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大學商學院民營企業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

　　[摘要] 制度是決定經濟組織運行效率的最根本的內在因素，我國民營企業要想徹底沖破自身成長的障礙，就必須從對自身制度的分析入手。本文通過分析民營企業的幾次制度變遷來探討其自身發展的規律，提倡通過進一步制度創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為民營企業快速發展提供制度支持。

NEC百萬象素手機1元拍 第39屆世界廣告大會 2004環球小姐總決賽 新浪招商引資征代理商

　　[關鍵詞]民營企業 制度 制度變遷 制度創新

　　近來由溫州九家著名民營企業聯合出資成立了中國首家民營財團——中瑞財團，大膽嘗試產融結合的企業經營模式，被稱為“中瑞現象”。財團模式在國外早已有之，然而對于我國的民營企業來說，對財團模式的嘗試并不尋常。溫州的民營經濟發展素來在全國領先，中瑞財團的誕生表明一輪新的民營企業制度創新浪潮正在出現。對于民營企業的制度創新我們需要給予應有的關注，對民營企業的改革需要給予應有的理論關懷。透過“中瑞現象”考察民營企業的制度變遷與創新，可以為當前我國民營經濟突破發展瓶頸，提升發展理念提供一些必要的啟示。

　　一、民營企業的成長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一)民營企業及其成長的獨特性

　　中國企業改革的歷程是一個復雜曲折而又不斷向前的制度創新過程，現代企業制度目標的確立已經成為企業改革的基本目標。由于歷史原因，我們一般關注國有企業的制度變革，然而當經濟改革已進入全面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民營經濟獲得巨大發展之際，民營企業的成長及其制度變革同樣需要引起我們高度的關注。我國民營企業的成長及其背后存在著豐富多彩的制度變遷與創新已經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溫州民營企業為例，改革開放20年來，溫州民營企業就是憑借著一次次制度的創新使一個貧窮落后、很不顯眼的舊溫州，成為了一個充滿生機活力、令人矚目的新溫州，其主要經濟指標均翻了五至六番，經濟總量已躍居浙江省第三位，城市綜合實力在全國221個地級以上城市中列第67位，全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1.4%。 溫州民營企業也正是憑著一次次制度變遷，逐漸縮小了與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目標的差距，而走在了中國眾多民營企業的前面。正是因為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才使溫州民營企業有了如此的活力，因此從我國民營企業的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來探索民營企業未來的發展變化就顯得格外有意義！

　　民營企業是中國獨有的而且是一個動態的經濟概念，在不同時期我國對民營企業的界定有不同的認識。目前，民營企業一般界定為在中國大陸由中國人投資設立的非國有企業，具體包括私營企業、個體企業、鄉鎮集體企業、改制后民營資本占控股地位的原國有企業等。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民營企業從數量上到規模上都得到了不斷的壯大，并且在拉動投資、帶動消費、擴大出口、引領GDP的增長、促進就業等方面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一支生力軍。回顧我國民營企業過去的20多年，可以發現中國的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弱到強、從“公有制的有益補充”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歷了一個不平凡的發展歷程。

　　(二)民營企業成長的三個階段

　　民營企業的成長呈現出比較顯著的階段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每個階段都伴隨著國家政策的重大調整和企業制度的變革。根據國家的幾次政策修訂以及民營企業自身經濟總量的放大情況，可以把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原始積累的第一次創業階段、飛躍的第二次創業階段，而現在即將迎來民營企業發展的第三次創業階段。

　　所謂民營企業的第一次創業階段主要是指二十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初期，是民營企業進行資本積累的階段。這一階段，許多民營企業的建立和發展都是在國家政策調整的夾縫中進行的，具有相當程度的政策性投機特征。這一階段民營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的拾遺補缺者，依靠個人的關系獲取發展機會，通過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和設備和技術的引進來發展，追求產量以滿足市場短缺需求，不少企業因此而賺取了第一桶金。

