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東生 北京報道

　　6月18日，就宏觀調控的成效、今年宏觀經濟走勢，以及是否應該加息等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

　　預計全年GDP約9%，CPI(消費價格指數)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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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你在去年8月份指出，經濟中部分行業存在投資過熱的傾向，但不要輕言經濟過熱，不要“一刀切”，要通過結構的調整達到總量的控制，要運用經濟、行政、法律手段的配合進行調控�，F在5月份宏觀經濟數據公布后，有人仍在議論經濟熱與冷、局部熱等問題，能否具體介紹一下你的觀點？

　　夏斌：首先，我反對來回不斷地討論經濟熱與冷、總體熱與局部熱的問題。應該是經濟中有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不要在經濟學層面的學術概念上花費更多時間，爭個高低。應該抓緊時間把更多地精力放在研究下半年甚至明年的經濟對策上。

　　第二，我確實提出過局部熱的觀點，但我又認為與總體熱觀點并不矛盾。舉個極簡單例子(舍去凈出口)：假設投資＋消費＝總量經濟，即1＋1＝2，現投資熱了，變成2，則2＋1＝3，從理論經濟學家說總量經濟是熱了，沒錯。但如果作為一個政策經濟學家，其使命是要為政府決策提供決策咨詢，是要研究能解決問題的政策措施，而不是進行純學術探討，因此指出這一輪經濟問題的根源在投資，提出針對中國目前的國情，采取行政、法律、市場手段的結合，重點是要進行結構的調整，由此出發歸納為局部熱，也肯定沒錯。

　　第三，從這一輪調控初顯成效看，中央的判斷就是：當前總體經濟形勢是好的，針對經濟中存在的問題，不搞“一刀切”與“急剎車”，要保護好大家的積極性，要區別情況，分類指導。采取的手段基本也是局部性手段，落腳點也是局部性問題。甚至連慣用總量手段的中央銀行，根據中國的國情，這次除采取總量手段外，也推出了差別存款準備率、定向發行票據、不同金融機構的不同貸款利率上浮規定等，明顯都帶有局部性、結構性的政策含義。銀監會與發改委等推出的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配合的措施更是直接針對局部熱的問題。目前，經濟局勢已明顯好轉。這一切證明，中央非“一刀切”的決策是正確的。

　　《21世紀》：宏觀決策部門目前仍主要擔心經濟過熱、物價上漲，那么你認為經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后，全年的經濟走勢會是什么結果？

　　夏斌：我認為，如果前提是繼續推行目前的宏觀調控政策的組合，繼續采用分類指導、適時適度、注重實效的原則，既治熱又治冷，而不是大起大落的措施，GDP一季度9.8%，較高些，二季度由于慣性的作用，到6月末可能更高些，約11%，但下半年肯定會下落，全年平均預計約9%。

　　5月CPI上漲4.4%，6月份可能高些，在5%以上。但由于上半年的物價翹尾因素和夏糧豐收定局，農業政策的刺激，宏觀政策的滯后效應，全年CPI仍可維持我們年初的預期：3%-4%，而且主要因素仍是糧價推動。因此，不應太緊張。

　　價格傳導機制發生變化

　　《21世紀》：5月份的宏觀數據公布后，盡管CPI有些回落，但有些人仍然對6、7月份物價上漲存有擔心。我們也注意到你在去年底曾提出中美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走勢已同步，你對當前中國的價格傳導機制有何看法？上游的價格是否會直接傳到下游？

　　夏斌：以1997年為界，在此前，中美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走勢極無規則，在此后，兩條曲線走勢極吻合。其原因是1996年底央行宣布中國經常項目下實行人民幣可兌換，而且人民幣匯率處于相對較固定的水平。這個分析告訴我們，研究中國生產資料價格問題，已不能局限于國內市場的供求狀況，要研究國際市場的供求，中國的生產資料價格水平已不僅僅取決于國內的市場供求。

　　最近經研究又發現，如果以中國采掘業價格指數、生產資料價格指數、核心消費物價指數分別代表上游、中游、下游的商品價格變動趨勢，第一，至少從1997年以來，采掘業價格指數與生產資料價格指數相比，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與核心消費物價指數相比，都是前者的上漲幅度遠遠大于后者的上漲幅度。2000年三者物價上漲分別為25%、4.6%與1.8%，上游產品價格指數波動幅度是中游產品價格的5倍，中游產品是下游產品的3倍，到了2004年2月，中游產品價格上漲4.6%，下游產品上漲只有0.3%，對比更是強烈。

　　第二，從影響上游、中游、下游價格變動因素看，已不能僅僅看影響價格的國內諸因素，要放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分析，要看到世界經濟增長需求、中國經濟增長需求、美元貶值、世界能源漲價、海內外糧食庫存等各種因素已分別對中國上、中、下游商品價格的決定和傳導有著不同的影響。如中國采掘業價格指數上漲一個百分點，在2000年，國際能源因素占62%，全球工業增長因素占13%，除去美元貶值因素外，中國經濟本身因素的解釋能力幾乎為零。到了2003年，國際能源因素下降到39%，中國經濟因素上升到第二位，為26%，美元貶值因素占25%，全球工業增長因素為10%。這說明國內一些官員和學者擔心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必然會同步、同幅度傳導到下游產品價格的價格傳導機制發生了顯著變化，因此完全套用1998年前的經驗說法與數據已經有失偏頗。

