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小曼 北京報道

　　在宏觀調控中受到清理整頓的項目，鐵本是第一個，但顯然不是最后一個。日前，寧波建龍鋼鐵廠項目由于“違規、越權審批上馬”，正在接受國務院調查組的審查(相關報道見本報5月31日第17版“寧波建龍受稽查　民企重型化遭遇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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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被緊急叫停的鐵本項目一樣，建龍鋼鐵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民企“重型化”的先驅力量。幾乎與此同時，劉永行的氧化鋁項目也風傳有變數。

　　面對如此富有戲劇性的經濟圖景，不同層面的觀察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判斷。一種普遍的說法是，在輕工業領域通過“快進快出”完成原始積累的中國民營企業，恰好碰上結構上的大變動，但在向與國家宏觀政策緊密相關的重化工業轉型的關鍵時刻，又遭遇到宏觀緊縮的“寒流”。

　　不斷上漲的浪潮正在退去。難道，產生奇跡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嗎？

　　挺住就是一切！

　　這次宏觀調控無疑會迫使一批民營企業做一次心態上和投資理念上的調整，能夠穩住陣腳的企業，將有望以更加清醒的頭腦、更加穩健的心態和更充分的準備挺進重化工領域

　　對于目前的宏觀政策，四川新希望農業股份有限公司主席劉永好5月18日在青島表示，調整是必要的，只是應該注意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他認為，通常講，宏觀調控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影響是一樣的，但實際上實施過程往往并不完全一樣，銀根緊縮對民營企業比較不利，因為政府更傾向于保護國企。

　　沒有人否認劉永好的說法，就像劉永好不會否認他有壓力一樣。這種壓力情緒同樣體現在那些一直為中國民營資本著迷并為之辯護的學者群體當中。而圍繞當前經濟升溫的動因以及應對措施，學者之間的分歧之大、爭論之烈，似乎也是前所未有。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魏加寧表示，這場爭論的背后，實際上隱含著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投資者與中央銀行之間以及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一場規模空前的博弈。“大家各說各的話，各有各的利益機制。”魏加寧說。

　　不過有一種普遍的認識是，當前有關部門藉宏觀調控強化行政審批的做法，必然加劇日益市場化的經濟基礎與政府體系之間的矛盾。一方面，這會導致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部門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更重要的是，多年來被“有為才有位”所困擾的宏觀部門，實施經濟調控時不能以傷害民營企業為代價，這有可能使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出現倒退。

　　北京安邦咨詢公司副總裁、高級分析師賀軍認為，民營資本在經濟升溫當中，沒有扮演任何異常角色，鐵本等項目出現問題，不能說明民營資本是造成經濟過熱的主要原因。“他們和國有資本是一樣的，都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正常的參與主體。”賀軍說，“其實如果仔細核算一下——我們沒有人去仔細計算——國有資產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會更大，占大多數。所以，不能把所有的經濟過熱的責任都推在民營資本的身上。”

　　這位分析師注意到，在這次宏觀調控中，大的國有企業——比如寶鋼、中國鋁業——的投資基本上沒有受阻，反而加快了并購與擴張。此外，重要的外資似乎并沒有受到宏觀調控的影響，比如澳大利亞的博斯格在蘇州投資2.8億澳元建立的一個鋼鐵公司，就在鐵本的不遠處。在鐵本傾頹的同時，博斯格投資之順利出乎許多人的意料。而臺商王永慶則要在寧波投資100億建立一個大型鋼鐵廠，也在正常運行當中，沒有受到影響。

　　長三角最著名的經濟學者之一、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認為，在目前的投資過熱中，民營企業家看到的是一個進入(重化工)行業的大好時機，為的是取得跨越門檻的機會，他們認為將來被淘汰出局的不會是他們。但是現在，一些民營資本出師未捷就被淘汰了。

　　經濟變局當前，我們不能過分渲染國有部門與民營部門之間的矛盾，那將導致鴻溝日闊，效率損失。一種積極的態度是——北京大學歷史文化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郭梓林說——這次宏觀調控無疑會迫使一批民營企業做一次心態上和投資理念上的調整，能夠穩住陣腳的企業，將有望以更加清醒的頭腦、更加穩健的心態和更充分的準備挺進重化工領域。

　　在上個月的沈陽“民交會”期間，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說，對于國家宏觀調控措施，民營企業務必要有正確的認識和積極的態度，從自身的調整入手適應這種宏觀形勢，自覺將民營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協調在一起。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曹和平則認為，短期緊縮政策對民營經濟不會造成實質性傷害。“只是速度減慢了一些，但不會打擊民營投資者的投資熱情，只是會增加融資成本。”他說，“從經驗來說，我估計(宏觀緊縮)不會超過3個季度。”

　　“就目前的形勢來說，挺住就是一切！”郭梓林說。

　　到底誰在過熱？

　　當金融由國家壟斷，民營企業的投資風險就可能演變為政府投資的風險

　　但是，經濟學者林毅夫此間說，我們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并不是說民營經濟不會出現其他的問題，民間投資也會出問題——即使投資的載體是民營經濟，它的潛能來源卻是國有的，所以必須提高警惕。

