝地價差高達十至幾十萬之巨，7700多畝土地，是何種利潤概念！

　　土地流向何方？

　　很多失地農民一直關心：征來的土地具體收益究竟如何？

　　分管土地的自貢市常務副市長、原高新開發區管委會主任侍俊在采訪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依法批準征用的7775畝土地中，經營性用地3439畝，出讓所得2.9億元，每畝地均價8.5萬元，其他土地屬行政性劃撥。7700多畝總征地成本2.28億，每畝土地征地成本近3萬元；加之拆遷等費用，每畝地成本在7萬左右。

　　侍俊告訴記者，在新的《土地管理法》實施之前，并沒有規定經營性土地要公開招標、拍賣、掛牌，所以大多采用協商價格。所以，只要管委會集體研究，決定了價格，就可以轉讓，最后報市國土部門批準備案。

　　“小宗的土地，我也可以直接簽字同意。”侍俊市長還說，有些“不負責任的人”，誣陷他在中間倒賣了多少土地，得了多少“黑錢”。事實上自1997年他從管委會調任副市長后，雖然分管國土基建，但再沒直接批過一塊地，“都是他們管委會自己定價定買主，按程序報到國土部門審批，最后我簽字過目。”

　　那么，那3439畝經營性用地土地是如何進行流轉的？

　　經記者多方調查了解，大概分三個渠道進入市場。一是政府將1600多畝土地轉讓給高新開發區管委會下直屬企業“匯東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由其經營和進入二級市場；二是將1307畝土地，轉讓給紅旗鄉政府直屬企業金馬公司，由其經營轉讓。剩余的400多畝地，由國土部門管理。

　　為何政府愿意將如此大宗的國有土地，交由兩個自負盈虧的企業來經營？政府的收益又如何核算？

　　當年組建匯東股份公司的主要參與者侍俊講述了來龍去脈：開發區征了土地之后，由于是一級政府，無法進行經營，就成了匯東公司來承擔經營土地的任務。1994年5月，政府以590.5畝土地折價3300多萬的形式，入股匯東公司，占51％，另有幾家企業占股37％，并向定向社會募集股金占12％。

　　董事長由管委會主任兼任，侍俊就曾經兼過幾年匯東公司董事長。但他說，他是兼職不兼薪，也沒有股份，只是干活。“我可以保證地說，我和市里面的任何領導，都在里面沒有股份，決不是外面說的那樣一次分紅幾百萬。”

　　1996年，市國土部門再次以7.8萬每畝的價格，一次性向匯東公司出讓土地1060畝。應該交納給財政的8000多萬出讓金，以匯東公司為政府修橋筑路的工程款沖減。

　　“當時政府規定了匯東公司二次轉讓土地的基準價：臨街土地不低于23萬元每畝，街后的16萬每畝。”侍俊說。

　　手握1600余畝土地的匯東公司，十年來卻經營業績寥寥，據悉沒分過幾次紅。市里一位干部說，他買了幾百股匯東公司的股票，只記得有一次破天荒的分了紅，每股只有五分錢利，“還不如存銀行”。

　　另一家“土地專營”公司金馬公司倒搞得有聲有色。

　　按級別說，金馬公司只是一個鄉屬企業，所擁有的土地卻不讓匯東公司。自1995年成立伊始，到2001年，先后受讓土地1307畝。

　　參與過金馬公司組建的羅慶全介紹說，成立金馬公司，是為了安置和發展紅旗鄉的鄉鎮企業，準備建一個金馬工業園區，后來根據市里規劃做了調整，改變了用途，以經營土地為主。

　　這家公司2001年一筆值得關注的“交易”是：市政府以每畝四萬元出讓土地807畝，應該一次性收金馬公司2508萬土地轉讓金，讓金馬公司居然用這807畝中的375畝交還國家，以土地實物形式抵清了轉讓金，金馬公司的理由是這375畝完成了征地拆遷等，由“生地”(未補償地面建筑、樹木之前的土地)變成了“凈地”(已補償地面建筑、樹木之后的土地)。如此一“金蟬脫殼”，金馬公司從政府手中憑空賺了400多畝土地。