　　如果6月份CPI為5%，仍要慎用加息手段

　　《21世紀》：盡管官方與學界主流觀點都認為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其作用正在顯現，但市場上對央行加息仍存有擔心。央行有關人士也曾說過，物價漲到5%，要考慮加息。對此你是怎么考慮的？

　　夏斌：對此，我想說幾點意見。首先，加不加息固然要看物價，但不能僅看CPI，也要看核心CPI，還要看整體宏觀經濟走勢，是仍在往不好的方向走，還是在往好的方向走。既然利率手段的功能是引導經濟發展的走勢，則不能不密切關注下一步的走勢。如果單純看6月份物價，6月份物價比5月份上漲更快，就提高利率，如果7月份、8月份物價下來了，利率是否又要馬上調整？如果6月份CPI上升較快，核心CPI上升并不快甚至漲幅明顯回落，采取嚴厲的加息手段，會對經濟走勢起什么作用？

　　其次，不能簡單寄希望于通過加息手段完成年初的貸款指標。如果今后幾個月經濟走勢良好，其他有關宏觀經濟指標都比較理想，唯獨名義貸款增長率超過17%的目標，即2.6萬億元，是否必須固守？我認為不必固守，貨幣政策是為調控經濟服務的，應該允許適時修正。

　　第三，眼下加息手段與行政手段不能同時上。市場手段肯定比行政手段要好，前幾個月行政手段的采用是基于中國國情的不得已，方向應是逐步減少行政手段。目前已在采用嚴厲的行政手段期間，有實質性影響的利率手段要慎用。等6月后擬建、在建項目清理并見效、投資勢頭得到遏制、宏觀經濟指標改善后，應及早撤行政手段，根據需要再適時適度上市場手段。

　　在撤行政手段方面，對一些銀行不顧風險盲目貸款，除了要給予一定的產業政策引導和全球商品供求信息提供外，主要是要加強銀監會對商業銀行的嚴厲的審慎性監管，即從資本充足率、單一客戶貸款率、關聯交易等監管指標去明令限制銀行貸款，以強調風險控制為主。在這方面，監管部門還大有余力可控，而不要簡單地命令銀行對若干行業、企業、項目進行貸款限制。這種做法，一是難免一刀切，二是會引發各種矛盾，后果與形象不好。用好了銀監會的監管手段，才是目前階段較好的信貸政策的實現方式，其效應比央行的反復警示或加息程度甚微的政策好得多，同時也可減少目前央行不得已采用的結構性政策。

　　第四，如果下半年確有加息的必要，可以先充分發揮利率市場化的功能。前一時期貸款利率上浮幅度適當提高后，基層銀行反映較好。如果貨幣政策在有效的適度從緊前提下，不妨進一步打開貸款利率上浮的通道，法定利率暫不變動，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

　　第五，即使采取相應的加息措施，也要考慮時機和方式。美國加息在即，我國是在此前好還是在此后好？在方式上，是存貸款利率同幅度上升，還是存款利率不變，僅貸款利率上升，或者存貸款利率同升，但貸款利率上升幅度大于存款利率上升幅度。

　　我們曾分析，簡單的擴大銀行利差或者貸款利率上升幅度遠遠高于存款利率的上升幅度，在其他相關條件不變下，會進一步刺激貸款規模的擴張。另外，加息對商業銀行持有的債券風險、熱錢的流入、股市和券商委托理財的風險影響，市場上已有不少的議論與建議，都需算賬、分析。在此，我想強調一點，目前的中國經濟運行不同于美國，如果真需要加息的話，不能學習格林斯潘，譬如是加0.25%，利率的微小變動，金融機構已較敏感，但企業的敏感度較低，因此對中國實體經濟的總體效應還是微乎其微。如果僅僅是警示效應，意義不是很大。

　　《21世紀》：如果小結下半年的宏觀貨幣政策調控，概括而言，應該是什么樣的政策取向？

　　夏斌：我曾用三句話表述：一是按當前的調控力度，可以實現軟著陸，但要切防硬著陸。意思是全年GDP為9%、CPI為3%-4%是可以實現的，也是比較理想的目標，下一步重點要防止硬著陸。

　　二是關鍵要客觀判斷五六月份的物價數據，正確預測下半年走勢。意思是如果看不到下半年物價會進一步回落，僅憑5、6月份特別是6月份非核心CPI的數據采取更大的動作，就容易硬著陸，所以關鍵是要正確預測下半年的經濟走勢。

　　三是如果對下半年走勢判斷把握不大，金融手段應小步求穩，穩中求變。意思是預測畢竟是預測，如果認為把握不大，可先維持目前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繼續密切關注經濟走勢。在保持政策穩定、連續性的前提下，擇機作小幅調整，不排除包括可修正年初公布的名義貨幣、信貸計劃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