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魏加寧

　　自去年以來，圍繞著中國經濟是否出現過熱問題，在理論界和實際部門展開了一場空前激烈的討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中國經濟是否已經出現“過熱”，或是“局部過熱”？二是今后的物價走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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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究竟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或者是資產價格膨脹？三是此輪經濟升溫的主要動因究竟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的民間投資主導，還是依然是地方政府行為驅動？四是究竟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對策以應對當前局面？是市場調節，還是行政干預，或者是兼而有之？圍繞著上述每一個問題，實際上都存在著三種到四種不同的觀點。

　　分歧的三大原因

　　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宏觀經濟出現過熱已非一次、兩次，圍繞著宏觀調控的大討論也曾多次出現。但是，此輪爭論觀點分歧之大，程度之激烈，時間之持久，實為前所未有。其原因主要有三：

　　1、判斷的標準不同

　　(1)以速度為標準來判斷經濟是否過熱

　　一派觀點認為，根據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計算，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應當在9%以上;而另一派觀點認為，增長速度在6%至9%為正常；

　　反對說過熱的人認為，中國經濟剛剛走出通貨緊縮陰影，增長速度不過是從7%至8%上升到了9%，剛剛提高了1-2個百分點，就馬上說過熱，感情上有些接受不了。但“過熱派”指出，由于中國經濟體制十分脆弱，所以，中國經濟既“怕冷又怕熱”。

　　(2)以物價為標準

　　由于目前物價雖呈上升趨勢，但尚未超過警戒線(3%至5%)，所以“不熱派”以此為依據，認為中國經濟尚未出現過熱；民營企業家也認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因此不必過分擔心通貨膨脹。

　　“過熱派”則認為，物價走勢通常具有一定的時滯，當通貨膨脹起來之后再進行控制就會為時已晚；而且社會學家指出，“對于低收入的弱勢群體來說，通貨膨脹將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3)以就業為標準

　　“不熱派”反對說經濟過熱的一個很強的理由是，去年中國經濟增長雖然達到了9%的增長速度，但就業壓力尤其是大學生分配仍然十分困難，如果經濟增長速度壓下去，就業問題怎么解決？

　　但是這種看法恐怕是將長期因素、結構性因素(如中國勞動人口增長過快，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1998年大學擴招，官辦學校招生不適應市場需求等)與短期周期性因素混淆了。

　　(4)以貸款或投資的增長速度為標準

　　也有的人是以投資或貸款的增長速度作為判斷標準。首先是有人擔心貸款增長過快，但持反對的意見則認為這是對前幾年銀行“惜貸”現象的一種反彈。

　　其次是有人擔心投資增長過猛，規模過大，但反對的意見則認為，這種投資增長有其合理性，城市化、住宅商品化以及汽車的普及帶動了基礎設施建設的快速增長。

　　由于貸款和投資作為先行指標，其快速增長反映了總需求的快速增長快于總供給的快速增長，因此理當高度關注。

　　(5)以投資效率為標準

　　有專家以投資效率為標準，指出，目前我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已經很低，甚至接近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前的東南亞國家，由此擔心目前的過度投資會導致經濟泡沫;也有專家對該指標計算方法存在爭議。

　　(6)以總量為標準

　　從經濟學上講，經濟十分過熱，最根本的還是要看總量，也就是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是否失衡。

　　針對這個問題，“過熱派”，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因總需求增長過快出現了總量失衡的問題;而“局部過熱派”則表示“不擔心總量問題”；此外，“中間派”則稱目前“總量矛盾尚不突出”。

　　2、依據的數據不清

　　(1)農業生產：糧食儲備及耕地數據不清

　　由于目前有關糧食儲備的基本數據尚未公開，因此我國糧食儲備部門到底擁有多少糧食人們并不清楚，又由于我國現行糧食儲備體系存在著嚴重的利益沖突，非但沒能起到平抑物價的作用，反而放大或加劇了糧食的市場供求波動。

