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齊平

　　今天中國制造業王國的稱譽，是建筑在大量耗用原材料、能源、初級勞動力、大量進口發達國家的知識技術產權、及大量犧牲環保及生態資源的成本之上的。

　　改變這種狀態，中國需要新的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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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知名經濟評論家長谷川慶太郎，最近在日本《呼聲》月刊五月號發表題為《中國的未來取決于日本》的文章，作者做此診斷的理由有二：其一，中國產業不少高質量的產品，高度依賴日本企業提供；其二，日本擁有優秀技術實力和為確保技術優勢而對研究開發的巨大投資。

　　長谷川慶太郎寫此文的主要動機，應是為日本國民打氣。近十幾年日本經濟一蹶不振，使不少日本人失去自信，近一兩年經濟略見起色，卻主要又是靠對中國的出口。中國人看了，應能體會日本人的心境，無須有情緒反應，倒是可以以文章的論述作為自己反思的教材。

　　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新興的制造業大國，世所公認，其未來趨勢與地位，將可直追19世紀的英國制造業及20世紀的日本及美國制造業，也為多數人所不懷疑。但必須指出：制造業大國不等于經濟大國，甚至中國目前是否已經是一個十足的制造業大國，也有商榷余地。為什么？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一如長谷川慶太郎舉的例子，中國到處是建筑工地，但是建筑機械多是日本制的；中國生產大量汽車，但生產汽車部件的機床是日本制的；中國年產2億多噸粗鋼，但特殊鋼材、建筑用的H鋼甚至部分制造汽車及手機的鋼材多靠進口。科技部資料顯示，中國全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設備投資，2/3依賴進口。如果將制造業分為產品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兩部分，中國裝備制造業占全部制造業的比重不到30%，遠低于美(42%)、日(44%)、德(46%)。

　　(二)在構成GDP的三種產業中，中國服務業的比重偏低，約40%，不僅遠低于美、日，甚至也比印度(55%)低。在服務業中，金融、軟件等高級服務業的比重更低，(印度軟件業占GDP比重17%，中國僅1%)。

　　(三)由于制造業比重大，消耗原材料與能源就多。中國GDP占全球不過4%，但耗油占全球新增值的30%，用鋼占全球新增值的30%，用水泥占全球新增值的40%。

　　從以上數據所顯示的“結構”觀察，可以了解，今天中國之獲得全球(產品)制造業王國的稱譽，是建筑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級勞動力、大量進口發達國家的知識技術產權、及本文因篇幅所限不及分析的“大量犧牲環保及生態資源”的成本之上的。這樣的制造業結構、工業結構、產業結構，除了創造產值指標、出口指標、外匯指標外，從很多角度看都是不太健康的。

　　三方面的因素造成了這種局面。

　　第一，改革開放的26年，市場經濟允許人們及企業追逐利益，但由于發展觀的偏差及政府職能的不清楚，人們多數追逐的是短期利益與私人利益，而非長期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

　　第二，缺乏科學的發展觀。一味追求生產、投資、出口、創匯、GDP。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是什么？如何操作？現在看來仍不明確。

　　第三，政府職能在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之間仍在摸索，該干預的不干預，不該干預的卻干預。

　　那么今后該怎么做？我想，首先應該是堅持開放。提高技術含量，要減少對外依賴，固然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一切要遵從市場規律，不能再在“對外開放”與“自力更生”之間兜圈子。開放、競爭與市場經濟是惟一的選擇。與此同時，政府的角色很重要。政府角色主要體現在“產業政策”之上。

　　一方面，是對“外部經濟”的創造。這包括：對企業進行研發的獎勵，及必要時政府投入特定的研發項目；人才的教育、培訓與引進(可以從人均所得較低國家，如印度、俄羅斯、東歐等引進)；繼續堅定制度改革，使政府盡快退出企業與銀行，并大幅減少政府配置資源的范圍與程度。

　　另一方面，是對“外部經濟”的干預。這包括：政府必須對任何個人、企業或政府本身對環境生態所造成的破壞，以政策、法律加以有效干預；所有資源與能源的價格，基本上由市場決定，以減少浪費或誤用。某些情況下，政府可以考慮仿效如德、法等國政策性地提高汽油價格。

　　合理的產業政策，加上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中國或將有可能逐步矯正當前產業結構的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