　　所謂民營企業的第二次創業階段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標志，“講話”充分肯定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成就，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開啟了民營企業的二次創業浪潮。從90年代初到1997年，壓抑已久的民營企業釋放出巨大的熱情，迎來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中，部分民營企業開始形成相對的規模經濟。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加強產權重組與企業改制，追求規模效應形成高速增長局面，企業紛紛進行多元化經營，經營管理關注內在質量和品牌意識，重視人才的引進，逐漸借助金融資本發展企業，對社會和政治榮譽追求開始顯現。

　　從二十世紀90年代末以后，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初見成效和我國加入WTO，企業正面臨越來越多的國際化競爭，民營企業的發展將進入另一次創業階段。民營企業的第三次創業之路已逐漸顯現于世人面前。民營企業在這一階段將面臨更多的外在競爭壓力和內在制度變革的挑戰。民營企業經過兩個階段的發展之后將更加關注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建立，企業管理的規范化以及企業發展戰略，民營企業的制度創新將成為新跨越的主要因素。

　　(三)關注民營企業成長背后的制度因素

　　三次創業乃是三次重要的成長跨越，我們不僅要看到民營經濟總量、企業規模的擴張，更需要認識背后的制度變遷與創新。

　　民營企業作為市場交易主體，其行為受到制度的約束，制度及其制度變遷是影響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民營企業的三次創業不僅表現在它經濟總量的不斷放大，從更深層次來看，它還表現在民營企業在這幾個階段的制度變化與制度創新。制度是決定一個經濟組織效率的內在根本原因，早在20世紀80年代，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學家就提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變量是制度性因素而并非技術性因素。并且還進一步以美國為例說明了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基礎，制度創新是美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動力。也正是由于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決定作用，我們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分析我國民營企業的三次創業就有了極其重要的意義！

　　二、民營企業制度變遷的基本分析框架

　　(一)企業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的分析

　　從廣義來說，企業制度是指企業的組織形式和社會形式，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它具體是指企業與所有者的關系，企業內部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以及企業與社會之間的聯系方式三個部分。從狹義來說，企業制度主要是指企業的組織形式，具體是指企業與所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現代企業由于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因此現代企業制度還包含著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這其中，所有者與企業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企業的產權制度，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公司治理，經營者與勞動者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企業管理制度。本文對中國民營企業成長中的制度因素探討主要針對民營企業狹義的企業制度及其制度變遷。

　　新制度經濟學圍繞制度的分析提供了一套分析經濟行為與制度之間相互作用的獨特研究方法，由于我國社會經濟的宏觀及微觀層面均處于持續的變革之中，正處于一個制度變遷的時代，對我國企業成長的制度經濟學分析成為個重要的理論研究方向。民營企業成長的制度經濟學分析可以從另一側面體現中國經驗的豐富性。

　　制度變遷是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的過程。簡單的說，制度變遷可以認為是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謂“目標模式”)對另一種制度(即所謂“起點模式”)的替代過程。制度創新就是要建立新的要素組合方式或新的產權制度，即創建在生產激勵方式、產權組合、資源利用效率完全不同于原有組織的新的組織形式，以從根本上實現其經濟福利改善的目標。 在制度經濟學中，一般用中性的詞“制度變遷”來指代具有指向意味的詞“制度創新”。制度的變遷總是逐步而且緩慢的，而且呈現出一定的連續性。制度變遷是快還是慢，取決于現行制度是否給人們帶來既得的好處(即帶來的報酬遞增)和對外開放程度(即獲得的信息完全或不完全)。既得的好處越多、開放程度越小，則制度變遷就慢，相反既得的好處越少、開放程度越大，則制度變遷越快。制度變遷還與制度變遷的收益有關，如果通過制度變遷可以獲得更多的潛在收益，那么一個經濟組織就有足夠的動力去實施制度創新。而當市場中大多數企業都進行制度創新獲取潛在收益時，那些不進行制度創新的企業就會在競爭中處于劣勢。

