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強烈的欲望推動下，福安標會這種民間金融互助組織最終走向異化，成為一場巨額的賭博游戲并演化成社會性的災難。地下賭場、標會以及參與的老百姓們，究竟誰該為這樣的后果負責？

　　□本報駐京記者 夏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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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4日下午，福建省福安市一民宅內，六七名陷入標會深淵的當地百姓試圖向記者描摹標會崩盤的來龍去脈以及隨之而來的災難性后果。過去的一個多月，他們在絕望、悔恨和驚恐中度過。

　　在這個史無前例的標會風暴中，他們被卷入的財富少的有100多萬，多的則有600多萬，更糟糕的是，這些財富中只有小部分屬于他們畢生的積蓄，大部分則來自親戚朋友、銀行抵押貸款、高利貸以及從小會標來的會款。也就是說，除了傾家蕩產之外，他們還不得不面對一系列債主，其中的一些債主還可能給他們帶來致命的傷害。

　　當地最大的醫院閩東醫院最近陸續收治了一些特殊病人。安居新村居民蘇錦鋒因為當會頭的妻子欠了錢，在眾目睽睽之下被砍了數刀，被送進了醫院。另一個受傷的會頭鄭美榮也住在這里。就在記者到達福安的當天，穆陽鎮蘇提村會頭王希蓮因為會腳逼債，割腕自殺未遂被連夜送了進來。

　　7月3日，福安城內官村的一個會頭蘇玉影跳河自殺身亡。

　　在街頭巷尾甚至偏遠的村鎮，可以看到福安市公安局6月1日后發出的通告：禁止采取威脅、恐嚇、綁架、雇傭打手等非法手段追討會款，禁止借機哄搶財物、實施打、砸、搶。

　　這個以電機和船舶維修業聞名、福建東部經濟最為發達的縣市之一的福安市，現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標會傳統

　　福安市距離福建省會福州約3個小時車程，依山傍海，是福建東部經濟最為發達的市縣之一，這里做“會”的傳統由來已久。

　　6月26日，記者到了離福安市區約40分鐘車程的穆陽鎮蘇提村。

　　村民繆紹麟向記者展示了一張會單。這張會單顯示，會頭是王希蓮，參加會的村民(會腳)有31人，會是“月會”，每個會腳每月要交300元會錢，底座(最低競標標金，實際上是利息)是30元，開標日期是2002年3月10日。

　　“會”是這樣運作的： 會頭(發起人)負責召集會腳，在第一個月，每個會腳要向會頭交納600元的會錢，總計是18600元，其中的一半交給會頭免費使用，作為對會頭籌集會錢、組織競標、追繳會錢的回報，另一半9300元則拿來競標。

　　出的利息最高(假設是60元)的那個會腳，可以拿走這 9300元的錢使用，但從下一個月開始，他每個月都必須交納360元的會錢。這樣的競標每個月都要進行一次，一直到31個會腳都輪遍。

　　這種標會的好處是顯然的：需要應對諸如孩子上學、婚喪嫁娶這樣的急用的村民可以通過標會——而不是到處舉債——取得一筆現錢，然后在剩余的時間里分期還款；沒有標到錢的人則可以賺取他人競標時出的利息；而會頭也可以從中得到免費使用資金的好處。

　　因此，這種在街坊鄰里、親朋友好之間應急救濟之用的“會”就廣泛發展起來。會的形式非常靈活，群眾手中有個30元、50元都可以做“會”，能湊得齊10個人就可以做10個人的會，參加了這個會還可以參加那個會，完全視個人手上的現金持有量和需要來定。

　　在蘇提，“會”跟老百姓的生活緊密相連。蘇提是一個有1000多戶人家的大村莊，以手工制作的“線面”而聞名四鄉八里。當地村民凌晨兩三點鐘即起，和制面粉，要一直勞作到下午四五點鐘，才能生產出線面來，換取從二三十元到七八十元不等的收入，戶平均日收入則在五十元上下。

　　會頭王希蓮家并不制作線面，而是收購線面再轉賣出去。這就形成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當地的村民在一天的線面生產出來后，往往直接挑到王家去，賣面的款項也不拿回來，就直接抵作會錢。遇有臨時的一百兩百的小額需要，他們又到王家以很低的利息借回來。

　　兩年前，村里的農信社代辦點撤走后，他們就更多地把錢這樣“存”到王希蓮那里。王希蓮則因此獲得更多的周轉資金。

　　由于王希蓮信譽良好，“她總是能夠當天就把錢送到標到的人那里，七八年來都是這樣”，因此到倒會之前，不僅是蘇提村，甚至是穆陽鎮上的居民乃至蘇提周邊村莊的人，都跑來做王希蓮的會腳。倒會之前，這個只讀了幾年小學、“文化很淺”的農村婦女，名下的會達到53個之多，涉及金額在七八百萬以上。

　　可以想象，如果資金僅僅在有限的范圍內封閉運行，沒有與賭場發生關系的話，這種發育于鄉土、近十年來年利率約在3％、以調劑余缺、互助互濟為目的的民間金融組織也許還能繼續存在下去。

　　但事實并非如此。

　　6月25日晚，左手纏著厚厚繃帶的王希蓮在病床上不停地喃喃自語：“去年七八月，我就非常擔憂了。”

　　若隱若現的危機和導火索

　　但即便是憂心忡忡的王希蓮，當時也不愿意往“崩盤”這兩個字眼上多想。他們固執地認為，它不會演變成現實，更重要的是，它絕對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猴年春節前夕，福安城里的會腳們發現，大大小小的會頭突然不約而同打出許多欠條。會腳交了錢進去，中標的人居然從會頭那里拿不到錢。這是不祥的預兆。

