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崔麗

　　本報北京6月9日電

　　監察部今天通報的對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的責任人處理中，共有9名政府要員對200多名受害嬰兒負責。本報記者今天對制度反腐專家鐘巖進行了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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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從影響面，還是從涉及面來看，阜陽劣質奶粉事件是一起官員群體失責的典型案件。因此，對其處理是極為嚴肅和嚴厲的。”鐘巖評價道。

　　在這次事件中，1名市長、兩名副市長、1名市政府副秘書長、5名處級干部受到處理，其中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長楊樹新涉嫌徇私枉法，被移送檢察機關。尤其引人注目的是，3名領導干部被責令辭職。

　　人們注意到，此次處理的9名責任人員，沒有延續前一段時間安全事故處理中有關官員引咎辭職的做法，而是直接對3名責任人責令辭職。

　　“責令辭職比引咎辭職力度更大，顯示了政府對失責官員追究力度的加大。”鐘巖說，以往的引咎辭職通常以責令辭職為基礎。這幾年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在掌握權力的時候，沒有把權力作為一種責任和負擔。因此當失職事件出現時，總是習慣互相推諉，不愿承擔責任。有時因顧及失職官員的面子，有關部門勸說其引咎辭職了事。

　　在處理阜陽劣質奶粉事件中，被責令辭職的官員增多，這透露出一個強烈信號，即政府問責的力度和強度不斷加大。

　　“這些領導干部因用權失責而受到問責的追究，意味著權力應該成為一種負擔。”鐘巖說。

　　從非典發生之初，兩名正部級領導干部被免職開始，顯現了新一屆中央政府依法行政、從嚴治政的決心。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說“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

　　鐘巖說，認真解讀這句話，可以懂得它的另一層含義就是，權力應成為一種負擔。它凸現了一種理念，當權為自己或與自己沾親帶故的少數人所用、所謀、所系時，是一種樂趣、享受；當權為民所用、所謀、所系時，它就是一份沉甸甸的擔子和責任。

　　“阜陽劣質奶粉事件說明，不是只有貪污受賄的干部才會受處罰，如果官員沒有懂得權力的真正含義，責任心不強，享用了這個權力，沒有為民所用，那就會因失責而受到責任追究。”

　　權力是負擔的理念印證著溫家寶總理關于權力運用的三句話：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

　　鐘巖提出，權力的架構呈金字塔形，而對權力的監督應是一個倒金字塔形。他解釋說，這意味著權力越大的人受到的監督力度理應越大，尤其是處于一個地區或部門權力頂端的“一把手”，所受監督應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其中包括黨政組織的監督、專門機關的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等。

　　劣質奶粉造成200余名嬰兒傷亡事件，給社會家庭造成的傷害，是一個有責任的政府和官員不能容忍的。鐘巖說：“作為黨和政府對失責官員進行追究是必然的，失責官員承擔這種責任更是必須的。”

　　以《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為標志，由權力問責為主向以制度問責為主轉向的態勢已基本形成。

　　從近期對重慶開縣井噴、阜陽劣質奶粉等事件的責任追究中，可明顯看出，官員問責開始進入制度化操作層面。

　　“這一系列事件對誰處理，怎么處理，處理多少人？不再是根據某個領導的意圖作決定，而是依據有關規定和制度進行問責與追究。”鐘巖說。

　　鐘巖指出，目前制度問責還限于對比較顯性的執行層面的責任追究。問責尚處于權力問責向制度問責的過渡階段。以后會出現更廣泛更深入的問責，會逐步由對執行環節的問責，向對決策環節、監督環節的問責發展。對權力的問責應當是科學的、規范的，不僅要明確誰來問，而且要規定怎么問，問什么？既要有問責的實體規定，又要有問責的程序規定，同時還要有問責的組織處理、問責的紀律處分、問責的司法移送等制度化規定，以使問責制更加科學、嚴密、有效率。這也是建設一個依法行政、清廉高效政府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