　　(二)民營企業制度變遷與創新分析的三個方面

　　中國的民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交易主體之一，為了不斷降低交易費用、提高效率，必然要通過優化和整合企業的經濟資源進行相應的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為了適應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環境，我國民營企業的制度變遷、制度創新最根本的出路在于與國際接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按照狹義企業制度的定義，現代企業制度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部分，一是現代企業產權制度，二是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三是現代企業管理制度。 三個方面分別涉及到所有者與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經營者與勞動者三個層面的關系。

　　同一般的企業制度一樣，在民營企業制度創新過程中這三者的關系是:現代企業產權制度是前提，現代公司治理是保證，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是基礎。這三者不可片面，不可孤立，不可分割，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然而，民營企業由于內外條件及各種歷史原因，在企業制度創新過程中體現了自己的特征。因此本文將緊緊圍繞這三個方面來闡述民營企業的制度變遷問題。

　　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實施的選擇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權利，是用來界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損以及他們之間如何進行補償的原則。產權是否完整，主要用排他性和可轉讓性來衡量。而企業的產權制度就是對企業財產權利的一種制度安排。具體地說，一個合理的產權制度必須符合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產權界定清晰；其次是產權的流動性，產權必須是可以交易的；第三是產權結構必須合理，即產權必須是多元化的產權結構，而不是單一、封閉性的產權結構。

　　公司治理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公司治理是研究怎樣通過一種制度的安排，來合理地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防止經營者對所有者利益的背離。廣義的公司治理則不局限于股東對經營者的制衡，而是涉及到廣泛的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債權人、供應商、雇員、政府和社區等與公司有利益關系的集團。因此，廣義的公司治理是通過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來協調公司與所有利害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以保證公司決策的科學化，從而最終維護公司各方面的利益。

　　企業管理制度系指企業內一切規范員工行動、指示辦事方法、規定工作流程的規章或約定。企業的管理制度是企業進行基礎管理不可替代的重要工具，它使每一次管理的創新得以鞏固，而管理的發展又促進了制度的變革，企業則在這種良性互動中得以長期的生存發展。本文認為民營企業管理制度的創新必須要以建立專業化、制度化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為導向。

　　三、民營企業的第一次創業階段及其制度解析

　　(一)產權制度

　　這一階段的民營企業產權制度的鮮明特征就在于：民營企業產權邊界模糊，有著一元化的產權結構。這主要表現為(1)個人產權與企業法人產權不分；(2)企業所有者之間產權界定不清晰；(3)有些鄉鎮企業雖然事實上是私人的資本，但也有“政企合一”的傾向，產權邊界更為模糊。

　　雖然按照傳統經濟學的觀點，只有產權清晰的組織才會產生高效率，但中國民營企業在這一時期的出色表現引起比較多的關注。許多經濟學者在研究了改革開放初期民營企業在產權模糊的情況下卻得到了迅速發展這一現象后，提出明晰產權通常是資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條件卻不一定是必要條件的觀點 。他們認為很多情況下，資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決于產權的明確界定，中國民營企業在這一階段的出色表現來源于國家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滿足了激勵機制最基本的先決條件：把個人的收入和勞動貢獻聯系起來；企業經理和職工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等等。正是這樣一種激勵機制的改進向相關行為主體提供了有力的激勵，使民營企業爆發出了極大的熱情并迅速發展起來。因此，這一階段民營企業的激勵機制對生產力的提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民營企業家們由于普遍沒有意識到產權制度上存在的問題，對產權制度創新的需求并不大。

　　(二)公司治理

　　第一次創業中的民營企業還沒有形成公司治理的概念，其對企業的治理還停留在創業者身兼數職，凡事親歷親為，經營權和所有權不分的階段。

　　公司治理起源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和契約的不完全性。當企業的規模發展到所有者無法適應專業化管理要求的時候，企業的所有權就應當和經營權進行分離。這就需要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訂立契約，然而訂立一份完全契約的交易費用(委托——代理的交易費用)是極其高昂的，甚至使得根本無法訂立這樣一個完全契約。為了減少交易費用和在契約不完全的條件下形成各方權力的一種制衡，“公司治理欲望”才會產生。

