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劉西濤

　　“從去年開始的8個省市的農村信用社改革，總體上看還是比較順利的，今年夏季有望在全國大部分省市展開。此外，郵政儲蓄改革、農村政策性金融、存款保險制度等也將提上日程。”6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出席中國社科院與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舉辦的“民營經濟與中國發展國際研討會”閉幕式時，為即將大規模展開的農村金融改革描繪出

美女啦啦隊招募中 第39屆世界廣告大會 搶注旺鋪得超值禮物 新浪招商引資征代理商

一幅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路線圖”。

　　針對農村政策性金融，他提出，要發展訂單農業，因為它可以把農業保險、農業期貨以及農業貸款比較好地綜合起來，減少風險。

　　農村金融與經濟共生共存

　　理論界和一些政府官員在分析當前最為亟需解決的農村問題時，不約而同地將原因之一歸結為農村金融體系建設的落后和措施不力。對此，作為農村金融建設主管部門的“掌門人”——周小川有自己的看法。他說，許多人希望國家通過建設農村金融體系來支持農業，希望農村的金融機構能夠多融資，并且資金使用成本更便宜一些。其實，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農業是一個共生共存的問題，它們必須互相促進。 而不是農村經濟一有問題，就批評農村金融，擠壓農村金融。

　　事實上，這種情況在以前一直存在。他以農信社為例進行了具體分析。他說，中國共有32000多家農村信用社，它們屬于半商業半政策性的金融機構，資金的價格壓得比較低，行政干預也比較多。因此，它在混合目標的要求下，很難按照商業化原則經營。最糟糕的時候，也就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的兩三年，農信社的不良貸款超過了50%，而從整體來講，它的凈值是個嚴重的“負數”。這樣，農信社必然缺乏可持續性地為農業服務的能力。

　　除農信社外，朝著商業化經營的中國農業銀行也不斷地從農村撤出，因為“農村不賺錢”。而郵政儲蓄由于有著特殊的政策優勢，在吸收存款方面很有競爭力，但這些存款通過其他渠道流出去了，并沒有為農業和農村所用。也就是說，農村金融并沒有成為持續支持農業發展的生力軍。

　　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依靠中央銀行的再貸款(資金成本便宜一些)，農信社能繼續起到支持農業融資的作用。“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探索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共生共存的途徑，其中一個主要內容就是‘辦好農村商業金融’。”周小川說，除了少數民族地區等特別貧困地區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外，大多數中國農村應該有一個持續地、健康地、有活力地商業金融機構。

　　在明確了商業性發展的基礎上，周小川指出，還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有清楚地認識：一是農村資金的使用價格。一些觀點認為，鑒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非常重要，所以要給予農村更多地優惠，因此就造成了農村的利率管制很嚴格的情況。周小川的觀點很鮮明，“一個眾所共知的情況是，農村小額貸款的成本很高。如果我們的利率不按照市場的原則而依照行政定價的話，農村金融機構就不能很好地擴大業務，也不可能持續地生存下去。因此，農村要比城市更早地實行利率市場化，尤其是在貸款方面的利率浮動。

　　另外，就是對合作制要反思。過去，農業生產是合作社，收購是供銷合作社，農村金融是信用合作社。隨著經濟發展，當地的農民不再將這些合作機構看作是獨立的機構，而并非是自己入股參與、享受他們提供服務的合作組織。從政府的角度看，信用合作社也被看作是國有金融機構，也就是說，凡是這些金融機構出現了兌付風險，國家都會出面進行救助，而存款者的利益都能得到保證。

　　綜合考慮現狀，周小川指出，“合作制可能在部分地區還存在，但這次信用社改革，考慮到部分地區的合作制已經不是原來想象的那樣，因此采用股份合作制的模式來進行。“此外，一些農村社區建立的社區金融服務機構不希望用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等指標來對其進行約束，但資本充足率不僅是一個約束，也是金融機構抵抗風險能力的一個標志，是衡量一個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的尺度。

　　合作制在其它國家也有成功地例子。在農村金融組織形式上，也沒有人反對合作制。周小川強調說，“不管是合作制還是股份制，它一定要以資本的充實和抗風險能力以及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為標準。”

　　農信社改革即將全面推開

　　農信社改革已經于去年在8個省市試點。進展如何呢？周小川介紹說，總體情況來看，還比較順利。在吉林一些省份，村民、農信社員工入股的積極性很高，他們完成了超過將近一倍增資擴股的任務。針對一些地方在改革中呈現出既有股份制又有合作制的特點，進而有人提出，改革后的農信社，公司治理會不會出問題？周小川的意見是為時過早，“等等看，不要急于下結論”。他透露，在現有改革試點經驗的基礎上，“今年夏季可能在全國大部分省市推開。”之后，他較為詳細地闡述了作為農信社改革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央行的工作，這也為推進信用社改革指明了方向。

　　第一，正式地解除歷史包袱。由于行政干預存在以及縣鄉由于財政缺口而向農信社借錢，加上監管力量在基層很弱，從而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資產。大量的經驗表明，農信社很分散的不良資產回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即便是能夠回收，也只能讓當地的金融機構來執行，并且誰回收誰收益。整體上來講，國家很難得到補償。”周小川認為，“由于這些不良資產形成的歷史原因很復雜，實際上已經很難收回”。比較現實的做法是，“那些損失掉的就算損失掉了，而要積極想辦法承擔歷史包袱，把改革后的農村信用社放到一個新的環境中為農業提供服務，并讓它成長起來”。

