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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就繁榮和發展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13次集體學習會，這是一項極為務實而緊迫的學習。
今年3月，中央發布《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意見”將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定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系統提出了“繁榮”的方針目標、管理體制改革、隊伍建設等7個方面的重要內容，全面闡述了中央對繁榮哲學社會
科學的最新認識。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四個重要”:“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培養高水平的哲學社會科學家與培養高水平的自然科學家同樣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學社會科學素質與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學素質同樣重要，任用好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并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與任用好自然科學人才并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同樣重要。”意義非同一般。
把二者作聯系，政治局的這次學習會帶有明顯的垂范意味，旨在推動地方認真貫徹落實“意見”，但又不僅僅局限于此。眼下，針對經濟“局部過熱”，宏觀調控措施正在逐項推開，其過程本身就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而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內涵，既來源于國情條件下的不斷實踐，也建立在與時俱進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之上。一場看似例行的學習會，反映出中央核心領導層不斷探尋治國之道的“求真”精神。
自然科學之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主要作用于“技術層面”，著重于“技術支撐”。而涵蓋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統籌學、軍事學、法學等一系列學科門類的“哲學社會科學”，是治國精英認識把脈經濟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有力理論武器，作用于人們的精神世界。我們承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與自然科學的繁榮發展不能脫節，但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指導和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保證中國的現代化車輪行駛在社會主義的軌道上，哲學社會科學處于“戰略位置”,所擔當的現實和歷史的重任不可替代。
理論來源于實踐并指導實踐,且永遠交互循環遞進。從這個意義上立論,改革開放的現代史,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一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不斷尋求自身學理創新并反過來指導改革開放的歷史。無須諱言，改革開放直至半個多世紀以來,與時代和事業發展的要求相比,哲學社會科學還有許多不適應。多年來中國在經濟與社會、城市與鄉村、東部中部與西部、人與自然、政治與文化、民主與法治難以全面協調發展,與此不無關系。
改革正向深層次推進，改革越來越難——由經改與政改、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所出現的“不協調”所導致的各種社會矛盾仍在持續積累。但另一方面，改革不可能停頓。在此關鍵時刻，尋求改革的深層次突破尤須依賴于指導改革的理論有重大創新。而一切的一切，必須以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作為重要前提。
從全球視角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冷戰時代”的中后期，我們還必須認知，自“冷戰”結束后的十幾年間，國際政經大格局已經并繼續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今天，我們務必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視審視、檢討、反思、調整中國現代化的戰略指向、目標、政策和策略取向……而這一切，同樣依賴于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能不能拿出現實性和前瞻性皆俱的學術成果用以指導我們的實踐。
縱觀歷史，放眼世界，各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累累，許多西方國家都以一些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為思想庫和智囊團，僅美國就有上千個思想庫，如蘭德公司、企業研究所等，主要為政府的內外政策和重大決策提供形式多樣、觀點不一的咨詢。以中國之大，國情之復雜，他國的研究成果與研究形式，搞“拿來主義”絕對不成，但必須有所借鑒。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水平實是綜合國力的真實體現。根據各國特別是大國發展的經驗，當一個國家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出成果、出理論、出人才、出大師的最佳時期。以中國為例，即便光局限于經改領域，我們正在進行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經濟轉型”，本當是最該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時機，但我們卻沒有。毋庸諱言，目前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傳統體制的“印痕”仍十分濃厚，“左”的影響依然存在;從研究導向、機制、內容、組織方式，還與時代要求不甚合拍，現有的管理體制還與市場經濟體制不甚適應。盡快解決這些問題，有非常現實的迫切性。
大國之發展，不能沒有指導發展的“思想庫”。中國之大，光有中央層面的“思想庫”還不夠，地方也須有。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體現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和整體素質。把“四個同等重要”盡快落到實處，對于中國的和平崛起有著重大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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