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于實施珠三角發展戰略的巨大成就，廣東正在將區域經濟合作的藍圖擴大到南方各省區，規劃廣東、廣西、海南、貴州、云南、四川、湖南、江西、福建等9省區與港澳地區實行更密切經濟協作的大戰略。如果這一戰略切實付諸實施，必將給南方各省區城市圈的縱深整合帶來深刻的巨變。
這里，關鍵在于自覺地依照已經變化了的經濟情勢，以新發展觀統籌全局，首先實現處在外向型經濟前沿位置的珠三角城市圈的擴充整合與連貫整合。
新發展觀是以人為中心的、以實現人的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為目的的社會發展觀。它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注重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以新發展觀反省起步于珠三角經濟區規劃的珠三角戰略的成就和欠缺，就可以認清當前珠三角城市圈擴充整合的必要性和緊迫性。10年前，中共廣東省第七次黨代會提出，廣東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要層次推進、梯度發展，對珠三角與山區以及東西兩翼應做出分類指導。珠三角經濟區規劃就是在此原則基礎上制定的全省實現現代化的戰略部署，它在促進珠三角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還肩負著對全省其他地區特別是廣大山區進行帶動、輻射和支援的使命。10年之后，珠三角社會經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理應通過城市圈的擴充整合，對省內東西兩翼以及山區作出更大的貢獻。當初珠三角經濟區只涵蓋9個城市的既定區劃，無論從珠三角區域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還是從全省實現現代化的要求，乃至從奠定促進粵港澳經濟融合以及與南方其他省區協作的核心基礎，以及從與長三角15個城市的范圍比較上來說，都已經顯出狹小與不足。何況，長三角還在進行跨省市的經濟整合，通過吸納鄰近城區，進一步擴充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區劃范圍。因此，廣東應該發揮本省行政轄區內便于直接統籌的行政優勢，盡快擴大原有的珠三角經濟區，將位于珠江流域中下游（含西江、北江、東江）的粵西、粵北及粵東的眾多城市、鄉鎮，作為珠三角的新組合，加以統一規劃與整合，拓展珠三角區域經濟的整體性；同時適當擴大區內核心城市的地域范圍，增強其對周邊城鄉的輻射力與整合力。這樣，珠三角才在地理概念上名副其實地“大”起來，不至于在地域面積與人口數量上比長三角過小和過少，缺乏整合區域資源的寬闊空間，以便與長三角攜手并進，繼續成為帶動全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兩大龍頭。
以新發展觀審視珠三角戰略實施10年之后呈現的“啞鈴陣”取代“雁行圖”的城市圈整合新態勢，就可以立足于珠江東岸城市領先發展于西岸的現實與歷史，舍棄要求東、西兩岸城市分頭并進的舊有規劃，采取依托東岸核心城市、整合西岸城鄉的漫延擴張戰略，實現珠三角城市圈的進一步整合與協調發展。長期以來，缺乏獨立進出境的陸路交通干道，致使大部分物流取道東岸過境城市進出，一直構成西岸城市落后于東岸的主要客觀原因。現在，由香港政、商兩界推動的粵港澳跨海大橋工程，已經在中央支持和廣東響應下，進入前期準備階段。大橋一旦開始興建落成，無疑將徹底改變西岸物流不能直接貫通位于東岸的香港國際性運輸樞紐城市的歷史格局，實現西岸城鄉生產要素與東岸最端國際資本市場的直接銜接。然而，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大型交通設施造成的物流暢順，固然是受益地區據以形成新的比較優勢的一個基本要素，但并不是唯一的決定要素。在粵港澳跨海大橋落成并產生較大效益之前的若干年里，珠江東岸發展領先于西岸的比較優勢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即便在此之后，西岸城市要趕超東岸，也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何況，東岸城市不會止步不前，而且還可以通過增設貫通西岸的大型交通設施，增強對于西岸經濟的牽引力。有鑒于此，預言西岸城市將因大橋而興盛繁華、東岸城市將會衰落與邊緣化，都不免流于輕率與片面。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依托東岸核心城市以整合西岸的戰略路向，仍然是珠三角城市圈發展的務實選擇。
在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中自發呈現的以廣（州）佛（山）都市圈與珠江口特區群為雙軸心的“啞鈴陣”，正在呼喚相關城市的政府及時建立指導協調機制，運用政府運籌的“看得見的手”，配合市場調節的“看不見的手”，合力規劃與建造新的更具區域經濟內聚力與外向經濟競爭力的珠三角城市經濟聯盟的戰略布局。在未來的新布局中，加快建設廣、佛都市圈，使之成為珠三角、廣東乃至祖國南方的軸心城市，已經成為當地政府的共識；增進“一國兩制”的珠江口特區群的城市經濟融合，則還需要確立新的發展觀，克服傳統體制的障礙和慣性思維的定勢。
