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郭云 深圳報道

　　5月底，深圳市政府從羅湖區舊址遷入福田區新址，同處于城市中心區中軸線上的會展中心也在迅速剝掉施工痕跡，這座占地22萬平方米的龐大建筑將在10月隨著第六屆高交會的召開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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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們仍然繼續在擔心會展中心將帶來的巨大交通問題。這樣的擔心也發生在中央電視臺的選址問題上。當然，后者并非已成現實，并在人們的疑問之中，由原來的落戶CBD變為在CBD和重選遠離市中心的地區之間進行選擇。

　　如何平衡規劃和發展之間的沖突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城市必須思考的重要話題。

　　令人爭議的選址

　　為緩解城市尤其是市中心日益加重的交通壓力，目前國內一些大城市在制定規劃時，通常采用“薄弱市中心”的發展模式，類似會展中心這種可以預見將會給城市交通帶來較大負效應的建筑設施，通常會被考慮安排在相對外圍的區域內。相比之下，深圳會展中心選址中心區的做法就顯得有些難以理解。

　　“這樣的布局，就像是把一輛巨大的貨柜車丟到一堆玩具當中”，深圳市規劃研究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輕的規劃師批評說，“會展中心所在的中心區南區，由于最初定位為商貿中心，區內地塊、路網和建筑的規劃布局都已做了比較細碎的設計與切割，尺度不是很大，硬要安置這樣的龐然大物在其中，即便僅從美學角度來看也是不協調的，更何況功能”。

　　路網密度可以減少出行的距離(去往某個方向不必非走一條路，不必繞彎子，而是有多條道路可供選擇)，本質上減輕了交通的負載，并且，加大路網密度可以增加城市臨街地塊的數量和各地塊的臨街面，也是提升土地價值的重要途徑(紐約的路網密度是平均每六十米就有一條路)，正是基于這種考慮，設計者早在規劃之初即制定了深圳中心區南區相對細密的路網布局，而這顯然與將會展中心這個橫跨數百米、占地數十萬平米的龐然大物安置于此的做法不無矛盾。

　　相似的事件是央視東遷。關于央視是否應該遷入北京CBD的爭論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一個同樣會令區域交通負擔增加數倍的龐然大物安插在商務中心區，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的討論到目前為止仍在繼續。

　　按照北京CBD的總體規劃，區內道路占土地比例為39%，為了便于區內暢通的交通流動，有較密的路網布局，因此，占地18余萬平米的央視大廈中間必須有一條市政道路穿過，但作為有武警把守的國家安全單位，怎能允許有道路從中穿過呢？

　　反對者認為，如果央視是鐵板一塊，不允許有車輛穿過，那無異于在CBD當中安置了一座大山，總建筑面積接近50萬平米、最高部分高度達230米的央視大廈，其雄偉的身姿不僅將使本來就已擁擠的東三環附近CBD區域更顯局促，并且原有的道路更將被這個龐然大物切割得難以為繼，而為央視服務的數千家上下游單位，天天進出CBD，屆時CBD將成為北京又一交通狀況混亂不堪的嚴重擁堵地區之一，有玩笑甚至預言，央視的轉播車可能只有安裝上警報裝置后才有可能從一望無際擁堵的車流中穿過。

　　央視因此被許多專家認為應另覓新址而遠離CBD。

　　時間的差距

　　在深圳國土規劃局，面向市民開放的城市規劃展示廳，中心區的沙盤模型很醒目，但目前的會展中心位置卻顯示為一片綠地，并標有野生植物園的字樣，工作人員解釋說這個模型時間比較早，新的模型還沒做好。

　　事實上，深圳會展中心的選址從提出設想到最終確定方案期間幾經反復，經歷了從中心區到深圳灣、最后又回到中心區的決策變化，1999年才最終通過法定圖則以法律的形式被確定在中心區南區現在的位置上。決策者們似乎就是否可以將這樣的建筑放置在城市中心做過仔細的權衡比較，但為什么最終這枚碩大的貝殼(會展中心外形猶如一只光潔的貝殼)還是落在了城市中心？

