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7日電 中國的第十個“五年計劃”(“十五”計劃)已運行3個多年頭，本周的《?望》雜志刊文，對“十五”計劃進行“期中盤點，并在當前宏觀調整的關鍵時期，對這份成績單作出仔細體會和總結。

　　文章說，“十五”計劃運行3年，宏觀預期目標大部分已超額完成任務。2001～2003年GDP年均增長8.2%，高于“十五”計劃年均增長7%左右的預期目標。應該說這是份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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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說明“十五”期間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高速發展階段。但是，發展的質量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真正把科學發展觀落到實處，在“十五”后半期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

　　數量增長成績不小

　　按2000年價格計算，2003年GDP已達到2005年預期目標12.5萬億元的90%。人均GDP達9030元，按現價計算，幾乎提前兩年完成2005年預期9400元的目標。

　　2001～2003年，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22%。2003年進出口總額達到8512億美元，大大超過2005年達到6800億美元的預期目標。2003年年末國家外匯儲備也達到4033億美元的新高。

　　在就業期間累計新增城鎮就業2488萬人，新增轉移農村勞動力2600萬人左右，分別完成5年城鎮新增就業4000萬人和轉移農業勞動力4000萬人預期目標的62.2%和65%。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的預期目標之內。

　　2001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上漲0.7%，2002年下降0.8%，2003年上漲1.2%。2003年以來，生產資料價格總水平上漲速度明顯加快，物價上漲壓力開始增加，內需增長明顯。

　　其中，基礎設施建設取得成績明顯。三峽水利樞紐二期工程完成，南水北調的東、中線工程如期開工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也成績不俗。國資委設立，電力、電信、民航等壟斷性行業改革取得重大進展，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深化，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進一步完善，大量行政審批事項取消等等，為下一步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

　　社會綜合發展勢頭不錯。首次載人航天飛行獲得圓滿成功；初中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均提前3年實現90%和15%的預期目標；生態保護3年完成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面積1640萬公頃，完成5年任務的65.6%。

　　發展質量急待提高

　　但文章指出，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社會發展的質量不夠，國民經濟結構性矛盾沒有得到緩解，相反結構性問題表現得越來越突出和廣泛。

　　其中產業結構問題尤其明顯。農業糧食產量由2000年的46217.5萬噸減少到2003年的43067萬噸，全國耕地面積減少到2003年底的18.5億畝，已突破了2005年不低于19.2億畝的控制目標。穩定糧食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面臨嚴峻的形勢。

　　工業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但2002年下半年以來，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問題，正在嚴重損害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

　　服務業與國民經濟健康需要的目標相差較遠，其年均增長速度明顯低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2003年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但沒有提高，反而比2000年減少了1.1個百分點。“十五”期間實現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36%的預期目標有較大困難。

　　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認識。在許多部門和地方政府中出現的“唯工業論”和“唯GDP論”的現象值得重視。

　　從全國講，發展服務業要以工農業為基礎，但并不是每個地區、每級行政區都要形成以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近年來，絕大多數地區和各級行政區，紛紛要在本轄區實現工業化，甚至許多本應以服務業為主的中心城市也重提加快工業化的口號。在“唯工業論”的氛圍下，產業調整效果可想而知。

　　“唯GDP論”更是普遍。2001年以來，很多地區和各級行政區都很注重國內生產總值排名，省與省比，市與市比，縣與縣比，往往把增大本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放在最優先的位置，最終降低了經濟增長的效益。

　　需求結構矛盾嚴重。“十五”計劃確定繼續實行擴大內需的方針，并提出使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固定資產投資率調控在35%左右，力圖使經濟增長更多地立足于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上來。

　　但3年來，固定資產投資不斷攀升。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36.4%上升到2003年的42.7%。居民消費率則由2000年的48%，降到2002年的45.1%。

　　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2000年的27%上升到2002年的55%和2003年的70%，經濟增長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程度已經高于上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時的水平。中國經濟成了投資拉動型增長。

　　過度依賴投資帶動經濟增長，必然帶動對鋼鐵、建材、設備等投資品需求的擴大，并進一步激發這些行業新一輪的投資熱，使投資率再攀新高。由此造成了運行失控和大起大落的經濟風險。

　　相比較，居民收入和工資水平多年來增長緩慢。特別是2001以來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逐年下降。加上收入分配不合理、分配關系未理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仍然制約著消費的增長。