　　也就是說，要正視歷史上形成的財務問題。他進而指出，一些人的說法實際在回避這個問題。有些人認為，包括農信社在內的農村金融機構改革近年來有很大的進展，農村小額貸款非常地有效，如果中央繼續給予有效地支持，即中央銀行繼續再貸款，那么他們就能在今后20、30 年之內將歷史包袱消化掉。“這種故事也很難說信與不信，但改革拖得時間太長了。”另一種觀點就是，加速農村金融改革，將歷史包袱“擔”起來，創建一個新的起點。周小川認為，應該支持這種做法，“央行貨幣政策司設計的是用發行票據的辦法來解決農村信用社一半的不良資產的方式，另外一半要靠自己消化。再往后，要靠增資擴股，通過股份制改造，提高其資本金，改善治理結構，加強管理。”

　　第二，提供連續的激勵機制。在一個班上，對好學生和中上等學生設計激勵機制比較容易，而對那些“破罐子破摔”的就不太好辦。周小川則希望“我們的范圍包括的廣一些，從差的到好的，而且是持續的，讓它們不斷地朝好的方向發展。”首先，參與改革的省、地、市、縣以及基層信用社，在國家給予承諾解除歷史包袱的同時，也要承諾改革的內容。其次，必須自己要消化部分不良資產，同時要主動動員進行增資擴股，使過去凈值為“負”，達到零水平。“‘零水平’并不可笑。因為總體上來說，農村信用社是嚴重的負值，”周小川說。在做好以上工作以后，中央銀行會把票據發放到信用社手里。票據是不能流通的，只是在資產負債表上體現出情況改善。“但這個錢是不能做現金用的，不能用來發放貸款。票據的期限是兩年，在這兩年之內，如果農信社的資本充足率達到2%，公司治理等方面通過央行的考察，央行就將票據兌換成現金，讓它來擴大金融業務。而且農信社的貸款利率范圍也比較寬(低限是央行基準利率乘以0.9，上限乘以2.0)，它就有積極性通過發放貸款擴大業務。”農信社要繼續努力，達到正常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和不良資產率。“因為人員素質和整體環境的影響，農村金融機構實際上也不可能達到和城市一樣的經營水平。但還是要不斷地向好的方向發展。”周小川對此充滿了期待。

　　第三，防止走下坡路，避免道德風險。周小川警告說，由于行政干預繼續存在，農村一些地區的信用狀況還不高，在國家解除了歷史包袱的情況下，改革后的農信社不排除走下坡路的情況，有些甚至還會出現惡意經營，出現困難以后，還可能向國家伸手要援助。因此要防止走下坡路的情況出現。

　　“解決的辦法是監管。”如果資本出現下滑的形勢，監管部門就會馬上限制其業務的開展以及分紅。先是限制資產方，然后是負債方，使它們感覺到非常強有力的“緊箍咒”的約束。如果還在繼續變壞，就會要求進行兼并。最后，“實在不行”的就要在凈值變成負值以前把它關閉掉。“這個緊箍咒就會越來越緊。”周小川指出，這個方法在實施中要注意兩點。第一，盡管農信社非常分散，但也要有強有力地監管。第二，不能心軟。在關閉一兩家信用社的時候，可能會影響當地的農業。不能因為某方面的呼吁而猶豫，這個殺手锏要及時用上。同時，要網開一面，“在把壞的金融機構“干掉”的時候，要允許創新的金融機構出來。允許當地發放信用社或其它金融機構的牌照。”對此，周小川解釋說，在金融清理整頓時期，牌照發放很謹慎，但現在是新的發展階段，要鼓勵民營或新的金融機構來替代問題金融機構，否則就可能下不了手，就可能出現新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

　　他強調，要使郵政儲蓄和農信社平等競爭，不要人為造成二者之間競爭力的差異。鼓勵在當地吸收的資金要有一部分比例用于當地。

　　建立存款保險迫在眉睫

　　針對目前呼聲很高的“存款保險制度”，周小川在這次演講中也給予了正式回應。他呼吁說，“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已經迫在眉睫了”。許多業內人士擔心，在關閉農信社的時候，很可能會傷害到儲戶的利益。但他強調，這次農信社改革，在農信社凈值為負值以前，就會將它關閉，不會出現兌付的危險。但要認識到，在實際操作中，我國一些金融機構在關閉后都或多或少存在兌付問題，所以會傷害存款者的利益。加上農村的監管又很難，因此，當監管部門決定給它上“緊箍咒”或者將它關閉的時候，查賬時會發現財務上不健康，資產可能為負值，“存款者的錢已經被用掉了”。

　　以前，大型金融機構都是國有的，中型金融機構都是國有占主導的。農信社雖然是合作制的，但國家也在“護著”。但從此輪農信社改革開始，情況會發生一些變化。周小川指出，國家只是幫助解決歷史包袱，注資只能來自于私人，可能是村民，或者是信用社員工，但都限于“民營”性質。2006年后，中國的金融市場將對外資直接開放，金融機構出了問題，國家再起到“隱性保險”的作用，就顯得非常不合時宜了。”因此，必須加快存款保險制度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