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

　　文/本刊特約記者 周陽

　　日新月異的中國經濟總是能給經濟學家們提供很多新鮮的研究素材。這大概也是他們喜歡到中國來來往往的緣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就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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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著名的一位。

　　蒙代爾教授第一次來中國，是在1995年的春天。當時，他身負到中國人民大學授課的教學任務。這項工作使他獨自在中國呆了四個月，并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

　　但真正讓蒙代爾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將中國納入自己研究視野的，是1994年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和挑戰。1995年國際上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以后，人民幣匯率上升幅度大約為25%，這種匯率的大幅上升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有些始料未及，因此成為當時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

　　正在中國教書、同時深諳國際經濟學匯率模型的蒙代爾當時就向中國人民銀行建議，召開一個國際研討會，和國內外金融機構共同商討對策。在蒙代爾的積極推動下，會議還得到了兩家重量級國際銀行的支持和參與——花旗銀行和德意志銀行，當時參會的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蒙代爾回憶說，會議取得了重要的成功，并在很多問題上形成了實質性的指導意見。

　　從此，蒙代爾開始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中國經濟金融政策的制定和發展中來。

　　2004年5月，蒙代爾在近10年內第18次來到中國。這次，他的主要任務是參加2004年北京國際金融論壇。這個一年一度的論壇發展至今，在規格和規模上都已經達到空前的程度——經國務院批準，由中國金融最高決策和監管當局“一行三會”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本次論壇的主題為：金融發展與金融業治理結構。

　　對于金融業在中國的地位，蒙代爾似乎早有預見。他說，“我很幸運，在國際經濟學方面有所專長，尤其是在匯率及貨幣政策方面。這些都是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十分重要的領域；而且我相信在未來的若干年內，其重要性都不會降低。”

　　記者和蒙代爾也算不打不成交。在2003年北京國際金融論壇上，記者對于蒙代爾毫不動搖地堅持“人民幣不升值”觀點，從其研究方法上表示質疑。當時，蒙代爾教授愉快地接受了記者的挑戰。因此，在本次論壇召開前，當記者敲開蒙代爾教授下榻的北京飯店住處的房門時，教授顯得十分高興。

　　記者：本次論壇的主題是“金融發展與金融業治理結構”，相對于您的專業領域來說，似乎顯得過于具體和富有操作性。對此，您覺得在這樣一個論題下，您的學術素養和豐富閱歷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蒙代爾：表面上，這是一個很具體的題目。但實際上，我們無法僅就銀行業的公司治理而展開討論，它必須要放在一個更大的環境中，才有意義。

　　必須注意的是，中國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中國經濟將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的沖擊。現在，對于很多國家來說，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一件令他們十分頭痛的事情；但對于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清醒地保持自己最有利的發展方式。當然，與此同時還要和國際標準接軌，如WTO協議。

　　總體上來說，中國在和其他國家一起博弈，中國應該承擔起自己的那一部分職責，以保證世界經濟在一個公平的環境和規則下進行。

　　因此，盡管這次會議的主題十分具體——“金融發展與金融業治理結構”，但我仍然希望能夠從國際經濟學的角度探討中國的金融政策和金融發展將如何影響并受到全球的影響。這是一個必須受到重視的問題。

　　這里仍離不開人民幣匯率和中國貨幣政策的問題。首先，人民幣匯率是中國經濟與外界聯系的重要載體，更何況從2003年下半年到現在，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背景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國經濟可能由通縮轉為通脹趨勢；第二，中國正在和美國一起成為世界經濟繁榮的助推器，已經不能離開國際環境來孤立地選擇自己的貨幣政策。

　　而這些都仍是我對中國經濟的主要關注點。

　　記者：在中國問題上，您似乎總是保持一種沒有政治背景的態度。那么從純粹經濟學的角度，您認為中國經濟是否真的過熱？

　　蒙代爾：經濟是否真的過熱？這里需要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供需缺口模型。以美國的模型為例，當需求超過供應的時候，就出現了過熱，而且會帶來所謂的全面就業；但這個模型對中國未必是適合的，因為中國的供應還是成長性的，而且中國并沒有實現全面的充分就業。

　　在中國，一些原材料的價格正面臨上漲壓力，這是世界經濟復蘇的原因，價格上升并不是中國造成的，但是，如果是由于貨幣和信貸發放較快，導致一些特別領域，如鋼鐵、水泥和鋁等需求非常強勁，問題就不一樣了。

　　現在的確應該進一步限制這種過度的投資和信貸投放。因為對生產過程產品的需求，作為長期來說是不可靠的。需要謹慎的是，以前中國也曾出現通貨膨脹的高峰，經驗告訴我們如果說采取過激的措施的話，又很可能會帶來經濟增長的下降。

　　記者：如果說信貸控制是限制投資熱度的方式之一，那么貸款增速應該控制在多少以內為宜？

　　蒙代爾：首先基于上述考慮，應該肯定的是，中國央行及金融監管部門出臺信貸控制的舉措絕對是“一個好的主意”。但這種政策不應是“一刀切”，而應該逐漸降低貸款增速。根據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態勢，每年貸款增長的速度應該控制在15%以內，而不是25%。

　　記者：那么在當前的宏觀經濟和政策取向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到底處于一種什么樣的敏感地位？

　　蒙代爾：很多人，特別是投機者都在宣講所謂中國的人民幣會升值。人民幣升值對世界其他地方有什么影響呢？這種影響應該不會太大，但這種升值會使中國經濟增長下降，從而使日本等周邊的亞洲股市受到影響。

