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樹時 政府宣傳動員指導 種樹后 六年不掛果無人理

　　記者 謝念 本報貴州黔西6月16日電

　　“化甲村經果林示范服務種植基地”的牌子蒙著厚厚一層灰，高掛在冉孟成家舊房子的土坯墻上，“承辦人：支部書記冉孟成”的字樣格外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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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子“敘述”了化甲村25名黨員、3個黨小組，響應當地政府號召，帶領全村群眾投工1.1萬個，種植1515畝核桃樹，于1999年3月建成“基地”的經過，并樂觀預言“可望2001年掛果收益”。落款為化甲村黨支部，時間為2000年9月。

　　牌子還是那塊牌子。然而，在年屆60的冉孟成和鄉親們眼里，這塊化甲村人曾經的“光榮牌”、“希望牌”，如今卻變成了“恥辱牌”、“失望牌”。他們只是心存最后一絲微弱的期冀，懶得動手將它摘下。“你到山上看看，有幾棵樹見得到果子？人家把娃娃崽崽都拉到我這里伸手要飯吃呀！”盡管已不再擔任支書，但冉孟成還是為當年敢于把“政績”掛到自家墻上的“自信”感到后悔。說這話時，眼眶紅紅的他頗有意味地用手指著屋內張貼的幾張獎狀———同是“基地”牌子上墻那一年，化甲村和他獲得了上級頒授的“先進黨支部”、“優秀黨員”等稱號。

　　化甲，貴州省畢節地區黔西縣協和彝族苗族鄉的一個小山村。1997年底，黔西縣林業局利用世界銀行貸款，在此選點實施貧困地區林業發展項目，并開展了廣泛的前期宣傳動員，以推動農民積極參與。“縣林業局的宣傳資料承諾，提供嫁接的核桃樹苗及技術服務，第3年起掛果，4至5年開始盛產，由他們包產包銷。如果承諾能夠兌現，按每畝40株、每株產10公斤算，收益怎么也要比種包谷(玉米)高1倍以上。因此，黨員、村組干部帶頭，鄉親們的熱情很快就調動了起來。”冉孟成回憶說。

　　協和民族鄉黨委書記葉明告訴記者，化甲的核桃種植最初僅規劃500畝，由于老百姓踴躍申請，最后放寬到種多少算多少。

　　1998年，一場種植核桃樹的“全民奔富運動”在化甲展開，全村共有268戶“涉核”，許多人家除了保留少許稻田外，將家中全部土地押了進去，僅冉孟成和時任新豐村民組組長的冉少華就各種了四五十畝，最多的農戶種了60余畝。

　　一時間，化甲村成為鄰近十里八鄉登門學習的樣板，只容一輛小車勉強行走的盤山通村公路車水馬龍，最多一天，竟有數十輛轎車接踵而來。種植過程中，縣林業局的服務也還算到位，一位局領導班子成員坐鎮化甲，親自指導農民規范挖坑。“可是，一陣熱鬧過后，技術人員的影子就基本上再沒看到過，核桃樹幾乎全靠村民自己‘摸著石頭過河’打整。”冉少華說。

　　在核桃樹的成長期，農民們普遍采取林間套種玉米、大豆的做法，盡量減少對生活的影響。但他們萬萬沒想到，好不容易等到3年過去，而今又熬了3年，絕大多數核桃樹不要說沒有掛果，甚至花都不見開一朵，少數“好看的”，也是只開花不結果。

　　與此同時，隨著核桃樹漸漸長大，一部分核桃林先后進入封林期，林糧套種越來越困難，種核桃的農戶開始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生活困頓。“樹把營養全部吸收了，又遮住了太陽，連洋芋(土豆)都沒法長！”冉少華帶記者鉆進他家一片封林的核桃樹，用木棍在濃蔭下的地里刨來刨去，連連搖頭。他家過去一年要打幾千斤糧食，現兩畝多稻田的收成只能維持一家5口人幾個月生計，剩下的日子得靠外出打工的兒子寄錢回來買糧食吃。

　　冉少華并非受影響最重的。差不多把所有地都種上核桃的文第發一家8口人，糧食收成已由常年的6000多斤銳減到不足1000斤，他不得不借了5000多元的高利貸和800多斤糧食。

　　“全村借的高利貸有10多萬元，其中最大的債主就放了6萬多元。”冉孟成透露。

　　31歲的村委會主任陳永志說：“一般年景，全村要殺一兩百頭豬，但這兩年只殺了幾十頭。有的即使殺了，也多半是拿出去賣，自己就剩點頭頭腳腳。人都不夠吃，哪有糧食喂豬？”

　　2002年起，日益絕望的村民開始向上反映。他們越來越對核桃樹苗的質量抱懷疑態度。前不久剛赴北京順義核桃基地取經歸來的陳永志說：“人家的技術人員說了，嫁接的核桃樹苗3年肯定掛果，否則便是假的。”

　　據介紹，化甲村種下的5.8萬多株樹苗，分別由畢節地區林科所、黔西縣林產品公司及個體戶等提供。當初，就有約8000株樹苗，因為被村民疑為非嫁接苗而在種植前被退回。

　　化甲村種樹時的黔西縣林業局局長趙榮目前已升遷縣政協副主席。她并不贊同村民的懷疑：“當時我們的技術人員檢驗，是嫁接苗應該沒有問題。我個人認為問題出在農民的管理上，水份、施肥等都有關.比如，套種糧食時，許多農民把本應掛果的側枝給修了。”

　　她同時否認，林業部門對技術指導及核桃的產銷作過承諾，“后來退耕還林工程來了，技術力量相當緊張。”

　　化甲村的村民們甚至動過打官司的心思，卻苦于沒有與林業部門簽訂的合同作為依據。冉孟成說：“我提過合同的事，趙局長說他們是代表政府在做事，又不是企業，簽什么合同。”

　　果然，短暫接受記者采訪的趙榮作出了相似的回答。貴州省著名律師程朝華認為，化甲“核桃風波”點出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政策號召應否承受法律約束的新鮮命題。

　　對于黔西縣幾級黨政的官員們來說，來自化甲村的“提示”似乎還不僅于此。

　　陳永志說：“核桃樹不掛果，挫傷了鄉親們的積極性，影響了村兩委和上級政府部門的權威。如今，我們再提什么調整農業結構的設想，就會遭到奚落：‘捅出黃鱔再說，你們捅出來沒有？’大家還編了句順口溜：‘樹上不結果，地上不出糧。聽了政府話，農民悔斷腸。’”

　　據悉，6月13日，貴州省林業廳由一位副廳長帶隊，赴化甲村進行了調查。

　　6月15日下午，林業廳下屬的省營林總站副站長李宏打電話告訴記者，核桃樹長了幾年后，要對其是否嫁接苗作出鑒定很難。營林總站將一方面加緊調查樹苗的來源，一方面與省林科院、黔西縣林業局組成一個技術指導小組，對化甲農民展開相關示范培訓，待核桃樹掛果時，才有可能根據果實質量等對嫁接苗真假進行較準確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