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松奇
1998年第四季度，當中國政府決定以積極財政政策和相應的貨幣政策，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和中國可能面臨的內需不振局面時，我們還無法確知：這一次世界性的經濟下行周期持續時間有多長？中國的刺激性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善于預言的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所說的“回歸了的蕭條經濟學”究竟會在何時再向我們告別？
從那時起到現在，已有五年半的時間，當財政部長金人慶宣布中國宏觀經濟表現良好，已走出通貨緊縮陰影，今后，中國將采取中性的財政政策時，上述三個問題總算獲得了一個明確的“官方答案”。
為什么要強調“官方答案”這四個字呢？原因在于，經濟學家作為一個見仁見智的知識性群體，在那些重大政策問題上，他們中間永遠存在著不同觀點或意見的分歧和爭論。就拿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來說，近幾年就一直存在著有關其負面效應和逐步淡出的種種議論。正由于這一點，我們特別重視這個“官方答案”，因為它代表的是一個具有權威調節地位的宏觀調節者在某種程度上的聲音，煽情點兒說，它是一個預示著種種后續政策調整的里程碑式聲明。
從我們獲得的4月底的統計數據看，盡管中央政府和金融監管當局已采取了一定的經濟降溫措施，但銀行各項貸款的增速仍高達20%左右。這些情況說明，在美國、歐洲業已宣布通貨緊縮時代結束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中國目前要應對的宏觀經濟形勢已是：(1)防止由局部過熱演變為全局性過熱；(2)地方投資項目的超高增長不但不需要中央財政的支持，而且還需要從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全局性資源浪費的角度，對投資進行適當的抑制和引導；(3)曾在過去若干年出現過的銀行“惜貸”現象已不復存在，現在，銀行系統已自動生成了內在的信貸擴張機制，而且，在撥備提取制度能對銀行損益表產生重要影響的條件下，越是年初或上半年，銀行的放款積極性越高，這已成為中國現階段貨幣擴張的微觀基礎。
當貨幣信貸的自動擴張和地方項目投資已成為拉動社會總需求主導因素的時候，財政政策由積極轉化為中性可以說是時機恰當。財政政策的“中性”就意味著從過去那種用巨額國債資金支持大項目投資的積極姿態轉變為只運用主要預算資金投入滿足結構性調整需要的所謂“有保有控”方式。下一階段，衡量這種特定含義的“中性財政政策”是否成功，關鍵看以下幾點：
一、能否保證中央財政動員的國債資金支持的在建項目后續資金的完整到位。這類在建項目后續資金需求實際上已暗含了這樣的前提，即：“中性財政政策”決不是積極財政政策的戛然而止，而應當是一個平滑的資金供給下降過程。因為，中國目前針對部分行業過熱采取的宏觀調控行為，目的是為了避免全局性的資源浪費，但積極財政政策若采取猛烈的收縮行為，從而導致許多在建項目的停產或“下馬”，就會形成新的資源浪費。
二、為落實“有保有控”的方針，下一階段的中性財政政策應當提高決策效率，對前一時期已明顯出現瓶頸制約和資本流入過少卻有助于提高國民經濟綜合實力的產業和行業，如科技產業和能源交通等進行傾斜性支持。為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在對能源交通和科技產業進行扶持時可以運用多種手段。
三、由積極轉變為中性，說明財政政策在調節方向和力度方面都已發生質的變化。“中性”按照規范含義的理解就是不再對總需求施加擴張或收縮性影響。這意味著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央銀行手中的貨幣政策將在宏觀經濟領域成為主要調節工具。貨幣政策應該在保持社會總需求旺盛的前提下充分運用利率、匯率及信貸結構調整等手段，盡可能地提高全社會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
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上升周期的投資熱階段，為了防止更大的波動出現，中國業已告別了蕭條經濟學的精華——刺激性財政政策，并準備代之以中性財政政策和著眼于效率和穩定成長并重的金融政策。這是現階段最明智的選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