　　“放在中心區，在當時來看，也許是最好的選擇”，上世紀九十年代曾代表一家事務所參與深圳會展中心選址設計方案招標的設計師孟巖說，當時幾個參選方案的主要意見都傾向于將會展中心放在這里(中心區)，那時的中心區不像現在，幾乎是一片空地，空空蕩蕩的沒有內容，怎么樣才能把人帶到這里來，這在當時是最令設計者感到憂慮的問題，“把會展中心這樣一些功能設施安排在這里，就等于把中心區的框架先搭起來，中心區變得可以看見了，這在當時很重要。”

　　看上去，深圳會展中心選址中心區的目的也與央視當初選址北京CBD(或者北京CBD選擇央視)如出一轍。

　　有關資料顯示，1993年國務院批準的《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明確提出，在朝陽門至建國門、東二環至東三環一帶，規劃建設北京商務中心區。1998年北京市規劃局在《北京市中心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將北京商務中心區的范圍確定在目前這一范圍內，占地3.99平方公里，計劃總建筑規模1000萬平米。

　　朝陽區規劃委員會一位負責人對本報記者回顧CBD初生之際的冷清，事實上，CBD的提法，象金融街的提法一樣不過是區級政府提出，并未上升到市政府審批的程度。而2000年前后啟動建設的北京CBD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急需令美好藍圖化作現實的有效動力來推一把，而此時，中國申奧成功，央視面臨2008奧運全球轉播任務，舊有的大樓已嚴重超負荷運作無法承擔此項重任，央視需要新建大廈。由于建設資金是靠劃撥而來，有一定上限，而央視舊址所在的海淀區給出的選擇是地價不能低于每畝40萬元，這一價格門檻令央視頗感為難。而央視有關人士也對本報記者回顧了當時的情景，時任朝陽區區長的蔣少宇，得知央視的困境，親率十余人到中央臺，推薦了朝陽區十余塊地以供選擇，包括位于CBD內的后來被央視選中的地塊。

　　央視的到來無疑令啟動之初的CBD振作勢氣，大名鼎鼎的庫哈斯設計的央視大廈效果圖一時間風光無限，預計建筑造價50億、造型獨特的央視大廈幾乎成了CBD向外界炫耀其豪華宏大氣質的專屬符號。2003年北京市副市長范伯元公開對外宣布的關于2008年北京CBD預計完成建筑面積700萬平米的開發量，就包括了央視大廈的50萬平米在內。

　　但隨著CBD區域內各種設施和功能配套的逐步到位，正如北京其它任何一個繁華地區一樣，交通開始成為日漸喧囂的CBD的核心話題，人們開始懷疑這個由庫哈斯設計的光鮮無比的巨大建筑將給CBD內的交通系統帶來無法承受的沉重壓力，并最終成為阻礙其發展的一塊心病。

　　各種反對之聲令位于北京東三環中路32號的央視大廈施工現場一直處于悄然停頓的狀態，關于央視放棄東遷轉而西移的猜測隨之四起，但一直未有定論。雖然近日朝陽區區長陳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仍表示“央視就在CBD”，可是央視內部有人員卻稱央視新址“已在海淀區四季青往西”。

　　選址的弊病

　　“城市高速發展時固然會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問題，但這次(會展中心選址)顯然不是技術因素使然”，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輕的規劃師認為，選址帶來的最明顯的問題將是交通問題。

　　有關資料顯示，每年，深圳規則最高、規模最大的高交會為舉辦地及附近區域的增加約15萬人次每天的人流量，而解決這些人流需要數百臺大中小型車輛每隔5到10分鐘一趟不斷循環往復運載客流。新的位于城市中心區的會展每年會召開數十上百個各種展會，展會產生的交通需求的增加會不會令這一區域造成交通擁堵呢？