　　假設人民幣升值，一斤棉花需要5.5元人民幣的話，FDI將會減少，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也會下降。在上世紀80年代末也出現過經濟增長下降的問題，其結果是加劇銀行不良貸款，國有企業出現虧損，人民幣的可兌換性推遲；而在農業方面，因為農產品價格下降，對農村的影響不言而喻。相應的，整個東南亞都可能會出現不穩定。

　　我一再強調，浮動匯率制對于中國目前來說是不適合的。一旦實施浮動匯率機制，就像美元對歐元一樣，會發生劇烈的匯率變化，各行業在國際國內都會遭受很大的沖擊，在國際債務方面也會帶來變化；最終，由于投機行為，人民幣終將成為受害者。

　　中國的匯率政策已經執行了近10年的時間，仍然是一個很好的匯率制度。正是這種匯率制度使得中國抵抗住外界要求貶值的壓力，并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得以幸免，并為亞洲經濟的穩定作出了貢獻；也正因為這個制度安排，在2003年，當人民幣承受外界強大的升值壓力的時候，中國政府明智地保持匯率不變，終于贏得了有利的宏觀經濟環境。

　　因此，中國現在沒有必要也不適合改變這一經受過時間考驗的政策——至少在不可預見的時期內。

　　記者：我們知道，在中國經濟金融領域，還有很多更加基礎性和決定性的問題尚待解決——離開這些問題的解決，只會使得匯率問題和貨幣政策變得更加被動。

　　蒙代爾：是的。近10年來，每次來中國，我都會和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對匯率問題、貨幣政策、稅收政策、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問題進行熱烈的討論，但近兩年來，隨著在大問題大原則方面越來越多的共識，大家開始更加關注一些具體的問題。

　　首先是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問題。由于中國的國有銀行將絕大多數資金投給了國有企業，因此私人部門很難從銀行體系得到信貸資金，甚至只能從國外獲得資金，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向國外融資并不是最優的方式——畢竟國內企業很難直接接觸到國際投資者并相互了解和溝通。我認為，現在是向一些私人部門傾斜信貸資金的投放的時候了，因為這樣才會有可能解決或者稀釋一些銀行的不良貸款。

　　而當前中國最棘手的經濟問題是如何使農村經濟，尤其是使部分西部貧窮地區實現經濟起飛。現在的中國農民獲得利潤的可能不容樂觀，因此建議給農民更多的盈利空間，如讓農民更長時間地擁有土地并形成自己的資本積累。實際上，這一做法并非原創，而是來自于已經得到中國千百年農業生產驗證的古老經驗：讓農民們為自己干活，這樣他們才不會更多地依賴政府。

　　記者：經濟學家的成就感往往來自于自己的政策建議被采納。作為一個在政策建議領域頗有建樹的經濟學家，相信您也一定有自認為最糟糕的政策建議。

　　蒙代爾：是的。但這是一個從來沒有對外披露過的問題。那應該是在2003年上海APEC會議上，我提出了關于香港經濟美元化的建議。

　　我一直希望在亞洲共同貨幣方面，可以先從港幣開始作出一些舉措來，即用美元代替港幣。因為香港在亞洲和世界經濟體系中具有很特殊的金融中心地位,而且在亞太經合組織中也是最重要的地區。如果把140億港幣換成美元的話，利息一年會有100萬。這樣就會避免投機活動，也不會影響世界貨幣體系的運轉。盡管亞太經合組織的發展也許并不需要港幣美元化，但這對香港本身來說是一件好事情，對中國、對整個亞洲都是一件好事情。

　　但我提出這個建議的時機應該是不合時宜的。因為當時參加APEC會議的還有美國總統布什。盡管遭到亞洲其他國家的冷遇，布什在APEC財長會議和APEC峰會上一直敦促人民幣升值。在他的背后是美國制造商和一些國會議員。在他們心中，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使美國商品處于不公平的競爭劣勢，還使美國損失了上百萬個工作崗位。

　　因此，在當時的美國經濟和戰略下，我的這一建議顯然缺乏“外交意識”。

　　記者：那么最成功的政策建議呢？

　　蒙代爾：當然是關于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不升值的建議。

　　記者：經濟學家越來越多地在中國的經濟實踐中發揮作用。在這一點上，您也可謂是身體力行的“模范”。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教育？

　　蒙代爾：剛到中國來的時候，我發現中國有一些很不錯的經濟學家。但現在我逐漸發現有很多經濟學家十分擅長寫一些不錯的文章，盡管文章包含了很高的智力投入，但仿佛目的只是發表。與此同時，經濟學的教育十分注重理論化、數學化，卻沒有更多的實質內容，仿佛只是為了培養經濟學教授——實際上，在美國乃至歐洲也是如此。

　　很多專業素養很好的經濟學家，卻并不去接近現實世界或者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這是很值得關注的問題，需要時間來改變。

　　在蒙代爾看來，接近中國經濟現實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而蒙代爾來到中國也一定會忙個不停：一會兒是學生眼中喜歡散步的普通外教，一會兒是眾人追逐的論壇經濟大師，而且在北京他還有一家自己的公司。他說，參與到商業活動中也是一種將自己對中國的興趣和專長貢獻給中國的重要方式。但學者始終應該還是學者，蒙代爾給自己的定位是：永遠都將經濟學家的角色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