　　這一時期的大多數民營企業還在進行艱苦卓絕的創業奮斗以積累發展資本，創業者身兼數職，經營權和所有權根本沒有分離，不存在委托——代理的交易費用問題，因此這時的民營企業沒有“治理欲望”，也就沒有形成企業的公司治理機制。

　　(三)管理制度

　　民營企業創立初期，企業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管理制度，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是企業依靠創業者個人權威而不是依靠制度進行管理；家族經營現象普遍，“人和”或“血緣”在企業管理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樣的管理雖然不符合科學管理的要求，卻有著它的優越性：(1)創業者身兼數職，企業組織中管理層次少，易于溝通和節約管理成本；(2)在共同的信仰及價值觀下企業成員形成了較強的凝聚力，他們之間的不信任和可能的機會主義傾向大大減少；(3)所有者和經營者不分意味著無代理成本和監督成本，也不存在激勵約束問題；(4)由于管理人員少，意見比較統一，可以迅速對外界環境的變化作出反應，有著較強的適應性。正是由于這些優點，使得許多民營企業在原始積累階段都選擇了這樣一種制度安排，事實也證明這樣一種制度安排在當時是有效率的。

　　四、民營企業的第二次創業階段及其制度解析

　　中國民營企業在第一次創業之中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積累了一定的經營管理經驗之后，而轉入了二次創業階段。這次創業中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競爭環境的日益復雜，使民營企業原來的有關制度越來越暴露出了它固有的缺陷。為了破除原有制度的限制，獲取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許多民營企業進行了一系改革。

　　(一)產權制度

　　這一階段產權制度上的重大突破在于民營企業的大規模改制和產權重組。隨著民營企業原始積累的完成和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民營企業開始意識到企業產權制度改造的必要性，進行了一場企業改制和產權重組運動來明晰企業產權，但是民營企業的產權制度存在問題并未得到徹底解決。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這一階段民營企業產權制度的進步與創新：(1)大多數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通過企業改制和產權重組，建立起了企業法人產權制度，嚴格地將個人財產和企業法人財產區分開來。法人財產制度的確立實現了投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分離，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法人主體，解決了投資者變動導致企業成長衰退的問題。(2)我國許多集體企業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產權改革，許多原來為了獲得政策支持或其它原因而掛靠國有或集體單位的“紅帽子”企業，紛紛進行了股份制改造，界定了企業與外界的產權邊界。

　　然而民營企業在這次創業過程中對產權的界定并不徹底。第二次創業中，民營企業通過企業改制和產權重組劃清了企業與外界的產權邊界，但是許多民營企業在企業所有者自然人之間產權卻沒有得到清楚界定。在創業初期民營企業是家族或朋友合伙打天下，很少對企業所有者之間的產權進行界定，但是伴隨企業的發展，遲早會提出在單個成員之間重新界定產權的要求，這是“經濟人”的本能，即使父子之間、夫妻之間、兄弟姐妹之間也難以逾越這種本能。中國當代許多家庭企業及家族企業，當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不能不面對重新界定產權的難題。對于這個難題，有的企業較成功地進行了跨越(如希望集團)，形成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許多企業則難以跨越，結果重新界定企業產權的代價是分割企業、肢解企業，造成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兄弟交惡，甚至毀掉創立起來的企業，這個代價不能不說是極為巨大的。

　　其次，這一階段民營企業的產權封閉，流動性和開放性較差。大多數民營企業都是沿用傳統的家族制和合伙制等形式進行經營，其產權結構是單一主體，即多數是業主或家族所有的自然人產權，基本上是所有者與經營者同一、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的狀態。這種產權結構流動性和開放性差，缺少社會化的監督機制，企業承擔的風險過大，制約著企業進一步籌集發展資金，不利于民營企業向公眾企業的發展。

