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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董碧水 本報杭州6月7日電

　　浙江能放都放 強縣發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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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為500噸聚酯切片的加工貿易業務，沈強來到浙江省紹興縣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外經貿窗口的工作人員看過材料，很快便為他辦妥了手續。

　　沈強是紹興縣一家紡織品公司的負責人，他辦理的項目屬于“特殊商品的加工貿易審批”，此前這一審批手續必須到省經貿委才能辦理。“那時要往市里跑，報省里批，手續經過的部門也多。部門領導總是很忙，不是出差就是下基層檢查工作去了。”沈強說。

　　從以前要等十天半月到今天的當場辦理，這得益于浙江省于2002年8月推出的一項新政策。

　　擴權對經濟強縣是“真金白銀”

　　這一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一舉打破以往上級向下級“放權”采取的逐級讓權的傳統做法，省級政府行政部門繞開市級政府行政部門直接“放權”。全省共有17個經濟強縣(市)同時受到“擴權”的惠澤。

　　“擴權”的范圍包括12大類、313項具體的審批權限，幾乎囊括了省市兩級政府經濟管理權限的所有方面，涉及計劃、經貿、外經貿、國土資源、交通、建設等10多個政府部門。

　　這份浙江省委辦公廳下發的浙委辦［2002］40號文件，用4個字表述了擴權的總體原則：“能放都放”。即除國家法律、法規有明文規定的外，須經市審批或由市管理的，由擴權縣(市)自行審批、管理；須經市審核、報省審批的，由擴權縣直接報省審批，報市備案。

　　同時規定，對國務院有關部委辦文件規定的，須經市審核、審批的事項，原則上也要放，具體操作中可以采取兩種形式：一是采取省、市政府委托、授權、機構延伸、個案處理的辦法，二是積極爭取中央有關部委辦授權或同意。“盡管文件語言是枯燥的，但對于經濟強縣，這些話的意義卻是實質性的，字字都是‘真金白銀’。”紹興縣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常務副主任嚴百興說，幾乎是一夜之間，縣里在經濟管理權限上幾乎和行政上級地級市“平起平坐”了。

　　這一行動被稱為“強縣擴權”。

　　減少審批環節讓強縣快步走

　　擴權后的直接效應是：減少了環節，簡化了手續，加快了速度，提高了效率。

　　一位縣領導告訴記者，就土地審批來說，擴權以前縣級政府只能批兩公頃以下的土地，現在5公頃以下的也能自己批了。僅在擴權文件后的10天時間里，該縣就為6家等得著急的企業辦理了供地手續。而擴權前，一個面積兩到5公頃的建設用地項目審批，報到市里去最快也要一個星期，慢的要兩個月。

　　“從項目報上去的那一天起，用地單位就不斷催。我們夾在中間很被動，只好一方面和市里不厭其煩地電話聯絡，另一方面對用地單位反復解釋，直到土地批下來為止。”縣土地管理部門的一位同志說，由于審批時間太久，建設工期耽誤不起，一些企業便只好把建設項目拆分成一期、二期工程，分幾次在縣里報批。

　　“縣里很多政府部門都碰到了這種現象，但考慮到企業的難處，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樣一來，審批窗口的工作量自然增大了，許多不規范的審批也由此產生。

　　紹興縣發展計劃委員會吳強的感受是，擴權之后，工作總體上比過去更輕松也更規范了。

　　當然，真正享受到擴權好處的還是企業。長期和企業打交道的吳強說，減少審批環節和縮短審批時間，企業生產經營不受影響，其得到的好處“完全可以用金錢和效益來計算。”

　　“其實，很多審批環節毫無意義。”沈強說，其中的費用不說，我們公司曾有好幾筆出口業務因此被耽誤，“損失了找誰賠都不知道”。

　　浙江省政府的一位同志認為，現在計劃經濟的殘留主要在行政領域，審批制度里面太多的東西已經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了。“如果嚴格按照原來的審批制度，都管死了，下面沒法發展。如規定3000萬元以上的技改投資項目，要報省級部門審批，但下面這樣的項目太多了，根本就批不過來。有的項目要蓋100多個章，跑了兩年下來，項目已經沒有意義了。”

