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寧

　　央行于4月中下旬連續兩次上調準備金率，并動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行政手段來抑制貸款和投資。貸款增幅迅速回落，投資增幅更是呈幾何級數回落，受調控的行業更是出現價格驟跌。宏觀調控立竿見影，但其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也不可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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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市場的反應

　　在此輪宏觀調控中，資本市場首當其沖，所受影響頗大。國債暴跌，長期債半個月跌幅超過20%，國家信譽受損，銀行壞賬急增。由于資金鏈斷裂，嚴重依賴國債回購融資的券商被迫狂拋股票國債，補回購缺口，但卻形成惡性循環。股指兩個月暴跌超過20%。

　　由于資金鏈斷裂所造成的股市暴跌，使流通性好的大盤藍籌股反成為重災區，而推崇價值投資理念的基金經理也陷入窘境。

　　宏觀上銀根緊縮，國有企業被要求退出股市，股市融資創七年新高，而《國務院九條意見》關于保護公眾投資者利益，解決股權分置問題，擴大資金來源方面的條款卻難以落實。所有這些合力，已經使證券業陷入了資不抵債，資本市場受到了沉重打擊。

　　此次調控也使香港H股為代表的中國概念股暴跌，一些受調控行業的股票半個月跌幅超過50%，市盈率跌至2倍。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外資對中國經濟一片看好。當時H股大漲，除了H股公司業績上升，重要理由就是中國已經實行市場經濟，應當按國際標準對其重新定位(Rerating)。現在他們看到投資H股的不確定性大大提高，導致了一部分國際資本不計成本地退出中國概念股。

　　應堅持市場化導向

　　經過多年積極的財政政策，特別是受“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保護私有財產、實行國退民進、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政策鼓舞而調動起來的民間投資積極性受到了嚴重挫折，不少民企集團陷入困境。

　　要判斷某一行業是否過剩，不僅要預測國內需求，還要分析其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和比較優勢。許多因素又隨生產率提高、技術進步、價格和匯率變動而變動。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中國外貿依存度高達70%，所以要預測某行業是否過剩，也應充分考慮到國際需求。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基礎性作用。資源配置就是投資者根據價格信號在不同行業間進行投資，這是微觀決策。如果政府一直管到行業甚或項目，宏觀調控就有可能成了微觀調控。

　　重視新問題

　　各種數據表明，無論是投資增長，還是基本原材料價格，都在3月見頂，4月滑落。CPI指數按環比也已顯現回落趨勢。貸款增幅已連續幾個月趨緩。在這種情況下，4月下旬不惜動用行政手段對經濟用猛藥，可能人為地加大經濟增長率的滑落。5月份投資增幅從34%，猛跌到18.3%，汽車產銷量連續兩個月大幅下降，都是不祥之兆。考慮到調控影響的滯后性，以及美元正在開始新一輪回升周期，如不采取果斷措施，重回通縮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同時，項目大量下馬，可能形成新的巨額銀行壞賬。

　　1990年代末期中國經濟經歷了短缺經濟向過剩經濟的轉變。這一轉變是經濟市場化、國際化以及企業制度潛移默化的變革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這一背景下，不存在長期的資源約束，也不存在長期供不應求的商品。在國企改制不斷釋出冗員，城市每年新增大量就業人口，以及數以億計的農村潛在失業人員不斷涌入城市的情況下，勞動力的價格難以大幅上漲。中國不存在長期通貨膨脹的基礎，其主要矛盾是就業和通縮問題。

　　大宗原材料和糧食等大宗商品漲價，與國內供求有關，但更大程度上是兩年多來人民幣隨美元大幅貶值的結果。人民幣兌歐元的最大跌幅超過50%，兌日元近30%。對我們這種大進大出的經濟，就意味著高價買進原材料，低價賣出制成品，既賺不到利潤，又引發貿易摩擦，還輸入通脹。我們實行的所謂穩定的匯率政策，就是釘住美元，而實際上美元卻非常不穩定。美國根據自己的需要忽而采取強勢美元政策，忽而采取弱勢美元政策。近幾年，人民幣跟著美元，先是兌歐元大幅升值40%，接著又貶值50%。實際上我們沒有了真正獨立的貨幣政策。

　　應當看到，中國本輪經濟增長是城市化和重化工化、以住房和汽車為代表的消費升級、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和中國主要城市在世界市場中重新定位等多種合力作用的結果。這是歷史性的機遇，可遇不可求，但同時我們也面臨印度、俄羅斯和東歐的競爭。在這個背景下，經濟出現超常規發展，第二產業發展較快，能耗較高，對世界資源的占比提高是很正常的。以鋼鐵為例，發達國家的人均鋼鐵保有量已有七八噸。煉鋼主要靠舊鋼材回收，而中國人均不足1噸，煉鋼要先經過采礦、選礦、燒結、煉鐵，能耗當然大大提高。用發達國家單位能耗產生的GDP與中國相比更加不科學。發達國家早就完成了城市化和重化工化，各項基礎設施早已完備，高能耗的制造業不斷向外轉移，這是一個歷史過程。同時，由于匯率、現金交易大量存在，稅收制度不完善，統計指標等問題的存在，導致了我們GDP是大大低估的，如按購買力評價計算，我們的能耗比和效率指標要好得多。

　　政策建議

　　首先，在認識上，要真正相信市場，相信中外投資者的智慧，盡量減少過度的行政干預，讓市場多“說話”。宏觀調控應當是市場調節的補充，限于財政貨幣政策及產業政策，而不應變為行政性的微觀調節。鑒于緊縮已經過度，應適當放松銀根，防止經濟硬著陸，重回通縮。

　　第二，下大力量落實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推進國企改革，切實保護和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稅制改革等多項改革，完善社保機制，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第三，切實落實《國務院九條意見》，堅決果斷地解決股權分置和證券業久已存在的不良資產問題。

　　第四，應改變被動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人民幣應與一攬子貨幣掛鉤。由于美元與歐元、日元等主要貨幣往往變動方向相反，這樣掛鉤會使人民幣匯率比較穩定，減小輸入性通縮或通脹。策略上也可以此為籌碼，換取發達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最后，地方政府直接面對就業壓力和其他地方的競爭，更加靠近市場、靠近企業、靠近百姓，它們不僅要對中央政府負責，也要對一方百姓負責。它們的職能要由自己抓經濟，轉向治理環境，招商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