　　同樣的問題也反映在央視是否應該遷入北京CBD的問題上。有調查顯示，北京有與電視直接相關聯的公司1000多家，間接相關聯的公司3800多家。按照央視的規劃，到2008年，CCTV的電視頻道將從現在的12個增加到60個。CCTV的遷入將形成和帶動從節目制作、大型活動策劃組織、硬件及新技術研發供應到影視經紀人、代保險、金融投資服務等一個龐大的文化產業鏈，而相關人流帶來的巨大交通需求則難以想象。

　　“判斷一個地區的交通是否會產生擁堵的前提是，除了道路交通網絡，是否同時配合有充分的公共交通系統，例如地鐵，”深圳市城市交通規劃研究院總工程師李鋒解釋說，“在自然發展狀況下，城市交通的建設永遠無法滿足交通需求的增長，即便會展中心不放在這里，也不能說這里就不會產生交通擁堵，這就像市場的供求關系，為了達至平衡，需要相關的約束和調整，比如道路使用成本的管理，當越來越多人選擇通過私人車輛進入城市中心時，城市中心的道路就會供不應求，這時需要通過供格杠桿來控制，比如提高停車位的收費標準，這樣一來人們會轉而尋找公交途徑來解決達到中心的辦法，交通壓力自然得到釋放。國外很多城市的實踐證明這是一個可取的方法，香港會展中心建在最繁華的灣仔，并且一面臨海，交通條件應該還不如深圳會展中心，可是由于有成熟的地鐵交通和成本意識做支撐，他們并沒發生選址與交通壓力問題的爭論，事實上也沒有發生這樣的問題。另一方面，道路作為城市公共設施，應該是大多數市民共同擁有的，當交通過量引起擁堵甚至環境等問題時卻并不必為此支付相應的成本，這本身也是對公眾利益的侵害”。

　　“城市中心的大型Shopping Mall也會帶來大量人流和交通的相對擁堵，但它同時也為城市提供活力，而城市需要活力”，曾參與深圳會展中心選址的設計師孟巖表示，雖然目前大多數城市都是把會展中心這樣的設施放置在城市邊緣相對開闊的區域里，但也不盡然，會展中心選址需要考慮的是功能是否單一，如果放在中心區的會展館只是作為高交會等大型展會使用，功能比較單一的話，那么，占地面積如此龐大的會展設施帶給中心區的影響將是片區活力不足、昂貴的土地價值無法充分體現、土地資源使用上的浪費等問題。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讓會展中心變成城市或中心區功能的配套，成為既可以舉辦大型展覽、會議，又兼具餐廳、娛樂和一般市民參與各種活動與展覽的具有豐富功能的場所。

　　如何規劃不確定

　　“深圳城市規劃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對未來預期的判斷與設想，二十年前，我們無法想象深圳的今天會是什么樣子。”中國城市規劃研究院深圳分院的朱容遠院長表示，他本人及其所在的研究院于1991至1992年期間參加了深圳中心區的詳細藍圖規劃工作。城市規劃對城市未來的作用和地位的不確定性始終是橫亙在深圳規劃研究工作面前的一道門檻，中心區規劃也遇到同樣的問題，比如中心區需要怎樣的商務功能和規模才能達到支持地區經濟活動的目的，這種問題的選擇在當時是沒法判斷的，即使采用極限推理制定在當時看來是最高標準的規劃方案，也必然會受到當時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約束，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會展中心最初選址中心區實際上是城市在某個歷史階段所做的必然選擇，希望借助它本身的集聚效應，加速中心區的建設。北京CBD當初盛情邀請央視加入又何嘗不是這樣的意圖呢？

　　正如李鋒所言，“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絕對對立的問題”，城市規劃是一系列復雜的系統工程和科學體系。尤其是在從無到有并且不斷加速的中國城市建設過程中，對城市未來預期判斷的困惑，又何止是深圳會展中心或者北京CBD遷入央視遇到的問題。

　　看來，能夠令規劃在城市經濟、社會和諧繁榮發展中更好地發揮作用，除決策者外，輿論也同樣需要秉持一種科學理性的專業精神，畢竟，對于目前面臨巨大輿論壓力的央視而言，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是：必須在年底動工，否則就不能完成與奧組委簽訂的2008年承擔的“數字化轉播”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