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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財政部長金人慶在上海舉行的全球扶貧大會上表示，今后我國將淡出“先前的積極財政政策”，采取“中性的財政政策”。金部長指出，當前經濟既存在局部地區行業投資過熱的問題，也存在農業、能源交通、高科技產業、消費服務業等投資不足的現象；這就要求調控政策區別對待，不搞“一刀切”，而是采取有保有控的財政政策，確保中國經濟持續穩步健康發展。
欲達“確保中國經濟持續穩步健康發展”之目的，政府就應該采取公共財政政策，完善市場機制。
在中央已經確定鋼鐵、水泥等投資過熱的情勢下，財政政策不得不重新排序投資的重點，鋼鐵等投資過熱了要控制，但“農業、能源交通、高科技產業、消費服務業”等投資不足，所以要“保”投資。但其結果卻從某種程度上把“財政政策”變成了“產業政策”。這樣，財政政策就很難維持“中性”了，因為在過熱的產業淡出了，對“不足”產業的財政投資照樣可以很“積極”。
因此，財政的功能并不是要判定哪些產業投資“足”或“不足”，并據此縮減或擴大財政投資的力度，而是要分析哪些領域或環節可以由市場機制自行調節其投資的供給與需求，而針對那些市場機制不能起作用的領域或環節才應由財政政策來主導。這樣的財政主導政策就是公共財政。
比如說，我國對于醫療衛生領域的公共投資十分不足。在國際上，醫療衛生的許多設施和服務都是依靠財政提供的公共產品。而在我國，政府對醫療衛生領域投入明顯不足，這導致了社會公眾“看不起病”的呼聲極高；尤其是在農村地區，“看病難”已經是許多農民家庭很難承受的負擔。
我國財政對教育的投資也很不足。雖說近幾年投入增長很快，目前已達到國民生產總值4%的水平，但是對義務教育階段投資的缺口仍然很大。加大對義務教育尤其是農村地區義務教育的投入，都應是財政投資的分內之事。所以，財政應該加大對衛生、教育等公共事業的投資，相對于國家過去這些年來嚴重的投入不足，對它們的公共財政投資反而應該是“積極”的，而不應是“中性”的。
財政對高科技產業的投入應該嚴格限制在基礎研究或“研發”的環節，因為這些環節距離市場需求終端的鏈條比較長，市場機制對這些環節的投資價值不易識別；而對于有著良好商業前景的高科技產業及其環節，則完全應該由市場決定供給與需求，因為“投資不足”自會引起強烈的市場需求，自會刺激社會投資的擴大。對于有著明顯市場需求的能源和交通產業如發電廠或高速公路等，豐厚而穩定的贏利前景一直誘惑著民間投資，問題是目前國家給民間投資的開放度還很不夠。所以在這些領域，即使存在投資不足，也是社會投資和市場機制應該作為的空間，而非財政投資的重點。
健康的經濟增長應該有真實消費需求的拉動，這就要大力發展服務業。但是我國近年來服務業增長緩慢。服務業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比重，由1983年的20%上升到1993年的33%，增速有10多個百分點；而2003年該比重為34%，10年間僅增長了1個百分點。相對于中等發達國家55%的水平，這個比重十分低。但是，服務業發展滯后，并非由于財政投資不足，而是沒有打破壟斷。在金融、電信和通訊、城市公用事業、文化傳媒等行業，壟斷程度非常之高。因此，只有打破壟斷，引入社會投資，促進市場競爭，才能發展服務業，而擴大財政投資，只會增加壟斷方的供給，讓服務業南轅北轍。
總之，財政政策若只是選擇一些“投資不足”的行業來擴大投資，而不區分市場機制自行調節與市場機制不起作用的領域和環節，從而導致公共財政與建設財政不分、政府職能與市場職能不分的話，就很可能導致新一輪的積極財政政策，而非中性財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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