　　(2)各類企業：普遍存在多賬本問題

　　目前在我國，企業同時擁有多本賬本現象相當普遍，不僅是民營企業，就是國有企業甚至是外資企業都同時擁有3至4個賬本，其中一個是給工商主管部門的，用于報統計數據；一個是給稅務部門的，用于“逃稅漏稅”;再一個是提供給銀行的，用于爭取貸款；還有一個是留給自己的，但外人是通常看不到的。

　　與此相關，目前各政府機構擁有的數據也相當不統一，未能實現信息共享，工商部門與稅務部門、海關之間互不通氣，有些企業甚至只在工商部門注冊，而不到稅務部門登記。

　　統計數據不清導致有關部門無法做出準確判斷。

　　(3)商業銀行：貸款方向缺乏分類統計

　　日本的中央銀行年報中每年都對銀行貸款結構和有價證券構成進行統計，說明全國商業銀行貸款中有多少是貸給了地方政府；商業銀行持有的有價證券中有多少是國債，有多少是地方債。

　　由于我國的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等部門均缺乏此類統計，因此，在銀行貸款中究竟有多少貸給了民營企業，有多少貸給了地方政府項目，情況并不清楚，因而很難準確據此說明目前經濟升溫的動力究竟是民間主導還是地方政府主導。

　　(4)地方政府：沒有資產負債表

　　目前，我國各地地方政府已成為事實上的投資主體，他們一方面通過資產方進行擴張，通過經營土地資產，實行低收高賣(由于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所以無法抵御地方政府的剝奪)，向銀行抵押貸款；另一方面，又通過各種形式的隱性負債(如向企業提供隱性擔保向銀行貸款，挪用社保基金，拖欠施工款項等)，進行投資擴張；雖然地方政府可以從資產和負債兩個方面同時進行雙向擴張，但有關數據卻嚴重缺乏，使得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猶如“踩棉花”，缺乏堅實的基礎。

　　3、利益機制不同

　　(1)中央銀行：

　　人民銀行官員擔心過熱，除了擁有過去多次經濟過熱的歷史經驗以外，還因為一旦出現通貨膨脹，人民銀行是當然的責任人，成為“打板子的主要對象”。

　　但是很遺憾，自去年以來，央行所發出的貨幣政策信號不斷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和阻力，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門及相關官員的表態成為各種“噪音”，嚴重干擾和抵消了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信號作用，致使各級地方政府、各類企業和投資者們未能根據央行的貨幣政策信號及時調整自己的投資計劃，主動采取措施實行自我約束。

　　(2)有關部門：

　　起初，有關部門遲遲不愿意承認經濟過熱，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承認中國經濟已經過熱，那就意味著“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當盡快中止，國債項目應當盡快退出，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在經濟增長速度高達9%以上時還在拼命發行國債，但是，如果國債項目停下來，有關部門就會失去國債項目的審批大權。

　　后來，有關部門終于不得不承認經濟出現過熱，但仍堅持稱目前只是部分行業過熱，因此解決辦法就是通過進一步加強行政審批的辦法來控制“局部過熱”。如此，可以一舉兩得：一邊審批國債項目，一邊審批過熱行業，并美其名曰“調整結構”，使得本部門的利益最大化。

　　(3)統計部門：

　　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國的統計部門，不僅負責統計數據，而且還負責進行經濟形勢分析，于是，許多部門和專家常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就是當大家看到有關統計數據時，國家統計局的分析報告也已經發表，因此，其所提供的數據自然要為觀點服務，要與結論保持一致。

　　此外，目前國家統計局還提供經濟形勢預測，于是當經濟走勢與原先的預測目標相背離時，就有可能通過解釋數據或修改數據的方式來“自我實現”原先的預測目標。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統計部門是國務院下屬職能機構，而其領導又往往是國家有關部門派出，而作為下級單位的領導必然希望能夠提供讓上級領導滿意的答案，因此，越是當領導高度重視經濟走勢的時候就越有可能出問題，越容易出現“目標顫抖”。