就體制性障礙而言，雖然珠江口特區四城的民間貿易與分工協作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自發展開，港澳回歸后四地政府也都認識到通過政府協商以加強經濟合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進行了政府各部門乃至高層領導人的商談和互訪，可是這類商談和互訪基本上還處于隨機的不定期舉行的范疇，尚未建立起四城政府定期協商與統籌指導的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特區群的區域經濟整合長期處于民間自發運營、學界時常呼吁、政府議而不決的膠著狀態。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現行行政管轄體制的制約。港澳回歸后，兩地特區政府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轄，這對于確保“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的實施，以及提高兩地的政治社會地位，無疑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講求行政級別的實際運作容易將港澳兩地比照省部級。按照內地行政級別劃分，深圳屬于副省級，珠海卻只屬于地市級。于是，珠江口特區群的合作便在行政級別中屬于等級不對稱，需要由同屬省級的粵港澳高層來加以協調。這種行政觀念導致現實操作偏重于就事論事，個案解決，缺乏宏觀統籌的戰略布局，延誤珠江口特區群的區域經濟合作乃至經濟一體化進程，導致粵港澳的深入合作由于缺乏核心層內的切實整合而進展滯緩。解決之道，不外兩種：一是遵循講求級別對等的行政觀念，提高深圳、珠海的等級，有關深圳升格為直轄市的傳聞不絕于耳，大多源自與此思路。二是按照區域經濟整合規律與“特區特辦”的改革精神辦事，由中央及廣東省政府授權深圳、珠海兩市政府，直接與港、澳特區政府協商經濟合作事宜。
妨礙珠江口特區群經濟整合的另一體制性障礙，是沿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對外開放、對內管制的規章制度，在港澳回歸后的“一國”政制中繼續維持港澳居民出入境易、深珠及內地居民出入境難的管理格局，形成港澳與內地的政府協商講求行政對等，民間往來卻不保障雙向對等的自相矛盾，長期以來，港澳居民一直可以憑回鄉證隨時進出內地，深、珠特區與內地的居民卻不能憑據個人有效證件隨時進出港澳。雖然近年國家逐步開放廣東等地居民以個人身份到港澳“自由行”，可是深、珠居民仍然不能像港、澳居民那樣享有對等的自由出入境的權利。這種加大經濟特區及內地居民到港澳的成本開支、限制在港澳短暫逗留的時間及次數的管制措施，造成珠江口特區群的人員流動及經貿關系長期偏重單向交流的弊端。城市圈區域經濟的形成、發展與長期保持領先地位，與區內外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程度成正比。如果珠江口特區群乃至粵港澳地區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要素，都能夠將跨越“兩制”邊境管理的各種成本降低到零，實現“一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必將極大地促進區域經濟的融合與一體化進程，增強自身綜合優勢與向外輻射力。
妨礙珠江口特區群密切合作的思維定勢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沿襲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以經濟垂直分工為主導的“前店后廠”式合作思路，只關注港深、澳珠兩對不同社會性質的城市沿江垂直合作的模式，忽視深、珠兩個新崛起的城市已經具備在更高層次與更廣泛領域上與港、澳開展互補性平等合作的后發優勢，也忽視四城間還形成港澳、深珠兩對社會制度相同的城市隔岸平行合作，以及深澳、港珠兩對社會制度不同的城市隔岸交叉合作的既成事實。這些成見源自港深、澳珠經濟發展水平始終存在巨大落差的思維定勢，沒有醒悟到深、珠兩城已經以高速的經濟發展速度逐年縮減與港、澳的經濟落差，并且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可以對外開展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香港位居國際金融、信息、物流、營銷中心之所長，正是深圳之所短；深圳因與內地密切聯系而擁有大批的科技人才和厚實的研究、開發力量，形成與國際接軌的高科技產業鏈條，這些優勢正是香港之所短。珠海也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取得較好成效，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僅次于深圳而居于廣東省第二位。這都為兩城開展與港澳互補互利的平等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由于珠江口特區四城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東岸領先于西岸，港深強于澳珠，這種態勢不僅繼續強化港深、澳珠的沿岸銜接合作，而且促使有識之士從經濟發展不平衡中捕捉商機，拓展與加強隔岸合作事務，從而建構與完善四城相互合作的經濟網絡，帶動珠江三角洲乃至華南經濟更上一層樓。