　　由繁化簡，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工業處處長朱衛江認為，擴權放權，其實質是減少審批環節，降低“過程成本”，“讓經濟發展得快的縣，給它快步走的條件”。

　　行政體制接近“省管縣”

　　事實上，近10年來，浙江省一直推行擴大部分縣市經濟管理權限的實踐。朱衛江說，最值得注意的是繞開市級政府行政部門直接“放權”后市級政府的態度。

　　據了解，在此次擴權中受到影響最大的是嘉興，全市5個縣中海寧、嘉善、平湖、桐鄉均為擴權縣，僅海鹽未能進入，但嘉興市政府自動對海鹽全面放權。寧波和杭州索性讓未進入擴權縣名單的其他縣區全部享受“擴權縣”的待遇，就連經濟欠發達的衢州、麗水也參照省里的擴權政策，宣布給部分縣區放權。

　　“改革的目的不僅是去除經濟發展中的制度弊端，而且也是節約行政成本的過程。”嘉興市的領導說。

　　據了解，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在主持制定“擴權”政策時，根據調研情況曾提出這樣一種方案：經濟強縣直接劃歸省里管轄，形成“直轄縣”，但考慮到這么提，有關部門肯定批不下來，所以換了相對讓人能接受的現有方案，“低調處理”。

　　“當時我們期望的最好結果是，兩種方案同時執行，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同時，對行政管理體制創新作一些探索，但擔心這樣會讓擴權改革變得更復雜。”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解釋說。

　　目前，浙江名義上實行的是市領導縣的體制，但除寧波市外，浙江一直實行“省管縣”的財政體制，縣財政直接歸省財政管轄。同時，縣里主要領導均由省里直接任命。在財權和人事權方面實際上接近于“省管縣”行政體制。

　　朱衛江認為，“強縣擴權”有效地推動了縣域經濟的發展，這是浙江經濟發展的一條“真經”。

　　紹興縣2002年成為17個“強縣擴權”縣之一，2003年GDP達到272億元，增長15%，財政收入增長了28.2%，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更是增長了49.8%。

　　據介紹，1991年全國百強縣排行榜初次排定，浙江入圍縣(市)是12個，到2002年全國百強縣(市)名單，浙江26個縣(市)榜上有名，連續3年百強縣數量位居全國第一。

　　浙江縣域經濟獨占鰲頭，固然離不開浙江人的勤勞、務實、創新，但應當說也與強縣擴權息息相關。

　　中編辦：尚未考慮對省直管縣統一規劃

　　本報北京6月7日電 (記者 崔麗) 記者日前就河南、浙江等地進行的“縣域擴權”改革采訪中央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時，該機構值班室有關人員稱，目前中編辦尚未考慮就省直管縣進行全國統一規劃，各省市進行的“縣域擴權”改革，只要是在憲法、法律允許范圍內即可行。

　　這位人士認為，目前在河南、浙江等地進行的縣域擴權多是進行某一局部的改革，如在財政體制、行政審批等方面，并不涉及省、縣體制的整體布局變化。

　　對中編辦的態度，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說，這等于發出了一個信號：省直管縣改革不能“一哄而上”。

　　“中國地域廣大，地方政府應探索自主權行使的不同模式。”毛壽龍說，“如果強調出臺全國統一的政策，肯定會出問題，省直管縣在有的地方可能會‘水土不服’。”

　　“擴”了的權落不了地 湖北強縣擴權遭遇“腸梗阻”

　　記者 從玉華

　　本報武漢6月7日電

　　去年6月起，湖北省對大冶、漢川、宜都、京山、恩施等20個縣市實行“擴權”，將以前市州一級掌握的大部分經濟管理權限和社會管理權限下放，其格局接近“省管縣”。

　　一年過去了，縣市的權力半徑擴大了多少？審批權是否能落實？財政改由省直管，縣市進賬是否多了，財政總盤子是否大了？

　　湖北西部參加“擴權”的一位縣級市市長，對記者的提問感到很為難，他說：“這涉及好幾級政府，不好說，不好說！”