　　對于今年的投資增長中，究竟有多少是國有投資，有多少是民間投資，各個部門數字不盡一致，不過正如林毅夫所言，民間投資的貸款基本上還是來源于國有銀行，政府依然承擔著民間部門的投資風險。當金融由國家壟斷，民營企業的投資風險就可能演變為政府投資的風險。從這個角度來說，民營經濟并不當然地等同于市場經濟，作為微觀主體，民營企業的行為也往往是非市場化的行為。

　　因此，前一階段的過熱，說到底是政府的過熱，是政府工程的過熱，而宏觀調控、緊急剎車，同樣也是針對政府本身的。

　　這個問題在鐵本項目的所在區域似乎尤為突出。長三角地區民營鋼鐵企業的擴張，在本質上是蘇南模式早期繁榮的產物。改革開放初期，地方政府出于追逐經濟利益的強烈動機，為鄉鎮集體企業提供了接近利潤最大化目標的激勵機制，順利完成了“原始積累”，盡管經歷了改制與轉型，但成長于蘇南模式體制內環境中的民營企業家，他們向重化工業擴張的手段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

　　當然，現實環境決定他們要通過突破壁壘來獲得潛在制度收益，因此必須借助當地政府的力量，才能夠在并非完全市場化的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

　　“中國經濟有一個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曹和平說，“人力資源質量沒有國外的高，技術沒有國外的好，企業家才能沒有國外的強——現代經濟增長的三個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劣質的，憑什么GDP的增長比人家高一兩倍？我覺得是政府的力量。政府剎車可能給經濟帶來了局部影響，但是在促進增長的時候政府也帶來了高效益。兩個因素相抵，很可能是正的。”

　　曹和平先生試圖告訴我們，在本來就有行政力量參與的經濟活動中，只能用行政手段進行調控。他提到了“民營鋼鐵大王”們的競爭對手——“保護寶鋼更多的是從保護中國鋼鐵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出發，汽車的軋板，寶鋼的就是貴，韓國的就是便宜。如果吉利用韓國的鋼板，造出的車不是更便宜嗎？可是宏觀部門認為，如果老不買寶鋼，寶鋼不能維系的話，這個廠就沒了。而且，韓國企業在低價賣給中國的時候，韓國政府還不知道怎么在補貼呢！因此，盡管不能把寶鋼當寵兒來養，但必須當骨干企業來養。”

　　新華社稱當前的“地方投資大大超過中央投資增長”，這是因為，在缺乏有效的自我約束和外部約束機制的情況下，出于強烈的政治動機——比如權力下放帶來的地區競爭——和強大的資源配置能力，地方政府通過債臺高筑進行擴張，甚至往往在經濟緊縮前夜沖刺，以期在下一輪經濟啟動時占有先機。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這種承包式的地區組織競爭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高效能的動力，現在，過去隱而不見的問題——浮現，我們的增長方式正在遠離科學的觀念和真正的文明。但是轉變增長方式究竟應該靠什么？

　　改革之中尋找辦法

　　如果不深化改革，如果不能削減政府的投資建設職能，單純的政策調節很可能是逆向調節，從而損害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做出了值得注目的分析。他認為，目前的經濟過熱問題主要不是宏觀問題和總量問題，而是體制問題和結構問題。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體制問題和結構問題，解決的辦法應當是從改革中去尋找。

　　“然而，我們目前的做法是講統籌多，談改革少，重政策調控，輕體制改革。”張曙光說，“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關鍵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建設職能過大，國有經濟龐大，政府成為直接的利益相關者，再加上官員考核制度的扭曲，往往是市場未熱，地方先熱。調控前，各地爭先恐后上項目；調控中，政府要保國有部門，于是不得不卡死民營企業；調控后，不良資產達到高峰。因此，政策波動往往使市場的波動更大。”

　　既然是“體制性過熱”，市場調節顯然無能為力。解鈴還須系鈴人，政府必須干預。只是，如果不深化改革，如果不能削減政府的投資建設職能，單純的政策調節很可能是逆向調節，從而損害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

　　在天則宏觀經濟論壇春季會議上，中國體改研究會秘書長石小敏說，這幾年應該算是關門搞改革，或叫改良。在許多領域，五年都出臺不了一個方案，“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在這次會議上，以及在所有的經濟論壇當中，我們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體制改革的眾望所歸。

　　宏觀學者魏加寧則認為，在過去的25年，中國的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一個重要經驗就是成立了國家體改委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后者正是他所供職的機構——這兩個中立的、不擁有部門利益的參謀機構，“但是，在目前國家利益被部門利益、地區利益、集團利益和個人利益嚴重肢解的情況下，我們卻撤銷了國家體改委。”

　　魏加寧說，我們原先以為，撤銷體改委的負面影響可能要過10年或20年才能顯現出來。但是現在看來，可以說這種負面影響已經開始顯現出來，“高層領導在決策時很難聽到客觀中立的觀點”，而國家體改委及其宏觀司的中立、客觀的觀點在以往歷次宏觀調控決策中常常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

　　但是，即便恢復了國家體改委，中國的改革道路就能夠被預設嗎？

　　(本報記者鄧瑾、李翔、王延春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