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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圣華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茅于軾先生日前在北大講學時談到中國市場經濟的道德前景。茅于軾從經濟的角度思考道德問題，新意迭出，令人耳目一新。
一、道德的核心：等價關系
人們談道德一般是從利益的角度來談的，道德的特點是犧牲自己的一些利益，即人們對利欲的節制。但是，節制利欲并不否定人們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實際上，人不追求利益是不行的。如果人人抵制利益，就沒有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問題的可能性。茅于軾以我國古代的一部小說《鏡花緣》里君子國發生的一個做交易的故事闡明這個道理。由于交易雙方都是君子，都以對方的利益為原則，結果發生了爭執。付銀的一方硬說自己的銀子成色欠佳，分量不足，要多付，而收銀的一方則嫌銀子成色超標，錢頭又過高，不敢多收銀子。結果交易無從達成。無奈付銀人已走遠，收銀人只好將他覺得多收的銀子秤出，送給了過路的乞丐。茅于軾說，我們常常錯誤地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關心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其實，若人皆從別人的利益為行為的出發點，得到的也不是一個和諧的社會。無私的君子國里人們討價還價沒有可能，形成不了價格，不存在具有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在現實的商業世界中，雖然交易雙方都從謀利為目的，但通過討價還價，達成協議，這種交易具有雙方同意的均衡點。由于君子國內不能實現人與人關系的均衡，從動態變化的觀點看，它最終必定轉變成“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最適宜于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的辦法從中漁利。因此，茅于軾指出，道德的核心是人與人之間利益的等價關系或者平等關系。這種等價關系表現在三個方面(1)人們在經濟利益上的對等關系；(2)人們在基本權利上的對等關系；(3)在經濟利益和各項基本權利面前，人人機會均等。沒有均等的機會，就談不上“等價關系”。
從最本質的方面觀察，人自利并不錯，問題是自利有一個限度，這個限度就是別人同樣有自利的權利，不得侵犯別人的自利。那種借口集體主義，抹殺個人利益的做法是錯誤的。不存在不能落實為個人利益的國家利益或集體利益。如果有什么情況集體利益要求犧牲個人利益，僅僅是因為有更多的個人利益需要這樣做。也不能借口少數服從多數而剝奪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因為少數人的基本權利若得不到保障，最終可能連國家主席(如劉少奇)的基本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二、道德形成于人際互動關系之中
道德不僅不反對個人利益，相反，一個人正是出于利益的考慮才有道德的要求的，道德產生于人與人的互動關系之中，是一個反復的相互學習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人們懂得了：雖然我有所犧牲，但對人人(包括他自己)都有利。人們在無數次的兩敗俱傷(因不遵守道德所致)的教訓中學會了相互尊重，學會了必要的節制或犧牲。但道德的維持在人際關系中不一定是穩定的，如果有人犯規占便宜，均衡就打破了，就會出現相互提防，相互欺騙的局面，又需要反復學習，從受傷害的教訓中回歸到道德的路上來。要別人守規矩，自己也得守規矩；犯規占了便宜，別人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結果對雙方都不利。如果大家共同遵守道德規則，社會將處于協調與和諧之中，如果別人都遵守，只有一兩個人不遵守，這一兩個人便可以揀得便宜，因為別人都是君子，君子可欺以其方。但如果一切人都效仿這一兩個人的話，社會道德就蕩然無存，人類將重新變為野獸。只有每個人都遵守道德，學會必要的節制和犧牲，個人和社會都最終能從中得益。從這一點看，道德是一種交換，一種特殊的交換，是個人與全社會的交換。當人們享受到別人提供的道德服務時自己也愿意提供這種服務；當別人沒有提供這種道德服務時，自己也不大愿意提供服務。
