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鄭良中

　　南京報道

　　寶刀老不老？這一次，79歲的寧波商人竺景成也許真的老了——當他15年前精神矍鑠地出掌一家企業時，絲毫沒有感覺到半點年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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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環與榮耀紛紛如珠玉般碎去，15年后的今天，他必須接受這樣的事實——傾注他晚年心血的江蘇建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建達股份公司)，在改制進程中，他及他一手安排的接班人兒子竺毅，被指控涉嫌隱匿、轉移國有資產總額達1.27億元而受追查。

　　2003年5月20日，江蘇省紀委迅速組織南京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支隊，會同省建設廳組建了17人的“5·２0”專案組。同年5月28日，竺景成、竺毅、韋葦3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2004年2月下旬，案件偵查終結，最近已經移交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該逮的逮了，該罰的罰了。竺景成還在取保候審，檢方應該會在7月份向法院提起公訴。”江蘇省建設廳紀檢組朱豐林處長說。而南京市鼓樓區檢察院公訴科一官員告訴記者的是，“專案組早就將案件移交過來了，但具體的起訴時間尚未確定。”

　　人生第二春

　　在花甲之年，竺景成選擇復出，成就了人生的“第二春”。

　　1989年，竺景成進入建達股份公司的前身江蘇省建達工程建設公司(由江蘇省建設廳下屬的幾家國有企業合資成立)出任第三任當家人。

　　其后，經歷了第一輪國有股份制改造，新成立的建達股份公司注冊資本4116萬元，依然是江蘇省建設廳主管的一家國有控股公司。根據工商資料顯示，其中國家股70.4%，工會法人股占21.26%，法人股占6.95%，個人股占1.39%。

　　竺景成在江浙一帶頗有人望。作為一個寧波人，他還擔任著南京寧波經濟促進會名譽會長。

　　參與調查此案的專案組一位成員承認，“他有建筑頭腦，也善于搞建筑，盡管不是公司的創始人，但的確搞得不錯。”一位接近竺景成的江蘇省建設廳官員介紹，退休前，竺景成一直在中建江蘇分公司工作，具有相當的人脈關系。一段時間曾擔任外事工程處處長，分管出國承包業務，積累了眾多與外商交往的經驗與資源。

　　以竺景成的強勢和他的廣泛資源，建達股份公司在他手上短短幾年時間，崛升為江蘇風云一時的明星企業，創造了數億元的財富。根據相關資料，建達股份公司具有外貿權，并擁有房地產開發、裝飾、園林、安裝等專業施工資質，先后在美國、日本以及香港、上海、昆山等地設立多家分支機構。

　　江蘇省建設廳曾在1999年前后，派了兩個副處級官員進入該公司任職，還派了一位紀檢監察的官員去當公司監事會主席。

　　江蘇省建設廳紀檢組朱豐林處長告訴記者：“準備讓竺景成干2年再退下來。可是趕上公司改制，就準備讓他搞完了再下。”

　　2001年5月30日，江蘇省建設廳對建達股份公司進行了截止審計評估，評估結果是1.7億元。當時竺景成提出他牽頭，由公司管理層進行收購。竺還希望打折，以六七千萬的價格買下來。江蘇省建設廳為此專門兩次開會討論，“兩次都沒有通過，認為竺沒有考慮職工的利益。”

　　導火索

　　事件的導火索，是其兒子竺毅挪用105萬元注冊新公司。在建達股份公司的改制過程中，江蘇省紀委接到舉報，反映公司管理層涉嫌挪用公司資金成立私人公司。經專案組調查，1996年，竺毅在昆山注冊成立了眾誠公司，注冊資金105萬，是一家私人企業，竺毅出資63萬做董事長，韋葦投入42萬做總經理，竺景成出任監事會主席。

　　事實上，“從1994年就埋下了伏筆，當時父子倆虛設法人股、職工股股權，減少國有資產價值。”專案組后來的調查結論是，為了減少公司國有資產總額，達到少花錢買國有股的目的，公司董事長竺景成、總經理竺毅、副總經理韋葦等人策劃，建達股份公司虛設法人股100萬股，隨后又挪用公司資金，成立私人公司(昆山眾誠公司)將這些股份購入，并通過送股以及轉增股，將這部分股份增至285.9萬股。同時，在200萬內部職工股中，職工實際投入也僅1／3，其余均由公司支付。而職工實際投入的1／3，也被當作福利，通過工會發還給職工。

　　但是，1994年至2001年間，虛設的法人股和職工股都按照帳面參股額參加歷年分紅、轉增股。“對這部分實屬國有資產的股權，公司管理層2001年改制時隱匿不報，導致國有資產總值減少約2333萬余元。”

