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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建
剛剛結束的政協常委會上，結構調整這一熱門話題一再引發了與會者的關注。政協領導，常委和委員們，以及列席的專家學者們的精彩發言，給人以極大的啟發。
結構調整首先要解決什么問題？當然是解決調整的主體，即由誰來調整的問題。顯
然，由政府來主導調整，永遠調不好。但現在的問題是，政府常常在扮演負責調整的角色。前一段時興的說法叫“有保有壓”，而保誰，壓誰，往往由某一級行政主管部門說了算。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在結構調整中政府的權限不但沒有削減，反而乘機增加了。無怪乎，近幾年來少見的“跑部”現象又出現了。
由政府主導結構調整，很有可能誘發如下問題：其一，過大的、缺少監督的權力容易產生腐敗；其二，會有“算不準”的情況發生，有關人員決策時可能出現偏差；其三，在算不準的時候只好搞一個或幾個指標體系，由于這樣的指標體系很難精確，“一刀切”就是避免不了的。其實，在“算不準”的情況下搞“一刀切”，這一類的調整手段在計劃經濟時期就搞過，實踐證明，這類型的調整從來就沒有成功過。
結構調整的問題應該是全局性的，通盤考慮的問題。從根本意義上，調整或調控的工作貫穿于市場經濟的全過程中。它的目的是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及時解決經濟發展建設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因此，調整或調控的方法更多地應該采用經濟的、法律的方法，用市場的手段，盡可能地少用，直至最終取消行政的手段和方法。
提出結構調整工作貫穿于市場經濟全過程中的觀點，并不表明目前的結構調整不重要。恰恰相反，目前的結構調整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它提供了將一般性的結構調整向深度推進的大好時機。
首先，這一輪的結構調整應該促進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國有企業利用調整的機會可以做到有序退出，甚至可以及時地賣個好價錢，防止國有資產的無形流失。舉例來說，一些經營不善的國有鋼鐵企業為什么不能轉讓給民營企業呢？如果民營企業能夠通過購并參與國有鋼鐵企業的改組改造，他們當然也就不必非要自己投資建新廠了。
第二，這一輪的調整也是推動區域和產業經濟結構調整的最好時機。國家既然已經做出決定，在一些投資過熱的地區和行業進行“點剎車”，那么同時應該在另外一些地區和行業“加油門”。比如，在西部、在東北、在中部等地區，在農業、科教等行業，國家應該加大投資力度，及時制定一些傾斜性的政策，為東部地區和一些過熱行業被壓下來的資金找到出路。
第三，這一輪的結構調整應該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步伐。既然政府不再事事親自動手，親自調整，不再過多干預微觀領域的事情，既然政府需要將主要精力轉到提供公共產品方面去，那么，政府原有的一部分職能必然要有一個“交接”，要交給商會組織及其他社會中介組織。顯然，政府是否心甘情愿地完成這一交接，并積極支持商會等經濟組織的工作，是檢驗政府職能轉變工作完成得怎樣的一塊試金石。
總之，自去年以來的宏觀調控和結構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遠未解決。如何在調控、調整工作中推動體制改革，推動其他深層次的改革，應該成為下一階段著重考慮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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