　　(二)公司治理

　　第二次創業階段，公司治理方面的主要特征和制度創新在于：(1)一些較大規模的民營企業開始萌發了“治理欲望”，嘗試著設立了董事會、股東會、監事會這樣一些治理機構，但是公司治理還停留在表象階段；(2)所有權和經營權開始由兩者的完全合一向兩者的分離發展，但是沒有實現真正的兩權分離。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在1999年對我國178家規模以上民營企業治理結構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雖然在所選樣本中，50%以上的企業設立了董事會、40%的企業設立有股東會，1/3以上的企業還設立有監事會 ，有限責任公司已經成為民營企業的主要法律組織形式，但是這些變化相當程度上只是民營企業所有者違避制度風險和改變企業自身形象的擺設，其變化本身并沒有真正改變企業內部治理機制的家族特征。這是因為，這一時期民營企業的股權結構中“一股獨大”、產權封閉現象普遍存在，使得股東會成了大股東的“一言堂”，民營企業處于一種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合一的狀態，董事會和監事會形同虛設，“內部人控制”問題突出。

　　同時，這一階段所有權和經營權還沒有完全分離，以家族經營為主重，股東和董事會沒有把經營權下放給經理人。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經理通常是在給定的制度中按經理效用函數來制定企業決策的，經營者的行為并不總是與企業持續成長的目標一致，這就使民營企業的所有者不得不考慮聘請經理人員所需支付的委托代理成本。而在我國，所有者對委托代理成本的預期是很高的，這主要是由我國目前的客觀環境造成的：(1)代理人的職業道德約束力較弱；(2)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高層經理人員的敗德行為不能充分地在資本市場和產品市場上反映，高層經理沒有面臨在高層經理人市場標價下降和被替換的危險；(3)由于契約的不完備性，如果經營人員進行的決策是非常規的，需要相機決策，那么代理人就有機會進行敗德。如果代理人的行為具有高度的不可觀測性，或進行監督的成本太高，那么必然導致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程度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代理人也就越有可能產生機會主義行為，產生敗德行為；(4)代理人面臨的內部競爭壓力小。正是這種對委托代理成本的高預期，使所有者對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表現出遲疑不決。

　　由此可見，這時的公司治理還只是流于形式，根本談不上合理地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更沒有達成股東會、董事會、高級經理層三權制衡目標。

　　(三)管理制度

　　從組織管理制度來看，民營企業在第二次創業中的制度創新表現為：(1)開始逐步學習和引進西方管理制度和經驗，并開始重視人才的培養或引進；(2)大規模的民營企業還建立了生產、科研、財務、人力等職能管理部門，開始進行管理職能的分工。但是這一階段許多民營企業還沒有形成一套科學、系統的管理制度和程序，管理沒有實現制度化和專業化，許多決策的制定還缺乏科學論證，隨意性、主觀性較大。

　　這一階段民營企業用人制度上的問題尤為突出：民營企業用人往往還是受傳統宗法思想的影響，處理人與人關系按照親疏遠近而差別對待，“子承父業、任人唯親”是民營企業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在民營企業中，家族成員有著一種明顯的優越感，而非家庭成員即使非常努力也很難融入家族圈子、進入企業領導核心，不少優秀人才正是由于不能發揮才干拂袖而去。而在現代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人才的素質和數量是企業成功的關鍵，民營企業在用人方面的明顯缺陷是不言自明的。民營企業在這種人力資源配置結構下，管理者缺少合理的知識結構，決策行為隨意性、盲目性較大，缺少科學論證的過程，難以完成復雜多變的決策任務。

　　此外，民營企業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戰略決策與管理制度。企業的許多重大投資決策都是董事長或企業的核心領導層拍腦袋決定的，缺乏科學的論證。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民營企業普遍“短視”、缺乏應有的定位和發展方向，結果盲目投資、盲目搞多元化，白白浪費了企業的經濟資源，卻沒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五、民營企業即將面臨的第三次創業和制度創新

