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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曙光
“鐵本”已經叫停，其結論是：地方政府越權審批，鐵本公司違規違法操作，有關責任人正在進行查處。但其彰顯出來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
首先，如何到位地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我認為，所謂宏觀調控，就是政府運用財政
政策和貨幣政策調節經濟運行，熨平經濟的周期波動，而不是直接干預微觀主體行為。
也許有人說，關閉鐵本公司是針對它的違規違法行為。不錯，鐵本上馬是有違規違法行為。那么，我們就要進一步分析，這種違規違法行為是怎么發生的？誰是主謀，誰是禍首？鐵本應當承擔多大的罪責？
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宏觀經濟分析報告中，我們曾經明確指出，目前的經濟過熱是政府過熱，而不是市場過熱，甚至是市場未熱，政府先熱。“鐵本事件”就是地方政府過熱的一個典型案例。
據媒體報導，鐵本公司違規違法有兩大事實，一是化整為零，分散報批。即采取欺騙手段，把投資100多億元、占地9000畝(實際占地6500多畝)、建設規模840萬噸的大鋼鐵項目分為七個小項目，分散上報審批。但是，為什么搞成840萬噸，為什么分成七個項目，沒有人追問。鐵本公司最初計劃年產200萬噸，按相同的比例計算，投資只有23.8億元，占地也只有2000多畝(實際為1500多畝)，從民營企業投資和經營的理念來看，實際數量可能更少。這樣，也許就用不著化整為零，分散報批了。現在建設規模搞成840萬噸，雖然不能說完全是、但至少主要是地方政府搞出來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改革開放初期，蘇南的三個城市蘇州、無錫、常州，基本上處在同一發展水平，差異并不明顯，無錫強一點，蘇州和常州不相上下，但是，經過20年的競爭和發展，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蘇州大大超過無錫，無錫又把常州遠遠地拋在了后邊。在這種情況下，出于政績考慮，常州政府和官員自然憋著一口氣。在現行體制下，縮小差距的最便當的辦法是上大的建設項目，只要一個大項目上去了，一切就都有了。鐵本的規模從200萬噸加到400萬噸，再翻番到840萬噸，就是在地方政府和官員的一再鼓動、勸說、利誘、甚至施壓和請求下，一步一步膨脹起來的。另外，現行管理條例雖有投資規模報批的限制，卻沒有禁止報批以后再合在一起的規定。
二是違法圈地，侵犯農民權益。這個問題也是存在的。這里有一個程序問題。農戶的耕地要變成非農業用地，先要經過政府的征用，從集體土地變成國有土地，才能用于工商業目的。沒有政府的行動，鐵本公司本事再大，一寸土地也拿不到手。如果沒有上邊官員的首肯和指示，鄉鎮干部豈敢膽大包天，越權批了那么多土地。至于鐵本公司沒有給足征地折遷補償費，致使2000多戶農民至今仍然無處安身，這也許有一部分事實。不過有一點需要指出，鐵本公司按什么標準補償？農戶真正拿到了多少？這些決定是誰拍板的(肯定不是鐵本公司定的)？
其次，如何運用行政手段進行干預？
政府運用行政手段進行干預是必要的，在目前情況下更是如此。關鍵在于行政手段應當針對誰，以及如何實施。對于像“鐵本事件”之類的事情，行政手段只能用于問責官員和企業的違法行為。
對于鐵本公司不一定急急忙忙令其關閉，而是讓其存在，然后把各種該由企業負擔的投資成本都算進去。比如，專用碼頭本應由企業投資興建，地方政府為其代勞，自然扭曲了企業的投資成本；低價批地同樣不合理，也應按正常標準收取土地出讓金和折遷補償費；偷逃的稅款也應照章收繳；至于違規違法，也應按規定進行罰款。這一切加在一起，如果企業認為仍能盈利，可以讓其繼續經營或者縮小投資規模繼續建設，如果損失太大，無法進一步投資建設，可以提起破產申請，進入破產程序。與此同時，這里計算出來的低估成本和縮小規模造成的損失(包括土地不能復墾等)，就是官員決策失誤的代價，應按此對有關責任官員做出相應的處罰，使之承擔決策失誤的經濟責任。這樣做，既不存在侵權問題，又達到了行政干預的目的，同時也真正建立起對官員的問責制度。
再次，如何在宏觀政策緊縮的同時推進政府改革。
“鐵本”的上馬，是地方政府、企業和銀行三家共同行動的結果，在這個三角關系中，地方政府處于主導地位。而在實行緊縮中，各部門又是各搞一套，借機擴大自己的權力和維護本部門的利益。因此，我們的現狀是，一方面，政府掌控著巨大的經濟和投資權力，另一方面，政府的管理能力和行政能力又有待提高。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態，我們將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因此，筆者贊同這樣的觀點，即政府改革是進一步改革的中心。
因此，政府改革的關鍵在于限制政府和官員權力，特別是經濟和投資權力，而最主要的辦法和措施是，明確規定政府和官員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建立政府官員的行為規則，并對官員的行為實施公開的輿論監督和司法監督，同時實行真正嚴格的問責制度。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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