二是秉承“寧為雞口，不為牛后”的傳統策略以及“兩制”競爭大于合作的成見，忽視香港回歸后同屬“一國”政制、其經濟實力足以勝任珠江口特區群、珠江三角洲乃至華南地區經濟發展龍頭的事實。這種思維導致珠江三角洲地區各新興城市群雄并立，自成一統，形成多中心、無盟主的“戰國時代”，與長三角各城市自覺承認上海的龍頭老大地位，逐步形成經濟一體化下的城市分工合作局面形成鮮明的對照。珠三角多中心的城市定位來源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地“人自為戰”般地引進外資與發展外向型經濟，從而形成多個相對獨立的新興城市經濟；在此基礎上，政績導向的城市行政機構往往忽視與周邊城市的協調、比較，就徑自將發展目標定位為區域性中心城市。在珠江口內外相距不遠的廣州、深圳、東莞、珠海，就曾先后以建設中心城市為目標。它反映出珠三角新興城市敢為人先的競爭精神，但也造成大型交通設施與城市產業分工重合同構，導致資源浪費、成效不彰的常見弊端。在有限的地域里實施多中心的城市經濟布局，勢必導致無中心的自行其事，最終困擾與解構實際上跨越諸多中心城市規劃的珠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珠三角里的多中心城市定位實際上涉及對于香港的評價，即香港是否還能繼續發揮帶動珠三角及華南經濟更上一層樓的龍頭作用？羽翼基本豐滿的珠三角及廣東是否還需要繼續依靠香港來做龍頭？誠然，香港回歸后，由于持續受到國際經濟不景氣和本地經濟結構調整不順暢的負面影響，在經濟發展與社會民生方面一直面臨嚴峻的困難。可是，香港迄今仍舊是全球重要的商貿、金融、航運和信息中心、亞太地區的國際化經濟中心城市、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最大交通樞紐港。它擁有的自由港經濟優勢，連接中國與世界的區位優勢，以及與之相應而較為健全的法治優勢、與經濟全球化相貫通的貿易、金融、旅游、信息等服務業優勢等，并未因為不斷遭遇各種經濟困難而喪失。2001年的資料顯示，香港是全球第9大貿易體系、第9大服務出口地、第7大外匯市場、第11大銀行中心、第4大黃金市場和第13大全球競爭力的經濟體系。香港雄風猶存的各種優勢，奠定了它在中國各大城市中無與倫比的龍頭地位，凝聚著可以繼續帶動珠三角乃至華南經濟發展的雄厚實力。香港致力發展的已具國際競爭優勢的現代服務業，也拓展了香港龍頭作用的輻射力與牽引力。2002年，香港GDP達到12
711億港元，人均GDP達到24 000美元，總體經濟實力依然成倍數地遙遙領先于中國的任何一座城市。2003年初香港遭受SARS襲擊，社會經濟再度受挫之后，中央政府及時采取幫助香港振興經濟的多項重大舉措，其中包括簽訂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協定（CEPA）、啟動港珠澳跨海大橋工程的前期準備工作、逐步開放廣東、北京、上海等內地居民到香港“個人游”等。這些措施清晰地反映出中央政府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保障其繼續發揮帶領珠三角及內地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用的戰略意愿。在中央積極扶持下，2003年的香港經濟從第三季度起呈現復蘇的良好勢頭，全年GDP預計增長3%。同年8月5日，由廣東省長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共同主持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6次會議在香港召開。會議確定雙方共同努力的目標：用10-20年時間把珠三角建成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區之一。還確定兩地實現雙贏的功能性分工：廣東將致力發展成為世界制造業基地，香港則發展成為國際物流業、金融業與服務業中心。貫徹落實中央部署以及粵港合作的新規劃，將從根本上化解阻礙兩地經濟整合的各種障礙與成見，加快珠三角“一國兩制”城市圈的連貫整合。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的時代潮流已經將單元城市的競爭與合作，轉化為城市圈的競爭與合作。城市圈的整合成功與否，關鍵要看有沒有足以問鼎世界市場的國際化城市作為帶動崛起與發展的龍頭，同時也要看有沒有自強不息的伙伴城市奮發向上，如此方能攜手并進，競相前行。從城市定位的意義上說，香港無疑是珠三角乃至廣東和華南各城市的龍頭，珠三角核心與內層各城市都屬于龍身，珠三角外圍各城市則屬于龍尾。龍身、龍尾需要龍頭來引領，龍頭也需要龍身、龍尾來推動，彼此相互協作，才能相互呼應，共創繁榮。外向型經濟早已構成當今珠三角區域經濟的主干，珠三角經濟宛如出海的蛟龍。在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的推動與大型交通基礎設施的連接下，未來的華南珠江口入海處將會聳立起由港、深、澳、珠四子城組合的國際大都市，向全世界昭示中華民族振興的偉大成就和中華經濟圈的璀璨輝煌，珠三角乃至廣東與祖國南方城市圈的發展遠景也將因此展現雄偉燦爛的新篇章。
莫世祥
作者單位：深圳大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