　　民營企業第二次創業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正如前面我們所分析的一樣，二次創業的制度變遷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過渡性質的。家族經營、產權制度的徹底改造、智力資本引人、企業管理的制度化、專業化等許多根本性的問題無法解決，還有待開拓新的思路。在國內國際環境發生巨變的世紀之交，怎樣把握機遇迎接挑戰成為民營企業探索的核心問題，民營企業的“第三次創業”呼之欲出，相應的制度創新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一)產權制度的創新

　　產權制度的創新首先在于進一步明晰產權，徹底劃清企業所有者自然人之間的產權邊界。這其中明晰產權有兩層含義，首先是要明確產權主體，即到底是誰擁有(受法律保護的自然人投資主體或法人主體)，擁有的比例大小。只要企業資產不在自然人之間界定清晰，其產權的排他性總是不嚴格的。只有在企業所有者內部界定了清晰的產權主體，企業的所有者才會把注意力從關心如何瓜分企業資產轉向關心企業的積累，因為積累的受益者已經十分明確了。另外產權在企業所有者自然人之間界定還有利于減少由于相關人員的權、責、利不明確而產生的“搭便車行為”。企業作為一個團隊，是各種要素的集合，企業的效率源于有效地協調各種要素的集合，使各種要素在集合的過程中盡可能少偷懶，這就需要在產權制度明確權、責、利。

　　如何實現產權的社會化與公眾化已經是民營企業產權制度的創新的重要問題。產權的社會化、公眾化要求民營企業打破原有閉關自守的觀念，股權向社會公眾開放，引人社會公眾股東和法人股東。民營企業成長中的基本素質提高與規模的擴張要求在產權形式上予以突破，從企業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產權的社會化是實現企業規模擴張與范圍擴展的重要制度保證。產權的社會化和公眾化既可以通過員工持股、人力資本入股等形式實現，也可以通過股票公開上市、法人持股等形式實現。產權的社會化、公眾化的意義在于：可以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分散股東風險；強化激勵；優化股權結構等。

　　(二)完善公司治理

　　民營企業在第三次創業的制度創新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一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可以形成科學合理的企業領導體制和組織制度，解決投資者素質滯后于企業成長的矛盾，激勵優秀企業家為企業成長努力工作，降低代理的費用和風險。

　　為了達成這一目標，民營企業首先應當按照現代公司治理的要求建立“三會一經理制”，所謂的三會是指股東會、監事會、董事會：股東會是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由企業的所有者組成；公司董事會是公司的決策機構，由股東會選舉任命，擁有對高級經理人員的聘用、獎懲和解雇權；高級經理人員受雇于董事會，組成在董事會領導下的執行機構，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經營管理企業。一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就在于四個機構能明確各自的權利和責任，嚴格實施權責對稱的經營決策制度，使其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執行機構相互獨立、各司其職，同時又能相互協作形成合力。企業既不能一個人獨斷專行，又不能形成多個中心。董事會作為企業決策中心要建立議事制度，企業經營方面的重大問題，經理人員的選聘及利潤分配等重大問題都必須經董事會集體討論通過。董事會可當選擇有關的學者專家等專業人才擔當“獨立董事”，以保證決策的科學、合理。經理層作為執行機構，全面負責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并對董事會負責。

　　在建立起良好的內部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上，民營企業還應最終建立一個包括債權人、政府、供應商、雇員、政府和社區等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制衡機制 ，保證公司決策的科學性，保證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

　　(三)管理制度的創新

　　第三次創業中，民營企業的管理制度創新在于：實現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完全分離，建立委托代理制條件下的科層制管理模式，實現管理制度化、專業化。

　　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建立需要在企業內部制定一套正式的規則和程序，作為組織的內部成員必須遵守的基本法則，實現從以往主要憑借個人魅力樹立管理權威向主要依靠制度健全以保證管理權威轉換，使管理權威集中于規章制度。管理的制度化首先在于建立起一套綜合的系統的科學管理制度：生產管理、科技研發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營銷管理，財務管理等，并且從生產研發到產品的銷售及售后服務都要建立約束、考核、激勵的定性和定量標準，建立制度化的運行機制。管理的專業化要求引進專業人才對企業進行管理，而民營企業要引進人才和留住人才，關鍵在于用人制度的的創新：(1)給予人才施展才華的空間，經常選派員工進行培訓教育；(2)積極建設企業文化，培養員工的認同感；(3)薪資福利透明化管理；(4)引入現代激勵機制和方案，如股票期權制度、員工持股計劃等。

