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剛

　　“我們這兒的地1000塊錢一畝，都賣給幾個上海人了。” 帶記者前往鹽城“上海工業園”的出租車司機小吳非常肯定地說，這時小吳還不知道，由于國土資源部的介入，江蘇鹽城以千元價出讓“上海工業園”7500畝土地的協議已被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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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就有舉報信反映：“2003年7月，在沒有任何合法批準手續的情況下，鹽城市委、市政府以協議轉讓的方式，以每畝1000元的價格，從鹽城經濟開發區出讓土地7500畝，給了打著‘上海工業園’招牌的幾個開發商，共得土地出讓款750萬元。”

　　6月8日，這一交易行為被曝光，一時間，江蘇鹽城成為眼下兩大熱門話題——違規圈地和強制拆遷的交匯點。

　　記者從鹽城市政府獲悉，目前國土資源部和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已介入調查。

　　上海工業園忽然轉入低調

　　“這里本來有很多塊標語牌的，怎么突然都不見了？”出租車司小吳幾經猶豫后才確認，眼前這塊土地就是記者要找的江蘇鹽城經濟開發區上海工業園。小吳說，原來這里的標語牌上寫有“開發上海工業園”等文字，而給他印象最深的一塊標語牌是“建設鹽城小浦東”。

　　當地村民反映，這些標語牌是最近幾天才被拆掉的。“上海工業園”忽然轉入低調自有其道理。6月9日，“鹽城上海工業園”問題被曝光后的第二天，江蘇省國土資源廳的調查人員就來到鹽城。

　　江蘇省國土資源廳辦公室主任吳震強告訴記者，調查組由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和監察廳聯合組成。隨后，國土資源部也下達任務，委托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對鹽城的土地問題進行徹底調查，并把調查結果上報給國土資源部。

　　“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對這次調查極為重視，廳長陶培榮以及幾位副廳長都先后趕赴鹽城考察，省廳監督執法局的3名工作人員一直到6月18日才離開鹽城。”

　　而此時的鹽城經濟開發區覺得有些委屈，他們認為，鹽城是在國家相關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進行了一些創新，并無大的不妥。他們相信省廳的調查結果能證明這點。

　　“鹽城經濟開發區上海工業園的做法與鐵本違規圈地有根本不同，我們到現在為止一畝地也沒占、一個項目也沒上。” 鹽城經濟開發區管委會辦公室主任尹躍對記者說，“我們從沒有‘圈地’，上海工業園只是個發展概念。”

　　尹躍提到的“上海工業園概念”成型于2003年6月，當時鹽城經濟開發區與鹽城上海工業園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海龍舉行了上海工業園簽字儀式。

　　上海工業園就在鹽城經濟開發區東區內，規劃面積5平方公里(約7500畝)。按照規劃，上海工業園采用自主招商引資、自主開發經營的“區中園”形式，建成后總投資將達到60億元人民幣，據稱可實現工業產值100億元。

　　上海工業園和鹽城經濟開發區的協議稱：“為了彌補乙方�熒虾９�業園�犝猩毯烷_發費用，保證其合理收益，甲方�熼_發區�牉橐曳揭�進項目提供的上海工業園土地出讓價格由乙方和引進項目方確定，并符合國家有關土地政策法規。但必須經過甲方簽字同意。甲方收取1000元／畝的土地出讓協議金后，差額部分由乙方所得。”

　　1000元不是“地價”？

　　尹躍承認，按照協議，鹽城市只按照每畝1000元收取“土地出讓協議金”，而張海龍賣土地能收回多少錢與鹽城市無關。尹躍強調這1000元不是“地價”，而張海龍要實際要付出的資金也遠不止這些。低價是有關聯條件的�熞环矫鎴@區內的道路、排水、土地平整等基建項目要由張海龍出資；另一方面，對張海龍的要求是每畝引進投資80萬元，總數60億元，引資費也由張海龍擔負。這些錢都只能從張海龍賣出的地價中來，因此“每畝地只收1000元是經過多方面的慎重考慮的。”

　　按照江蘇省相關土地法規：對商業、旅游、娛樂和商品住宅等經營性項目用地，必須采取招標、拍賣或掛牌方式出讓。工業項目用地應主要采用招標、掛牌等方式出讓。確需協議出讓的，不得低于省政府公布的每畝8.67萬元的協議出讓土地最低價。

　　但“上海工業園”這份協議的絕妙之處在于，鹽城上海工業園有限公司只相當于一個分包商，它并沒有把土地直接征用。由它招商來的每個具體項目才是土地真正的使用者，只是這些項目土地價格由“上海工業園”來決定、來收取。

　　尹躍告訴記者，上海工業園每招商來一個項目都要經過個別報批，手續齊備后才會上馬，所以“上海工業園”根本不需要作為一個整體報批，自然也不存在什么違規上馬的問題。現在他們一共上報過四個“上海工業園”內的項目，但都還沒有批下來。除了其中一個占地882畝的上海國際商貿城項目曾經擅自違規售賣過商鋪外，其他項目都沒有動。他們也已向負責該項目的鹽城金筍置業公司下過整改通知。

　　鹽城市政府新聞處舒處長向記者介紹，由于鹽城的事情并不復雜，調查組已經得出結論并上報送到了國土資源部，相信“結果對鹽城相當有利”。

　　對于鹽城市的說法，江蘇省國土資源廳辦公室主任吳震強并不同意。他告訴記者，省廳的調查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調查結果已上報給國土資源部。他們通過調查發現，媒體關于鹽城違規出讓土地的報道大體是正確的，確實存在這樣一個“土地出讓協議”，其主要內容是委托招商的，但給了上海商人張海龍相當大的土地定價權。吳震強確定說：“這份協議中違法、違規的地方很多，已被勒令終止執行。”

　　記者詢問下一步是否會對鹽城相關人員進行處罰，吳震強表示，追究責任的事由監察機關負責，他們只負責調查清楚事實。不過鹽城的土地違規確實沒有造成太大的實際損失，因為這份“出讓協議”還沒有大規模執行，“項目并沒有開工，土地也都還在”。

　　在中央政策的邊緣游走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明顯感受到鹽城地方政府強烈的“發展沖動”。鹽城市的官員們提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發展”——只有先把本地區的經濟“發展”上去，人們才能從中實際受益。而“發展”的過程中會出現各種問題，這就需要通過更快速的“發展”來解決。

　　6月22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國2004：政策分析與經濟展望”峰會上，吳敬璉教授從更為宏觀的角度表達了他對各級政府“發展沖動”的擔憂。

　　吳敬璉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明顯存在“政府越位”的現象。各級政府手中控制的資源太多，對微觀經濟事務進行干預的權力太大。例如，土地資源基本上都在政府，各級政府對土地有很大的出讓權、定價權，而我國現行法律體系對政府使用土地缺乏足夠的約束機制。地方政府很容易利用手中的資源和權力控制本地區經濟的發展方向，行政行為由于缺乏市場約束機制，常常會引發不計成本、不問回報的投資活動。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如果運用“一刀切”的行政干預的措施，可能收效比較明顯，但“一刀切”并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效率損失會非常大，所以中央常常會給地方政府留下一定的政策空間。

　　實際上，地方政府對中央網開一面的做法往往寄予厚望。鹽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向記者表示：“發展機遇不等人，跟著機遇走顯然是明智之舉，如果坐等政策可能會很被動。”

　　在某些地方官員看來，只要政府主導經濟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游走在中央政策邊緣可能依舊是地方政府的最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