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刊記者 李兵

　　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國民經濟能否平穩地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宏觀調控的結果。在日趨復雜的利益格局下，政府如何進行宏觀調控，應該采取哪些手段，《法人》帶著這些問題采訪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局長李連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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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被動反應到主動出擊

　　《法人》：與過去相比，這次國家宏觀調控反映出一些新的思路和特點，具體體現在那些方面？

　　李連仲：當前，經濟雖然還沒出現過去總體過熱的現象，但宏觀調控的措施已經接踵而至，出現了從過去被動反應型向現在主動出擊、注重預警型的轉變，及時消除發展中的隱患。

　　此次宏觀調控注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我國經濟長期以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困境長期得不到解決，以增量資本產出率來衡量的投資效率越來越低，大約投資8元才能使GDP增長1元，我國1萬億美元GDP消耗能源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6倍。我國已經成為繼美國之后第二大石油進口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加劇了資源短缺的壓力，使國民經濟持續發展難以為繼。政府有關部門正在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支持和鼓勵節能和環保的項目，限制和禁止高耗能，高污染的項目。

　　《法人》：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國宏觀調控正逐步走向成熟，擁有了較為完整的體系。這一體系有那些部分組成，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

　　李連仲：宏觀調控的功能是保持國民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調控的手段則是綜合運用經濟的、法律的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措施。經濟手段中，財政政策包括運用預算、稅收、債券、轉移支付等手段，來調節經濟結構和社會分配，主要職能由財政部承擔;金融政策主要指中央銀行和監管部門通過實施貨幣政策加強對金融業的監管，綜合運用利率、匯率、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調節貨幣供應量，穩定幣值，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職能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承擔;國家計劃確定的宏觀調控目標和總體要求，各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發展方向，是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這一職責主要由國家發改委承擔。

　　在過去計劃經濟年代，我國制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大多以行政文件的形式進行傳遞和貫徹，如今則更強調用經濟手段并輔以必要的法律手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今后，為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權威性和約束力，需要將一些長期堅持的政策納入法制軌道，以加大執行的力度。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當前，政府仍掌控著大量的經濟和行政資源，各地政府都直接或間接參與經濟活動，如招商引資、盲目投資、重復建設等等。2003年上半年，中央主導的固定投資項目總額同比下降了7.7%，而地方政府的投資卻增長了41.5%。還有一些地方超出國家有關規定，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給民營企業優惠的土地政策、稅收政策和隱形貸款擔保，是一些行業出現過熱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要堅持依法行政，上下統一，行政手段仍不可或缺。

　　應對復雜利益格局

　　《法人》：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復雜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訴求，這使宏觀調控的難度加大，成效也大打折扣，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李連仲：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由于其他所有制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上升，再加上各地、各部門之間的利益并不總是完全一致，這就使過去行之有效的調控方式受到很大的影響和制約。比如國家為遏制鋼鐵、房地產業投資過熱的勢頭，嚴格清查和控制信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時也應看到，現在真正由政府主導的投資在下降，由民間投資或外資發起的投資在不斷地攀升。我國城鎮居民的存款超過10萬億元，僅溫州就有數千億的民間資本到處尋求項目，而每年引進的外資高達500億美元，這些資本的投資去向很難嚴格掌握。

　　在利益分配上，一些地方政府并不總能顧全大局，與中央保持一致，有的地方官員可能由于種種原因，而不惜陽奉陰違，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江蘇鐵本項目就是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的事件，這個事件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它集中地反映出一些地方官員公然違背國家的調控政策，越權審批項目、審貸不嚴，甚至縱容企業的違法行為，而企業則在登記注冊、項目報批、土地占用等方面，存在大量的違法違規行為。

　　再比如，國土資源部把土地規劃管理和供應的調控當作極為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為保障糧食安全、維護農村穩定，實行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和征用制度，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卻大肆經營、倒賣土地，籌集大量資金搞形象工程，開發區熱的背后隱藏著大量的違法、違規行為。

　　《法人》：剛才您提到在經濟手段中要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計劃手段進行調控，那么這三者相互關系、適用范圍和所起的作用怎樣？

　　李連仲:我國的宏觀調控已經由過去主要靠計劃調控轉變為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發展計劃相結合的，既明確各自分工，又總體配套和綜合協調的調控機制。顯然，在新的宏觀調控機制中，不管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是計劃，各有其適用的范圍和不足，只能相應地承擔一部分調控職能，還要用其他手段相配合。

　　隨著積極財政政策功能轉型和新一輪經濟擴張期的到來，宏觀經濟調控應主要由依賴財政政策，轉向主要依賴貨幣政策。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導地位轉換的背景下，央行將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采取預調和微調辦法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增幅，同時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不同行業的信貸規模，傳遞信貸政策意圖。各國國情不同，央行的地位與作用也不同。

　　在美國，美聯儲的地位無與倫比。在我國央行的地位并不很高，如在去年央行就出臺了控制房地產貸款的文件，但隨后就被來自各方的阻力所抵銷;央行提出要采取措施預防通貨膨脹，也不被社會各界所認同。然而，央行出臺“121文件”控制地產熱、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實行差別準備金率，這些調控手段正在潛移默化的發揮著作用。從長遠看，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強化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我國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只有緊緊圍繞、體現國家總體的發展目標和規劃，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國家發改委制定的區域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居民收入分配提高等目標都要通過財政、貨幣政策來貫徹實施。貨幣政策只有與產業政策、財稅政策相協調，才能解決當前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問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法人》：宏觀調控應怎樣與時俱進、不斷創新？

　　李連仲：不斷增強宏觀調控的預見性和可操作性。要建立科學的宏觀調控體系，把宏觀調控寓于日常的宏觀管理之中，建立經常性的形勢分析制度，強化事前預警，盡量把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要講究調控藝術、把握調控力度，避免急剎車，努力實現平緩過渡，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