　　(4)地方政府：

　　由于我國現行行政體制、干部體制以及財稅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地方政府面臨著來自于上面的政績考核、來自于下面的群眾選票和來自于各地政府間的激烈競爭等三個方向的壓力，以及發展經濟、保持社會穩定和提供公共服務等三重任務，因而存在著強烈的政治動機和投資沖動。在缺乏有效的自我約束和外部約束機制的條件下，地方政府便通過資產和負債進行雙向擴張。

　　(5)各類企業：

　　在某些已經出現投資過熱的行業，一方面，國有企業強烈呼吁政府實行行政干預，限制新的企業進入；另一方面，一些民營企業家明明知道這些行業已經出現投資過熱但仍然希望盡快進入，他們認為，首先，這些行業的產品價格在暴漲，說明存在著強烈的需求；其次，強調自己的管理體制優勢，并且準備上最新的技術設備，因此自信擁有較強的競爭能力，認為將來即使出現生產過剩時淘汰出局的也將是國有企業，因而對國家發改委強化審批的做法強烈反彈，認為這是在保護技術水平落后和管理水平低下的國有企業。

　　但有專家(吳敬璉、易剛)指出，民營企業的投資大多還是來自于銀行貸款。由于地方政府給民營企業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競相提供了大量的優惠政策，導致這些民營企業(包括部分外資企業)低估了經營成本和經營風險。

　　(6)新聞媒體：

　　按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聞媒體應當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即使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新聞媒體也應當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但是，在此輪宏觀調控爭論中，一些新聞媒體既沒有主持公道，也沒有成為“黨和政府的喉舌”，相反卻紛紛為個別部門、個別地方、個別行業和個別企業說話。

　　2003年夏，當人民銀行欲對房地產信貸進行控制的時候，就遭到了新聞媒體前所未有的強烈反彈，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目前新聞媒體的經營收入中有一部分來自于房地產業的廣告收入，地方性新聞媒體尤其是如此(以致于在傳媒業中有“中央媒體干不過地方媒體”的說法)。因此，新聞媒體便和房地產商結成了聯盟，對央行的貨幣政策進行強烈反彈。

　　(7)政府官員

　　當前，我國政府官員中“明哲保身”的現象日益嚴重，一些政府官員常常會說“多種語言”，面對群眾說官話，面對領導說好話，面對朋友說真話，面對媒體說假話。

　　再加上我國的公務員制度中未能區分國家公務員和地方公務員，以致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立場不清，職責不明，表面是為國家謀利益，而實際上是為地方或部門謀利益。

　　(8)專家學者

　　與十幾年前大不一樣的是，如今專家學者的隊伍也已經大大分化，仍然從國家利益出發、替中央政府著想的人越來越少，而為部門、為地方、為行業、為企業說話的專家學者越來越多。

　　尤其是有的專家則離股市比較近(因此反對提高利率)，也有的專家離房地產業比較近，有的專家離某些產業比較近，也有的專家離某些企業比較近。總之，誰出錢就為誰說話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嚴重。

　　(8)政府決策機構

　　過去25年，中國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經驗就是成立了國家體改委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二個中立的、不擁有部門利益的參謀機構。

　　但是在目前利益多元化，國家利益被部門利益、地區利益、集團利益和個人利益嚴重肢解的情況下，我們卻撤銷了國家體改委。

　　我們原先以為，撤銷體改委的負面影響可能要過十年到二十年才能夠顯現出來，但是現在看來，可以說這種負面影響已經開始顯現出來。由于在高層領導在決策時，很難聽到客觀中立的觀點，致使這場圍繞宏觀調控的爭論曠日持久，久議不決。而國家體改委及其宏觀司的中立、客觀的觀點在以往歷次宏觀調控決策中常常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