因為道德是一種公共服務，所以處于公共權力中樞地位的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對道德狀況的影響是巨大的。茅于軾認為，地位越高，影響越大，故有“上行下效”的說法，沒有“下行上效”的說法。皇權政治總標榜統治者“光明正大”，而事實上是“滿口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的男盜女娼”，要老百姓守規矩，自己卻大搞愚民政策，大耍欺騙手段，皇權政治成為社會道德敗壞的總根源。其實，任何個人或集團都要受到利益上的制約，都要恪守道德準則，沒有人可以例外，因為不受規則約束，不受權力牽制的個人或集團必然會損害別人的利益。中國有句俗話：打鐵先從本身硬。領導以身作則，群眾才可能跟上。光說不練，群眾會懷疑領導想欺騙大家，并從中得利，道德水準非但不能提高，反而可能惡化。政府及其官員當反求諸己，在制度設計中保障任何人都受到規則、權力的實實在在的牽制，如此方能正本清源，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道德的社會。
三、中國道德的再造之途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開始了我國歷史上嶄新的一章：人們變得更富裕了；人際關系的范圍大大擴展了，其內容也更多是利益往來；西方的觀念大量地進入；等等。社會似乎世風日下，出現了道德的迷茫。再用過去強調的道德原則來要求新的一代人，實際上很難被接受。事實上，新的道德觀正在醞釀之中，道德觀的變化使新道德觀的擴張成為一個無法超越的必然過程。如果不對舊的道德觀念加以重新調整，必將與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格格不入。茅于軾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了我國道德再造的途徑：
(一)傳播平等觀念，促進新道德的確立。茅于軾說，平等是專制、特權的對立物。專制主義思想、特權思想不清除，政府行為就可能有意無意地強化個人崇拜、盲目順從的思想，成為確立新道德的障礙。不清除專制主義思想和特權思想，而欲建立新的社會運行機制，勢必矛盾重重。專制主義秩序是建立在不問是非，甚至違反人性的順從上的。這種“道德”所釀成的悲劇絕大多數是盲目順從造成的。在專制主義社會里，強權大于真理，人們被強權強制性地解除了理性的武裝。一個不分是非曲直，盲目順從強權的民族實在是沒有理性的可憐的生物之群。
(二)加強制度設計，保障人們基本權利上的平等。茅于軾認為，在制度設計中，平等不僅在倫理上，而且在邏輯上都是唯一可以被每個人都接受的原則，這個概念的出發點就是人生而平等，即人在基本權利上平等。
(三)建立、完善市場體制，保障平等基礎上的競爭。人們在經濟收入分配上如果出現不公平或者扭曲，就必然導致道德敗壞。可惜現在有許多人認為收入的扭曲是人們過分追求自己利益的結果，他們沒有看到這些現象的最終原因在于特權過多地干預了經濟，造成了不平等的競爭環境。我們可以看到，凡是政府直接管理經濟的地方，如分配平價外匯，分配進出口配額，審批低息貸款，調撥平價物資，核準土地使用，分配住房，分配緊缺商品的機構，都是最容易滋生腐敗的地方。因此，必須減少政府的直接干預，逐步取消對壟斷行業以外的價格管制，使商品交換盡量不經過“公共權力”這一環節，腐敗自然無從產生。收入分配就不至于被扭曲。茅于軾說，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保障“平等”競爭，就會為新道德的確立準備好條件。
(四)建立、健全權力制約機制，優化社會組織環境。茅于軾認為，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組織的變化，在道德觀念的選擇上發揮著極大的作用。專制政治下，占統治地位的是專制主義道德觀，講究盲從和愚忠，而民主政治下，則講究平等。由于專制主義道德阻礙了人類本身的發展，是不適應社會組織演變的道德觀念，最終必將被淘汰。我國正在逐步確立市場經濟的組織模式，這有利于以平等為基礎的新道德觀的確立。但腐敗現象、特權現象在我國還嚴重存在著，這與市場體制所要求的平等精神是不相容的。要事實上遏制腐敗、消滅特權現象、務必建立、健全權力制衡機制，使我國政治、經濟組織制度不再成為滋生腐敗、特權等不平等現象的根源。
199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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