　　他表示：說起來是縣域權力大了，審批權多了，縣官更香了。其實，“這次改革把我們推向了更尷尬的境地”。

　　按說，省政府表示“能放則放”，放權決心很大：涉及20多個政府部門，包括計劃、商務、國土、交通、建設、稅務等，幾乎涵蓋了經濟管理權限的所有領域。“擴權”事項多達239項，省委、省政府的擴權文件長達18頁。但，“坦率地說，省委省政府的想法很好，但我認為此次強縣擴權并不成功。”這位市長說。

　　他舉例，按照文件，除國家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的以外，目前經地級市(州)審批或管理的，改由“擴權”縣市自行審批、管理；須經市州審核，報省審批的，改由“擴權”縣市直接報省審批或審核，報市州備案。他們把相關報告給了省相關部門，可很多至今沒受理。以前沒權，還知道給人指路，現在擴了權，權是虛的。

　　“根本問題是監督落實不夠。18頁的文件早下了，但省和市州各部門的相關文件很多至今沒下，沒有具體實施方案，縣市的很多權就不是‘擴’，而是‘懸’，不能‘落地’。說白了，上下級政策工作沒銜接好，所以出現了‘縣市局可以批的項目，也報市州局批’這樣見怪不怪的事。中間環節一點沒少，甚至工作成本更高。”

　　“再說財政。既然是省直管縣，就應該嚴格劃分哪級企業應該在哪兒納稅。可現在呢，縣市企業納的稅還要交給地市，跟過去有什么區別？為什么文件中不把這些操作層面的東西界定下來？”這位縣級市市長問。

　　另悉，漢川市3月30日公布了有關部門調查：在239項“擴權”事項中，落實較好的有87項，占36%，如3000萬美元以下的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等；未能落實的99項，占41.6%，如1000萬元以下的技改項目等；缺乏可操作性的27項，占11.5%，如利用外國貸款項目等。

　　今年4月1日，大冶市政府向湖北省委省政府遞交一份報告說，大冶真正落實的擴權事項僅106項，72項未能落實，49項則尚未啟動或沒實際意義，另有11項操作性不強。在落實擴權政策時，大冶遭遇“腸梗阻”現象，包括以下3方面：

　　一是省對口部門還沒有制訂出具體的落實方案。如外經貿、藥監等部門，至今沒有下文，也沒有明確實施方案，縣級部門無法操作；

　　二是省相關部門還沒有按擴權政策執行。如市經貿部門向省相關部門申報限額技改項目時，省廳仍要求轉黃石市逐級報批；

　　三是涉及教育系統的關于高中學校設立和撤并等事項，黃石市教育部門至今尚未放權。

　　鏈接

　　我國市管縣體制進程

　　起始

　　最早的市領導縣：1950年10月，旅大行署改為旅大市，為東北行政區直轄市，下轄旅順市和金縣、長山縣。

　　盛行

　　1958年，受“大躍進”思潮影響，市領導縣的體制再度盛行。

　　1959年9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規定直轄市和較大的市可以領導縣、自治縣。

　　到1960年底，全國80多個地級市中領導縣的市有50多個。

　　調整

　　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國家對市領導縣的體制也進行了調整。到1977年，除京津滬3個直轄市外，全國90多個地級市只有39個市領導縣。

　　全面推行

　　市領導縣體制首次在憲法中的確立：1978年3月，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規定“直轄市和較大的市分為區、縣”。

　　1982年，為促進城鄉經濟共同發展，中共中央決定改革地區體制，推行市領導縣體制，并以江蘇為試點。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積極試行地市合并，實行市領導縣體制。截至2001年底我國共有地級行政建制332個，其中地級市265個，占地級行政建制的80%。地級市領導的縣數量占全國縣總數的70%，人口占總人口的80%以上。

　　市管縣的7種形式

　　以原來的地級市為基礎，劃入幾個縣；地市合并；地改市；原來不領導縣的市，劃入幾個縣；把原來的縣屬鎮升格為省轄市，劃幾個縣歸它領導；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劃幾個縣歸它領導；將縣直接升格為地級市，實行市管縣體制。

　　相關新聞：民政部：“我國將設五十個省級政區”報道失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