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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美聯社發布了一條消息，聲稱歐盟已經拒絕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地位國家”。歐盟的“評估認為中國經濟有著太多的政府干預行為”。美聯社還洋洋得意地說，歐盟“這一決定對北京是一重大打擊”。
去冬今春以來，當“入世”一詞還沒有淡出大多數中國人記憶的時候，又一個“入市”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
5月6日，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在中歐投資貿易研討會上致辭時講的一句最重要的話是：“我今天只想對大家說一句話：希望盡早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同一天，溫家寶總理與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會談時指出，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基本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希望歐盟充分注意到這一事實，盡早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普羅迪當時就答應，歐盟將在6月底給中國一個答復。
是什么樣的原因，使得“市場經濟地位”這個概念變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個堂堂大國的商務部長面對中歐各界名流只想說這么一句話，甚至國家總理在縱論中歐關系大局時，也要特別強調這一問題。
中國全力拼爭市場經濟地位，主要是因為中國加入WTO的議定書第15條將中國有條件地定義為非市場經濟國家，而且長達15年。非市場經濟地位給中國帶來三大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其一，它導致我國的出口企業在對外反傾銷應訴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并成為我國企業敗訴的主要原因。其二，中國企業難以勝訴，客觀上又進一步刺激某些WTO成員對我國的產品提起更多的反傾銷申訴，同時打擊了我國企業應訴的積極性，形成惡性循環。其三，非市場經濟地位否認我國建設市場經濟的成果和現狀，影響我國的國際形象。
當前，在全球范圍內，平均每7起產品反傾銷案中就有1起涉及中國，中國一直是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之一，也是反傾銷最大的受害者。美國一直是頻繁地對中國揮舞反傾銷大棒的急先鋒。早在1980年，美國就率先對中國的薄荷發起反傾銷。6月底，美國又開始對中國彩電征收最高可達78.45％的關稅，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彩電業，居然倒在了美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大棒之下。
實際上，早在4月14日，新西蘭作為第一個西方國家已經最先宣布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從而使這一被稱為“反傾銷應訴攔路虎”的問題在發達國家中實現了“零”的突破。美歐之所以遲遲不肯松口，一個原因是希望借此換取更多的利益。因為“非市場經濟”因素使得我國產業、部門及產品在反傾銷等訴訟中處于劣勢地位，當這個因素被不當使用時，更使我國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只要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就可以以此為條件，披著合法的外衣，隨意揮動反傾銷的貿易制裁大棒，征收高額關稅，制造另外一種意義上的貿易壁壘和不公平競爭。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西方國家卻有意識地摻雜了過多政治因素。根據有關報告測算，2001年中國市場化程度已達69%，超過了60%的世界市場經濟國家臨界線。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也認為，在所有新興市場經濟體中，中國是最開放的國家之一，或者說是開放程度最高的國家；美國傳統基金會和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等著名智庫對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經濟自由度排名中，中國的名次遠遠高于美歐認定的“市場經濟國家”俄羅斯！為何美國和歐盟不認可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有專家一語道破天機：“承認與否不單是經濟問題，它很大程度上還與政治聯系在一起。”近幾年，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加上中國有別于美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以及獨立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國的商界和政界在中國加入WTO、“最惠國待遇”這些大棒失去作用以后，都在尋求一種手段來遏制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正中其懷。由此可見，國際關系中從來就沒有單純的經濟問題，政治因素、國家利益、意識形態雜陳交融，錯綜復雜。美國可以承認“民主”的俄羅斯為市場經濟國家，卻拒絕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歐盟可以在2002年突然承認俄羅斯為市場經濟國家，卻在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看美國的臉色與美國同步。歐盟一些人士也承認“給不給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是一個政治決定，而不是技術決定。”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明白，“市場經濟地位”之實并不在于經濟，更多在于政治。在“非市場經濟地位”的討論已經超出了純經濟范圍的時候，我們用什么來迎接這項國際政治挑戰？“非市場經濟”問題在國際貿易當中實際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實際利益的政治問題，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需要有我們的籌碼。(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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