　　因此，這場爭論的背后，實際上隱含著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投資者與中央銀行之間，以及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一場規模空前的博弈。大家各說各的話，各有各的利益機制。

　　如何應對當前局面？

　　這場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年4月上旬，也就是當今年一二月份以及一季度的數字出來以后，人們的認識才開始趨向一致，4月上旬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以及4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向市場發出了強烈信號。至此，中國經濟是否“過熱”問題的答案似乎已經出來。盡管高層決策并沒有使用“過熱”一詞，但是中央銀行以及政府各部門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顯然都是針對“過熱”的，都屬于“抑制過熱”的措施，都是著眼于“軟著陸”，而不再是鼓勵什么“新的一輪上升期”了。

　　現在爭論的焦點問題主要是，究竟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對策？圍繞著采取何種手段應對當前形勢方面，目前可分為“市場調節派”、“行政干預派”、“混合派”三種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過熱論”的觀點里有“市場調節派”和“行政干預派”之分，而“不熱輪”和“局部過熱輪”中也同樣有“市場調節派”和“行政干預派”之分。

　　此外，同是主張“市場調節”的觀點中，但在骨子里主張又可能完全不同，一派觀點主張“放任自流”，“順其自然”，讓市場機制自己去調節；而另一派觀點則主張加強宏觀調控，但具體方法上要盡可能采取市場手段，加強總量控制，而不是采取微觀行政干預。而同是“行政干預派”的觀點中，有的人主張在不得已時再使用行政干預手段，即使是采取行政干預也不要強化行政審批;而有的部門則主張通過強化行政審批來抑制已經過熱的行業。

　　此外，“混合派”則主張“市場調節＋行政干預”，主張用市場調節機制來應對民間企業投資，用行政干預手段來抑制地方政府投資。

　　我認為，首先，中央銀行應當是宏觀調控的主角。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中最頻繁出現的主要角色理應是中央銀行，尤其是在抑制經濟過熱方面，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作用尤為突出。應當承認，此輪加強宏觀調控的過程中，中央銀行的預見性還是比較早的，動手也不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自去年中期中央銀行開始加強宏觀調控以來，首先，貨幣政策決策受到了來自于各個方面前所未有的壓力，貨幣政策的權威性受到空前挑戰；其次，中央銀行所發出的一系列貨幣政策信號不斷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噪聲”的干擾，尤其是被一些政府部門及相關官員的聲音所淹沒，貨幣政策的可信度大受影響；再次，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作用被各個環節的阻力所削弱，致使各級地方政府、各類企業和廣大投資者們未能及時根據央行的貨幣政策信號來調整自己的投資計劃，未能主動采取措施進行自我約束，因而導致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被大大削弱。

　　正因為央行的貨幣政策作用受到阻力、干擾和削弱，才使得自去年中期以來的一系列加強宏觀調控的措施效果不大理想，以致于我們今天不得不采取更加強硬的措施，進一步強化調控力度。

　　其次，強化行政審批的做法不可取，有可能使市場化改革出現倒退。經濟“冷”的時候要加強行政審批，“熱”的時候也要加強行政審批，其后果必然導致日益市場化的經濟基礎與日益強化的行政審批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導致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部門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從而使市場化改革出現倒退。

　　目前，地方政府領導的主要精力大都放在了“三跑”上面(“跑北京、跑部門、跑項目”)。各省市駐京辦事處越蓋越豪華，以致于目前北京最好的餐館大都在各省市駐京辦事處，而來京跑項目也已經是造成北京目前交通擁堵的原因之一。尤其是每年“兩會”期間，北京的主要賓館爆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地、各級大小官員加上各類企業家紛紛到北京“找關系”、“跑項目”。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已經建成、剩下的只是如何加以“完善”的今天，我們的行政審批反而強化到如此地步，不能不令人深思，而其所導致的效率損失更是值得高度關注。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