　　對于消費需求不足，政策執行只能又進一步增加投資，并實行財政拉動，補充消費需求的不足。這就使消費需求不足的現象更加嚴重。這種沒有消費支撐的投資，無疑是宏觀經濟大起大落的溫床。

　　區域發展協調不當。地區協調發展是指全國的人口分布、經濟分布在各地區之間要適當，并與當地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而不僅僅是國內生產總值的分布在各個地區之間要均衡。

　　但在“十五”計劃的具體執行中，不少地區把地區協調發展完全等同于縮小地區差距，又把縮小地區差距完全等同于縮小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

　　無論是省級行政區，還是市縣；無論是生態脆弱地區，還是其他不具備大規模開發條件的地區，都提出目標要在本行政區域實現翻兩番。這必然強化不合理的社會經濟發展，加劇經濟增長與水資源、土地資源、礦產資源短缺的矛盾，破壞生態環境，并助長了招商引資中過度競爭、地區間產業趨同和低水平重復建設。而本應由地方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等職能則不是放在了次要位置，就是被忽視。

　　片面推進城鎮化。“十五”計劃制定的城鎮化戰略，目的是通過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逐步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狀況，但在推進中，出現了許多扭曲現象。

　　最明顯的問題是人口城鎮化的速度大大慢于土地城鎮化的速度。一些城鎮只熱衷于通過修編城鎮規劃，設置開發區，縣改區、鄉改鎮等，拉大城鎮框架，擴大城鎮占地面積，卻不支持農村富余勞動力及人口向城鎮轉移。近年來被占耕地農戶中，被安置就業的僅占1.5%，轉為城鎮戶口的僅占5.8%。

　　人口城鎮化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戶籍制度以及與戶籍制度掛鉤的社會保障、社會救助、醫療衛生和教育制度等改革滯后，在許多城鎮政府看來，城鎮人口的增加意味著上述領域的負擔增加；土地城鎮化加快，原因在于城鎮政府不僅可以從農用地轉為非農用地中獲取土地收入，而且可以從今后的產業集聚中獲取稅收。但從全國、從長期看，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將使越來越多的農民經營越來越少的耕地，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難度。

　　再就是把推進城鎮化簡單地等同于城鎮建設。一些城鎮把推進城鎮化片面地等同于城鎮建設，超越發展階段和人民生活水平，盲目建設大廣場、大馬路、大綠地等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這種城鎮建設，擠壓了公共服務支出，易于形成金融不良資產，也不利于服務業的發展和就業崗位的增加。

　　這同時強化了不合理的行政區經濟。城鎮化與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密切相關。完全按行政區編制規劃、制定政策來推進城鎮化，不僅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城鎮化發展規律和自然規律，并有可能誤導生態脆弱、水資源短缺等不宜推進城鎮化的地區盲目推進城鎮化。

　　經濟增長搶眼、社會綜合發展失衡。“十五”計劃將“堅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堅持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作為兩條基本方針，要求“把不斷增加農民收入放在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把擴大就業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提出“政府配置資源的重點要逐步轉向為全社會提供充足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但三年來，落實情況仍然不夠理想。城鄉失業壓力加大，城鄉、地區、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特別是享受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擴大。農村人口、農民工、城市貧困人口、老齡人口及其他社會弱勢群體的抗風險能力脆弱，社會保障和其他社會性援助體系覆蓋面小、水平低。教育、衛生和文化等公共服務發展滯后。社會穩定面臨不少新矛盾和新問題。

　　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原因分析

　　文章指出，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客觀原因在于，現階段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主要矛盾是經濟落后，經濟上不去，社會發展也無從談起。

　　但從主觀上看，首先是沒有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一些地區為增長而增長，沒有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增長的根本目的。

　　其次是在“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后，相應的社會管理體制尚未建立，政府、非政府組織、社區、居民等在社會管理中的責任與義務不清。

　　第三是籠統地把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等當作必須由政府負全責的“社會事業”，使這些領域的改革滯后于經濟領域的改革，部門壟斷，管制過多，沒有形成多種所有制參與發展和競爭的機制。

　　第四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政績考核和財政壓力，使各級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當作“硬任務”，把社會發展當作“軟指標”。特別是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不清，縣鄉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與其財力不對稱。(記者 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