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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強
也許是從小受過較多德育教化的緣故，平時對道德之類書籍總是甚少留意。然而，經濟學家茅于軾的新著《中國人的道德前景》，卻著實讓我轉變了一回觀念。
與一般文學、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等學科門類相比道德不啻是一項十分獨特的
領域，這是一片極易陷于枯燥冗長的沼澤地。所幸，與常見的道德說教大異其趣，《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以下簡稱《前景》)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討論道德問題，因此書中充滿了別開生面、引人入勝的豐富內容。
熟悉的人都知道，茅于軾先生專長微觀經濟研究，他頗諳“生活中的經濟學”，善于將生活的點滴經驗與市場經濟的運作規范聯系起來，將經濟學還原為事理常規。其“家常式”的經濟隨筆，說的雖是日常瑣事，卻往往折射出一些驚人的啟示。他的《生活中的經濟學：對美國市場的考察》是這樣的“點化大眾”之作，《誰妨礙了我們致富》保持了同樣的風格，《前景》一書仍然保持了這樣的風格。
關于本書的內容特點，作者有這樣一段“夫子自道”：他說，本書討論道德問題著重在兩個方面，“一是對道德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大家都同意的簡單邏輯來分析各種道德主張的矛盾性和一致性，指出每種主張隱含的出發點是什么，它可以推廣到何種程度，其界限何在”；“二是大量結合我國經濟改革以來出現的各種社會現象來展開理性分析，而不是在純粹的形式邏輯里兜圈子”，因而不僅報刊上有趣的新聞報道充當了本書的有用素材，許多司空見慣的現象也成了他討論問題的出發點。
作者對道德概念的詮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一般的認識中，道德是利他的美德，比如奉獻、犧牲、助人等等，可以說，道德自古以來就與抑制自利有關，犧牲自己的利益并有利于他人是道德的同義語，換言之，道德是反功利的。
然而，作者以其經濟學家的眼光判斷，道德的基礎其實是功利主義的，何故?因為只有別人得到了利益，自己才值得去犧牲利益，而且別人所得的利益比之自己失去的利益更大， 這才是道德的正常依據，所以，“履行道德義務不是為了虛無飄渺的目的去當苦行僧，如果一項道德準則將使一切的人受損，這將不成其為道德，恰恰是反道德的”。“作者指出，“如果我們不能透過道德在表面上的反功利看到道德實質上的功利主義，我們將永遠無法掌握道德的精髓”，他進一步論證，道德實質上是一種公共服務，它由社會的每一個人提供，又被每—個人享用。他說，商品和勞務也為個人服務，但那是通過雙方自愿的交換來實現的，而“道德則是單方面提供，并非建立在即時的交換之上的”。
道德是利他的——雖然其基礎也是功利主義的，而經濟則始終與白利相聯系。自利給經濟以動力，并使人類從中受益，因而無論怎樣限制，自利行為總是綿延不斷，但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行為的公共原則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東西。在減少沖突，保持交易秩序方面，道德力量制約著自利的極端化發展。可以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的自利性與道德的利他性是—對矛盾統一體，這一饒有趣味的課題歷來吸引著眾多的經濟學家。現代許多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如阿羅·布坎南、弗里德曼等都發表過關于道德的看法。本書作者選擇同樣的課題，其觀察思考的立足點卻是中國實際。
作者的關注焦點在于：市場經濟下要不要道德?道德觀念是否需要重整?傳統的儒家倫理是否需要注入新的道德要素?經濟與道德能否相容?如何相容?
近20年來，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步步深入，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革。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在社會加速轉型的過程中，國人傳統的道德觀念是否需要作相應的調整呢?作者對此的回答是肯定的。的確，再用過去強調的道德原則來要求新的一代人，實際上很難被接受，而且這一套原則在邏輯上包含著嚴重的缺陷，真正要貫徹到底是行不通的。在茅于軾看來，這種調整也許比價格調整、所有權調整等都更為困難，然而也更重要。他對此還有一個擔心，“歷史越悠久，傳統文化的根底越深厚，完成這個轉折也越困難。而且在轉折中還可能走向另—個極端，即私欲膨脹，把傳統道德中應該繼承和發揚的部分統統分掉 了”。
市場經濟之所以具有非凡的活力。關鍵在子追求自利的巨大動力。我們選擇了市場經濟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就必須肯定追求自利是正當行為，如果我們依然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作為信條，就等于抽掉了市場經濟的發動機，市場將無法運轉。但是，既然利已是正當行為，是否講求道德就無必要，道德應該退出市場呢?茅于軾稱這是個極大的謬誤，他認為，市場經濟中利已有其嚴格的界限，即不能損害別人的利己行為，所以市場是以無例外地尊重每個人的自身權利為特征的。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這一點已被多數人所接受。但法治是否要道德支持，似乎還存在著爭議。依茅于軾的看法，道德是法治基礎，如果沒有道德的支持，法治并不能獨立地支撐市場。他舉了三點理由：一是與道德相抵觸的法律很難貫徹。例如不少人認為天上飛的地上走的都算天之物，人人得以占有，所以禁獵珍貴野生動植 物的法律就極難貫徹；二是法治是成本極高的奢侈品，而道德則是沒有成本的公共服務。如果一個社會道德很好，就根本用不著法律來管事；三是道德和法律之間還有一段空白地帶，換言之，不道德的事未必都犯法。因此，他的結論是，市場經濟離不開道德的支持。
其實，即使是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那里，“市場”也不是一種可以任意脫離規則的東西。布坎南就說過：“只有在法律的、政治的公共機構框架內，市場的運轉才成為可能。”這里的框架除有形的法律、政治層面的制度外，應該還包括了道德等無形的制度，可見，經濟與道德不僅可以相容，而且應該相容。那么，這兩者到底如何相容呢?茅于軾開出自己的處方：啟動人們心中的道德資源。他說，越是在風氣日廢的環境中，人們越是對道德崇高的人懷有發自內心的崇敬的心情，說明人們盼望道德的重建，這是一股無形的，然而又是巨大的力量，是一種潛在的道德資源。啟動這資源不是靠說教，而是靠行動，特別是政府官員的行動。 的理由十分簡單卻又耐人深思：普通人的行為改變不了全用，但領頭人的行為卻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在家庭里家是領頭人，在學校里老師是領頭人，在社會上官員是領頭人。“不難設想，如果一國的政府官員個個嚴于律已，它的社會必有一種向上的道德風氣。”的確，誰能舉出一個反例呢?
摘自《生活中的經濟學》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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