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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軾
南開46級的同學大半已快進入古稀之年，再能活多少年誰也不知道。但我希望再有機會活六十年，以彌補過去被耽擱了的歲月。當然，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希望再活六十年，這說明了我對生活是滿意的，是樂觀的。雖然過去的歲月多半是
挫折和沮喪，但改革之后形勢已經逆轉。而且即使在那悲慘的年代里，生活中仍舊有幸福的一面。
1958年被正確地劃為右派，降級降薪，剝奪了我在科研中的發言權，不讓我出版著作，已經出版的書再版時要改作者姓名，以后每次運動不斷挨整。挨整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調。到文革時大禍來臨，全家被抄，連兒子的玩具都被拿走。一次我被紅衛兵用鞭子抽，血把背心都沾住了。如果不是碰到“聯動”分子騎著自行車，車上插著“要文斗，不要武斗”，我這條命恐怕早已沒了。(北京的“聯動”最初出現時是反對文革大潮的，后來卻變了無法無天的一伙)。可惜至今我也不知道救我命的那位女同志是誰。
即使在那恐怖的時代，我愛人從來沒有拋棄我。她是一位非常美麗又能干的賢妻良母。我說她美麗，并不是因為我愛她，情人眼里出西施。她的大照片在照相館的櫥窗里展出。不論她住在哪里，蘇州、上海、北京，她的照片就掛到哪里。文革開始時我們住在王府井，她的照片正掛在王府井麗影、明昌幾個照相館里。如果那時候有選美，她一定能戴上桂冠。可是在文革的年代，反而成了她被別人忌恨的原因。她非常能干，會做衣服，結毛衣。我的衣服從襯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她會燒整桌的菜肴，直到今天，我不愿到飯店里吃飯，因為味道沒有她做的好。說她是賢妻良母，因為她是我們大家庭的感情中樞。兄弟、妯娌、侄甥，父母都愿意和她談話，她說的話人人都聽。我父親晚年時大便干燥，拉不出來，都是她動手摳出來。在我當右派時多少人趁機追求她，她沒有離我而去；在文革時她勇敢地盡量保護我們全家；在改革之后她為我解脫了全部家務，讓我可以全付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所以說，我對生活是滿意的，即使在不幸的年代，仍有幸福的一面。
她的名字叫趙燕玲。她是我幸福的第一泉源。狄源溟叫我寫小傳，想來想去，我一生最值得寫的就是趙燕玲。
199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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