　　正是其公司“內部穿孔”才導致矛盾公開化。記者在江蘇省建設廳紀檢組看到了厚厚一本舉報材料，紀檢組朱豐林處長說，竺氏父子沒有與公司中“關鍵的少數”處理好關系。當時，建達股份公司有8個老員工退休，這幫“有功之臣”認為，“我們60多歲就退休了，你70多歲了還可以不下。”作為交換條件，他們希望竺氏父子買斷公司后，他們還是新股東，占有一定股份。

　　但是，竺景成予以拒絕。這些老員工開始四處反映情況。從2002年4月開始，江蘇省紀委，組織人手開始初查。發現事態嚴重，江蘇省紀委迅速組織專案組調查。

　　污點重重

　　在8個月的調查取證中，專案組發現污點不止這些，竺氏父子還涉嫌鉆國家政策空子，利用職工在關聯企業兼職之便，以解決職工住房、發放工資為由，轉移隱匿資產。

　　2001年5月，竺氏父子偽造手續，謊稱公司購置的22套產權房已經分配給職工，并以職工參與房改支付的價格，將這些房產向資產評估部門進行申報，隱藏公司資產920余萬元。

　　1997年12月至2003年6月間，利用建達股份公司與建達承包公司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便利，在建達承包公司帳上虛擬名義工資支出帳，同時在兩家公司上海分公司間互相提取名義工資，累計金額達1010萬余元。

　　專案組一名成員還介紹，竺氏父子通過與分包企業簽訂虛假購銷合同，惡意提高工程分包價格，大量虛掛應付帳款，減少公司資產總值。

　　1994年4月和1996年6月，建達股份公司在承建長春香格里拉大飯店工程中，與分包施工單位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二分公司、第四分公司簽訂虛假合同，偽造工程決算書，并取得這兩家公司詢征確認。“僅此兩筆，就在帳上虛掛“應付帳款”1279萬余元。”

　　2000年8月，為了進一步減少公司中的國有股股份，又策劃與境外公司聯合，以美國聯合海外投資公司名義增股33萬美元，使建達股份公司在建達承包公司擁有的股權，從60%下降到46.16%，同時，“雙方私下約定，增加的股權實際歸竺毅個人持有。”

　　專案組一名成員介紹說，父子倆經常到國外公司考察項目，僅2000年就出去十幾次，沒有向任何上級單位打招呼，“2002年的補貼費就達到了10多萬。”2003年1月，竺景成到澳門豪賭，欠下賭債50萬元，也是由建達公司“買單”。

　　“因為作案手法隱秘，父子聯手違法犯罪行為綿延了9年。”參與辦案的南京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支隊一官員說，改制已經被少數人視為“中國最后一次暴富機會”，他們千方百計地以盡可能低廉的價格占有盡可能多的國有資產，甚至用從企業中套出來的錢去購買企業，無本萬利。

　　“一個人的企業”

　　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就像孫悟空一樣，戴緊箍咒容易，要脫下來則很難。”一位同情竺景成的公司高層如是比喻。

　　他說的“緊箍咒”，指的是建達股份公司頭上的一頂“紅帽子”。

　　這名公司高層說，“省建設廳分文未投，當初戴‘帽子’，是為拿項目時不遭遇‘姓別歧視’，如今他想摘帽子，就犯事了。”

　　江蘇省建設廳一官員認為，竺景成把公司當作自己的家族企業在操作。“一直認為公司是他的，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冤枉的。”

　　在南京中山北路223號的建達大廈8樓，暫時被指派的建達股份公司負責人吳總經理認為，當時公司由幾個國有企業合資辦的，就說明不是民營企業。“盡管竺景成本人信譽好，但很多合作項目是沖著政府背景而去的。”

　　吳說，“他是個悲劇性人物。當然，政府也有責任，這么大歲數，你還讓他一個人來做，一干就是十五年，而且還沒有相應的監管。”

　　“當年紅塔集團的褚時健不也是如此嗎？”吳總說。無論規則合不合理，接受就意味著遵守，觸犯就要付出代價。

　　沒有褚時健，就沒有紅塔的今天，這樣的句式可以復制到竺景成及建達股份公司身上。沒有人能夠否認他們對于企業的貢獻，但同樣，也沒有人能否認他們在企業內部所享受的巨大權力。在外界的眼中，他們的名字往往和企業劃上等號。

　　有人評論說，對企業無與倫比的貢獻和在此基礎上而產生的諸多大權系于一身的事實，使人們強烈地感受到：企業就是他們的帝國，這樣的企業是“一個人的企業”，而忽視了其事實上的性質是國有。

　　悲劇總以相同的方式告誡創業者和監管者，國企所有權難道是個始終解不開的結？出資人缺位使得許多國企長期處于經營者個人或者內部人控制之中。對許多勞苦功高的國企創業者來說，讓他們接受真正的監督總是一種奢望。

　　不少當地人發出疑問：既然始終認為是國企，為什么讓一個退休年邁的老人擔任一把手長達這么多年？為何缺乏有效監督，出現“一個人的企業”？

　　如果可以回到15年前，竺景成是愿意選擇復出，還是寧愿終老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