　　其次，由于企業在新的規模下運作，必須將企業戰略提高應有的高度民主來認識，積極建立相應的企業戰略決策與管理制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學的戰略管理體系，制定與控制企業的戰略政策和重大投資決策，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第三，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還必須建立智力資本激勵的制度安排。智力資本就是一種無形資本，具體主要由市場資本、知識產權資本、人才資本、基礎結構資本四個部分組成。在知識經濟時代，智力資本已經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為稀缺的資源，如何通過分配制度安排對智力資本進行有效的激勵，就成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與關鍵。因此，民營企業必須在智力資本和智力資本要素度量的基礎上，通過分配制度上的安排，提供一種要素貢獻分配的激勵制度安排。從西方的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來看，可以實行智力資本股份期權激勵、職工持股計劃、有限合伙制(身股制)等這樣一些激勵方式。

　　20世紀90年代末，溫州地區許多民營企業如神力、奧康等大型集團公司，在較短時間里紛紛對企業體制進行改造，探索現代企業管理，塑造現代民營企業。整個溫州民營企業界更是提出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作為溫州民營企業制度創新的首要目標，并且在改革產權制度、建立現代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這種現象也正在全國其他地區出現，表明我國民營企業的第三次創業已逐漸拉開了序幕。

　　六、結語

　　制度就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這些規則對各種組織的行為發生一般的限制，同時也給各種組織帶來機會并以此推動經濟的發展。各種組織不僅在制度提供的機會下，促進交易，降低成本，同時推動知識和技術的創新。企業的成長過程也是企業制度變遷的過程，兩者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民營企業經歷了80年代混沌的第一次創業，走過了90年代狂熱的第二次創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和民營企業這些年來不斷對自身制度缺陷的審視以及不斷進行制度的創新是分不開的。透過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歷程的表象，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民營企業的制度變遷的歷史。民營企業為了適應環境的變化以及尋求自身的突破，不斷的進行制度創新，從而造就了民營企業的今天。

　　現在，中國的民營企業又迎來了中國內外環境的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知識經濟的到來，使人力資本在企業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中國加入WTO，許多跨國公司涌入中國，搶占中國市場；國有企業改革初顯成效，部分國企“起死回生”，競爭加劇；行業準入制度的放寬，國有企業在某些產業上的“有退有進 ”，使得民營企業施展拳腳的空間放大；民營企業上市融資渠道的拓寬等等。這些環境的變化，既為民營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挑戰，也為民營企業創造了新的機會。為了迎接機遇、接受挑戰，中國的民營企業又開始了它的第三次創業之路，其核心就是進行制度創新，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為民營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繼續蓬勃發展提供制度支持。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經濟明天的希望，民營企業也需要確立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探索出一條如何打造按現代企業制度完全規范化運作的公眾企業之路，為實現21世紀中國經濟的騰飛做出自己的貢獻！

　　[參考文獻]

　　1、李維安，《公司治理理論與實務前沿》、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劉曉華、論我國民營企業的產權制度問題、經濟學研究、2003

　　3、胡軍、中國民營企業創業三步曲、《北京工商管理》、2002.11

　　4、孫早等、從政府到企業：關于中國民營企業研究文獻的綜述、《經濟研究》、2003.4

　　5、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年第2版

　　6、張雪華、梁文潮、制度創新——民營企業三次創業前一道坎、《科技進步與對策》、2002.2

　　7、袁東明、企業產權安排與公司治理結構、《江漢論壇》、2003.3

　　8、魯德銀、產權制度變遷與民營企業的成長、《企業經濟》、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