　　金馬公司從成立開始，董事長一直由紅旗鄉原鄉長、黨委書記陳文賢兼任，直到去年下半年，陳卸去黨委書記職務，到開發區管委會政策法制辦工作，才辭去董事長一職。他告訴記者，他在管委會主要工作，“是協助管委會搞征地動遷”。至于金馬公司，據了解，工作人員有30余人，實行全員招聘制。陳文賢表示，他并非像村民們講的那樣，三姑六婆都放到金馬公司搞“家族式企業”，只有妹妹在里面做普通員工，女兒曾經為公司開過幾天車。

　　還有一筆值得關注的土地轉讓發生在2000年10月9日。

　　那天自貢市城市建設綜合開發領導小組組長、現常務副市長侍俊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研究城市建設項目。當天《會議紀要》第四項內容是，把學苑街13畝沒經過公開招標的土地，交由市榮隆開發公司和市外貿倉庫開發，按每畝15萬元收取土地開發費。

　　而就在當時，一街之隔的對面地段，基價為36萬元一畝。

　　大約一個月后，紅旗鄉人民政府給市政府打了一個報告，稱鄉政府與榮隆房地產公司聯合開發學苑路7畝土地，原簽訂合同每畝按15萬元向開發公司收取，后收到市政府(2000)07號會議紀要，認為該宗地內公共設施用地范圍大，房屋拆遷補償費用高，開發后不僅無經濟效益，并且虧損巨大，要求減繳本應由榮隆公司交納的每畝15萬元土地出讓費。

　　文件一角，是侍俊的親筆批示：“鑒于鄉政府為解決鄉鎮企業發展問題，已按每畝15萬收取補償費，故市里基礎設施補償費按每畝貳萬元收取。”其意思是，市政府應該取105萬土地出讓費予以減免，只收每畝2萬的基礎補償費。而這筆費用，基本上是任何房地產開發項目都必須交納的。

　　據悉，7畝土地上原有紅旗機械廠、空壓廠、紅旗醫院三家鄉鎮企業，各類資產400多萬元，僅一次性作價30萬，連將房屋和附著物全部讓給榮隆公司。

　　對此，侍俊市長的解釋是，商住樓開發完成后，榮隆房地產公司已將價值135萬元的房屋交給紅旗鄉政府，其中105萬是抵地價款，30萬屬企業房屋作價。但曾參與房屋修建原紅旗機械廠經理曾順清透露，榮隆公司還給紅旗鄉政府的550平米房屋為輔助用房，每平方米售價在1000元左右，而卻以2400元每平米作價。他堅持認為榮隆公司在這樁中并沒有占到便宜。

　　采訪中，榮隆房地產公司和紅旗鄉政府屢屢被人提及，也屢屢被人提及榮隆公司老板呂榮淵和紅旗鄉鄉長陳文賢。

　　至于兩人是否傳說中的“鐵桿”，陳文賢的說法是“跟我關系不錯的很多，都是哥們兒”。但從采訪的情況看，陳文賢與呂榮淵應該頗有淵源，呂榮淵的夫人郭莉是金馬公司財務總監，呂家跟陳家的別墅相距僅數十米之遙——那里都是由金馬公司開發售地、自己修建的豪華別墅。

　　記者查看了國土局的規劃圖，每個別墅位置上都標有購地人的姓名，以陳文賢的兒子陳剛之名購地的有兩處：一處已建獨立別墅，一處建連體別墅。金馬公司郭莉、總經理鄧昌明都購有別墅用地。還有一個當地老百姓提及頗多的名字：劉偉林。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劉佑林的弟弟，新區成立前原是泥水工，現在是宏偉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老總。

　　而陳文賢在紅旗鄉任鄉長18年。在采訪中他堅決否認老百姓關于他財富的傳言，他說，所有財產來自于他的兒子陳剛。陳剛和他的幾個朋友合伙成立了“東川貿易公司”，從事土石方、建筑裝修以及少量房地產開發業務。陳文賢也承認，兒子以每畝八萬元的價格，從金馬公司買了6畝土地，修建了舊貨交易市場。

　　陳文賢向記者表示：“那是一處爛泥塘地，根本沒人要，別人來買也是八萬。所有款項都到了金馬公司，有據可查的。”

　　但是，一些失地農民堅持認為，一邊是他們土地被廉價侵占后的窘迫狀況，一邊是一個鄉屬企業大肆倒賣土地，無論從政策上還是操作上，金馬公司的土地黑洞都應該得到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