　　到了年二十八，大大小小的會頭不約而同地宣布停標，過了元宵節再開標。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這更加劇了人們的擔憂。

　　這個時候，據說當地的數家銀行行長三次聯名上書，要求立即制止這種民間標會。這個消息是否真實，記者沒有獲得確證，但是中國人民銀行福安市支行在2003年12月20日確是向轄下各金融機構發出了一份文件。

　　這份文件的標題是：“關于謹防民間‘標會’襲擾正常金融秩序 切實做好旺季金融工作的通知”。文件同時抄報福安市人民政府。

　　但是，這個通知并沒有起到足夠的警醒作用。正月十六，福安城內大大小小的標會又重新開標了，會頭們奇跡般地兌付了所有欠條。

　　“那樣的危機(會頭兌付不了標款)都過去了，大家又把錢投了進去。”當地的老百姓說，春節之后投入的錢大概能占到全部錢款的70％-80％。

　　今年三四月間，福安城內幾乎是家家餐館爆滿，流行的口號是“爭分奪秒賺錢”，許多二十出頭的青年女子和三十出頭的少婦——她們是標會的主力軍，就在餐桌上交流各個會的利率高低，然后就拎著幾十萬的錢直奔而去。

　　一個出租車司機告訴記者，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姑娘帶著幾十萬現鈔，用600塊錢包下他的車，一天之內趕了48個會。

　　沒有誰愿意停下來想：這正是雪崩的前夜。

　　5月16日，當地大會頭李住突然到公安局投案自首，這個消息一夜之間傳遍整個福安城，多米諾骨牌就此倒下，不到一周時間，福安城內的標會全部倒下，不到兩周時間，村鎮一級的標會也全數停標。

　　誰為高額利率埋單

　　是什么力量使得這個城市的65萬人口幾乎是集體投入到標會中去，并使得這種以互助為初衷的“會”變成一個套利的工具？

　　答案非常簡單：高額的利率。

　　目前，一年期銀行存款利率是1.98％，住房抵押貸款的平均年利率為5％，當地高利貸的行情是2分，即約24％的年利率。而把錢投入到標會中所獲回報遠高于此。

　　記者獲知，在最后數月中，投入10萬元在一個月內獲得的利息在6000元到8000元之間，折合成年利則在72％到96％之間，這無疑是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在高額利率的刺激下，福安當地甚至出現了10萬元會和百萬元會，以常見的20天和30天周期計，一次標會套取的金額就在兩三百萬和兩三千萬。

　　由于村鎮的經濟發展程度低于城市，因此村鎮標會的規模也小于福安市區，利率也低于城市，這就形成了層級，正如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的一樣，不論是穆陽鎮的會頭王希蓮還是賽岐鎮的會頭張銀芳都把聚攏來的會錢進一步集中到福安市區更大的會里。甚至福安周邊的縣市，也出現了資金流向福安的情況。

　　記者設法找到一個鄰近的縣霞浦的會頭，他表示霞浦的錢也有往福安流的，但是有多少流向了福安，這位會頭諱莫如深。

　　就這樣，在高額利率的刺激下，大量的資金從村鎮流向城市，從百元會流向千元會，又從千元會流向萬元會、十萬元會，最終形成了盤根錯節、大會套小會的復雜的資金鏈條。

　　利率是資金的使用價格，那么究竟是誰出得起這樣高的資金價格？

　　記者在當地的采訪發現，這個問題的答案指向了地下賭場。在當地，地下賭場的存在幾乎是個公開的秘密。最為知名的是綽號“弟弟頭”的賭場老板。

　　“弟弟頭”經營的賭場是連鎖的，這些賭場的賭資巨大，知情人士說，標會崩盤之前，一個賭場光是向賭徒抽取的賭資每天都在50萬元以上。這里的規矩是贏了的賭場抽7％，輸了抽6％，僅以7％來計算，每天的賭面也在700多萬。由于金額巨大，計算賭資時甚至不得不直接用尺量，用秤稱。

　　高利貸和“天天會”就在這塊每天都需要巨額現鈔的土壤里發育起來。

　　起先，賭場里只放高利貸。但是，賭場里的利息實在是太高，借一萬塊錢一個月下來要還掉6000元，于是賭徒們就在賭場里現場做起“會”來，通過做“會”標來的賭資顯然要比借高利貸來得劃算，通行的行情是十萬元六分到八分利，這個價格比借高利貸來得便宜——付出6000元可以獲得10倍于借高利貸的賭本，又比賭場外的資金價格來得高。

　　接下來的情形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了。形成于賭場之內的“天天會”模式被拷貝了出來，推動“標會”改變了原來“互助”的性質，成為瘋狂套取資金的工具，同時，反過來，“標會”又為賭場輸送了更多的資金，促使賭場的賭面加倍膨脹。

　　現在的局面是卷入標會狂潮的福安老百姓所始料未及的。

　　陽頭片區的大會頭楊麗芬出走后歸來，給很多人帶來希望，但同時也是失望。會腳們獲得了初步清償，但是分攤下來的金額少得可憐，50萬元的本金清償下來只有3000元，不到1％。

　　因為會頭本身的大肆揮霍、會腳透標、攜款潛逃等諸多因素，要使本金的返還比率達到公眾滿意的程度顯然非常艱難。

　　為此，政府專門成立了治理民間標會辦公室進行治理。6月1日后，政府還陸續發布了十幾個文件，對有關方面的工作予以部署，公安機關則先后兩次發出了對14名犯罪嫌疑人的通緝令。

　　但是，如何徹底治理此事是這個城市面臨的嚴峻考驗。事實上，1992年，當地也曾發生過一次倒會事件，那一次“倒會”牽涉的范圍很小，主要集中在城市，村鎮幾乎沒有涉及，涉及的金額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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