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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制度經濟學的發展
茅于軾
經濟學的根本任務是尋求一個社會的致富之道。然而，像其它學科一樣，經濟學也是在發達富裕的國家里產生的。在這些國家里無例外地都已經有了一個相當完備而且有秩序
的市場在運作。所以在經濟學興起的時代，先驅學者們無不研究在市場已經建立起來之后，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分配的規律。到本世紀六十年代經濟學家的注意力才轉移到第三世界，那里窮困已經折磨了百姓幾千年之久。因為窮，許多社會弊端雖然看得很清楚，卻無力去解決；窮又使得教育水平低下，人口無節制地增長，社會再三地落入馬爾薩斯的陷阱──通過人們變得更窮而消滅過剩的人口。總之，窮本身使得窮的問題無法解決，從而形成了惡性循環。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們出于廣泛的同情心，也出于對社會演變規律的追求，逐漸建立了一門專門治窮的經濟學，即發展經濟學。
應該說，經濟學從它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開始，就在研究財富是如何生產的。他的不朽名著《國富論》的完整書名是《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之研究》(An Inquiryotni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這部巨著包括了理論、歷史、政策，形成一個完整的經濟學體系。但此書被后人反復提到的一個基本論點是“所有的個人都以利己心為動機從事經濟行為，在公正律的支配之下經由看不見的手的引導，走向私利和公益的和諧一致”。這個結論不但在當時是令人吃驚的，200年后的今天仍有許多人無法接受。利己能導致公益，果真如此的話，自古以來的道德規范，勸人不應利己而應事事出于公心，豈不全都錯了？但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證明了斯密論斷是對的。資本主義社會將人的生產率提高了幾崐百倍，靠的并不是天下為公的理想，恰恰是個人的發財心理。所以斯密的理論一直奉為自由經濟主義的依據。
六十年代發展起來的發展經濟學試圖將市場經濟中總結出來的規律來拯救窮國的苦難。當時研究得最多的問題是儲蓄如何轉變為投資，并促進生產的發展。著名的哈羅德─多馬模型以及后來的索洛模型就是找出了投資需求和儲蓄之間保持平衡的數學關系。發展經濟學還探討各產業部門的何種比例將有利于經濟增長，教育和科研在增長中的作用，人口控制的必要性等等。發展經濟學的紅極一時，在政策上的后果是更多地依賴經濟計劃來推動發展。其結果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沒有任何一個窮國能借助于這一套理論而變富。
馬克思對經濟增長理論有過重大的貢獻。他把產業分成兩大部類，并研究兩大部類的產出比如何決定擴大再生產的速度。以后的發展經濟學受到這一思想的啟發，沿著這條思路有許多學者作了更精細的探討。但馬克思對生產力發展最主要的貢獻還是他對于生產關系可能制約生產力發展的論斷。用現代術語，他所說的生產關系基本上就是經濟制度。的確，一切經濟欠發達的國家都在經濟制度上存在嚴重缺陷。
我們如果對一個熟視無睹的現象問一聲為什么，立刻就能領會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同樣在餐館里洗碗，在窮國里的洗碗工收入僅夠糊口，在富國里卻可坐汽車住洋房。這一現象使得許多在窮國里的青年人希望換一個經濟背景，移民到富國去，使自己同樣的勞動能獲得較高的報酬。由于社會環境不同使得同工而不同酬是制度差別造成的。在存在制度缺陷的社會里，大量的勞動被浪費，或被用于互相抵消力量的努力，結果是全社會的經濟效率降低，而且這一類的問題已經根深蒂固，努力也無法扭轉。或者其政治文化背景根本不允許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更談不上去解決。多數人已經習以為常，視而不見。用馬克思的說法：生產關系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經濟制度是什么東西？它是如何建立和改變的？它又如何影響社會的經濟效率？七十年代以后大量西文學者轉而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刻的思考。此間出現了許多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世界級水平的大師，如海耶克(1974年獲獎)、科斯(1992年獲獎)、諾斯和福格爾(都在1993年獲獎)，他們都對經濟制度提出過前人沒有看到的問題，使我們對經濟制度這一不可捉摸的東西有了較清楚的了解。
根據我自己對近20多年來國際上制度經濟學的學習和體會，可以對這一學說的成就作如下的理解。經濟制度是指人們獲得物質利益(貨幣的及非貨幣的)的規則。它包括成文的法律和條例，和不成文的習慣和道德。例如國家干部可以拿大鍋飯的工資，城市居民每月有幾塊錢的物價補貼，有些會議上分送禮品，某些人的某些消費可以公款報銷，過去還規定出差坐飛機或軟臥要夠一定級別，農民不得進城謀職或允許他們謀職等等，這些都屬于經濟制度，因為它們規定了一國生產出來的財富是按什么規則在它的成員之間分配的。制度的不同決定了人們經濟活動的不同，從而決定經濟效率的高低。效率最高的分配方式是取消一切非要素貢獻的收入分配，人們僅當提供勞動、資金、資源(包括土地、礦藏、淡水等)這三類生產要素時方可取得相應的收入。或者說，人們必須從要素市場上取得收入。
為了實現這一點，重要的前提是要明確財產的所有權。如果要素屬于誰的還不明確，當然更談不上對要素提供者付給報酬了。例如如果土地的所有權不明確，農民將不愿增施有機肥，培養地力；如果投資者對項目沒有明確的所有權，他也不會關心項目的經濟效益。
決定經濟制度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交易費用。交易費用定義為經濟活動中除交貨付款之外的一切費用，包括企業使自己具有法人地位的登記費、搜尋交換對象的信息費、討價還價的談判費、監督合同執行的監督費、對方不信守合同引起的損失及訴訟費。社會經濟效率降低的原因是交易費用太高。官僚辦事機構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就是交易費用高的原因。人們尋求交易費用低的辦法，于是發生公關費甚至賄賂。明確財產權可以降低交易費用，例如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與公社制賺工分相比，就可節約監督成本；類似地小業主與合伙制相比監督費用也較低，但單人的小業主資金力量薄弱。當人們的商業道德水平降低時，社會的交易費用上升，效率降低。
我國改革之取得成功，根本上是制度改變的結果。割資本主義尾巴類的極不合理的禁錮逐漸被取消。要素市場逐步在建立，盡管阻礙要素流動和交換的老毛病還不少，它在分配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斷在增加。物價逐漸理順，使借助低價而獲取收入的機會(如官倒)減少。所有制的多樣化出現了監督費用很低，效率很高的中小型企業，它們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中心。稅收的規范化使靠不公平競爭獲利的機會減少，各種市場的建設使交易過程透明化，提高了交易效率。但也應該看到，人們從非要素市場得利的機會仍舊大量地存在。假冒偽劣成為牟取暴利的捷徑；亂收費、高定價、濫罰款是政府和壟斷行業職工福利的來源；公款吃喝乃至嫖賭遠未禁絕，更不必說貪污賄賂。當前社會道德水平降低，經濟糾紛大幅度上升。這些機會引誘人們不去努力生產而從斜門歪道牟利，將成為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最令人擔憂的是這些非要素收入渠道的制度化、定型化，這將把我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引向斜路，以后糾正將十分困難。印度、印尼、菲律賓等國在這方面有不少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吸收。
制度經濟學的成果十分豐富。尤其是我國改革開放15年，各色各樣的制度創新為這一學科的進一步成熟提供了基礎信息。我們天則經濟研究所正在從事一項為期五年的50個中國制度演變的案例研究，希望對這一學科的發展能有所貢獻。
19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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