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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洛
據了解，從5月開始，央行下屬分支機構的貨幣信貸職能進行了重新調整。暫停了自1999年起實行的由9大區行通管的區域化管理體制，重新實行屬地化管理。即9大區行只負責所在省的貨幣政策執行工作，其他省則由省會城市的央行分支機構負責行使對所在省的貨幣政策執行工作。也就是說，實際上是恢復了1998年以前的省行體制。
從時間看，大區行體制運行了5年多。但事實上，隨著央行與銀監會的分離，其中的監管職能早在2001年就重新開始了屬地化管理。2003年銀監會正式成立，各地分支機構也按省設立，監管職能按省管理也正式公開化，至于外匯管理、金融服務職能的重新按屬地化管理則更早就恢復了。因此，大區行的職能，實際上只剩下了貨幣信貸管理一項。
大區行體制開始于1999年1月。其基本特征是依據經濟區域而非行政區域跨省執行各項貨幣政策。當時央行決定撤消省行的貨幣信貸管理職能，打破行政區化限制，按照經濟發展和執行貨幣政策需要成立9大區行，實行經濟區域化管理，主要目的是增強央行的獨立性，減少地方政府對央行各分支機構執行貨幣政策及銀行監管方面的干預。
大區行體制的最初思想背景可追溯到1992年。當時中國正處于經濟過熱中，經濟高增長和通貨膨脹并存，均處于雙位數的增長。1992-1994年，我國GDP增長連續保持14.2%、13.5%和12.6%的高速度，物價上漲也越來越快；1993-1995年，GDP更是以14.7%、24.1%、17.1%高增長。以房地產為代表的各種投資急劇興起，金融秩序一度較為混亂，亂集資、亂拆借亂提高利率現象各地不同程度發生。而這些情況之所以在初期階段沒有得到較好的控制，與一些地方政府干預金融部門對貸款投放的發放不無關系。因此，從那時起，中央銀行的分支機構能否不按行政區劃設立，而是按照經濟和執行貨幣政策的需要來設立就有了討論的空間。
到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按照貨幣在全國范圍流通和需要集中統一調節的要求，中國人民銀行的分支機構作為總行的派出機構，應積極創造條件跨行政區設置”。1995年，新制定并獲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履行職責的需要設立分支機構。這為成立跨行政區域設立分支機構奠定了立法基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空前重要，進一步突出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實行垂直管理，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嚴肅性和權威性愈顯突出。于是，1998年央行決定撤消省行、成立大區行體制，以增強央行的獨立性，減少地方政府對央行各分支機構執行貨幣政策及銀行監管方面的干預。
然而，新體制剛剛運行不久，一系列問題便接踵而來。
最為明顯的一點是，央行分支機構工作的開展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與配合。特別是1998年以后，我國進入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勢，通貨緊縮趨勢的壓力時隱時顯。盡管貨幣政策取向由“適度從緊”轉向“穩健”，但貨幣政策的實際操作中，總體取向是擴張、擴大內需，支持經濟增長。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既促進經濟增長，也依附于經濟增長的帶動。但大區行體制下，大區行對非所在地省份的金融工作鞭長莫及，對各省份的經濟金融情況的了解也更多地依靠當地省會城市的中心支行。因此，央行的宏觀調控，常常出現成本高、效果差、事倍功半。
由此可見，央行此次將貨幣信貸職能由大區行體制重新恢復省會體制，既反映了央行實事求是的勇氣和作風，堅持更好地從履行貨幣政策職能出發；同時也表明，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控和落實，不是央行自身改革所能完全解決的，需要與整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展協調推進，不能脫離整體體制大環境。
央行這次機構職能的調整再次提醒我們，體制調整不同于政策調整，一定要慎之又慎。從某種意義上講，體制改革從根本上直接影響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它的作用機理不同于簡單看貨幣供應量和利率等指標是否到位，而在于其整個決策、信息調查反饋的渠道是否真實暢通，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否到位等。政策調整可以時緊時松，也可以隨時糾正和補充，根據形勢變化靈活機動調控，但體制的過于動蕩只能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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