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袁衛東

　　這到底是誰的事情？

　　“這是經濟學家的事情”，面對中國宏觀調控對跨國公司有什么影響的問題，一些跨國公司的高級經理人，不愿公開評論，但口吻或輕松，或帶些俏皮，似乎表明，在國內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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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震蕩如鐵本事件，甚至銀行停貸風波，這樣面目“嚴厲”的宏觀調控，對于在華的跨國公司，并不足以改變什么。

　　南開大學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的葛順奇，更是堅持這樣的判斷，認為這一波宏觀調控，對于入華的跨國公司影響不大。作為一直關注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學者，葛剛剛受邀請在浙江走了一圈。當地政府官員與之深入交談，主要話題都是怎么吸引跨國公司前來投資，完成當地的產業規劃。賓主相談甚歡，當前力求“降溫”的宏觀調控，并沒有驚擾這樣的興致，似乎地方政府與跨國公司攜手共進的“經濟同盟”，這一條路線沒有受到什么影響。

　　為什么會這樣？葛的看法是，盡管跨國公司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但其置身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之外，并不在中國習慣的管理序列之中，更為關鍵的是，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是戰略行為，不會因為階段性出現的經濟冷熱，而劇烈改變。當前，宏觀調節無非是控制銀行資金，但跨國公司入華本來就不缺資本，當地化融資比較低，不會受到實質影響。本來中國經濟增長6%就對跨國公司保持著足夠的吸引，即使“降溫”，中國經濟還會保持較高的增長率，那么，跨國公司為什么要改變自己在華的行動呢？葛的看法并不孤立。實際上，如果看看跨國公司在華最近的動向，結果就更為了然。

　　西門子全球總裁馮必樂，第一個公開回應4月以來大動作不斷的宏觀調控，認為中國正在進行的“降溫”，對西門子在華投資影響不大，而電力，城市交通，電信這些行業強勁的增長，讓專長于此的西門子對未來充滿信心。馮是在5月下旬的上海，西門子首家在華辦事處100周年慶典上，做出上述表示，隨后就宣布了西門子未來幾年對中國將增加10億歐元的投資，希望近期上海西門子公司的手機產能由1400萬部提高到2000萬部……這無疑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中國計劃。不要認為，馮讓西門子如何獨樹一幟。他只是加入了一場早已奏鳴已久的合奏曲。與馮必樂同時抵達的一些重要人物，諾基亞全球CEO奧利拉，摩托羅拉新總裁詹德，隨即也加入這樣的奏鳴曲中。這些趕來參加“北京市長顧問會議”的人物，在與北京政府的領導人一起，暢想2008年奧運的巨大商機時，也毫不遲疑地公布各自新的中國計劃。

　　即使在被認為過熱，而需要嚴加控制的鋼鐵和汽車業，情形依然如此。5月18日，日本日產汽車在華新合資企業的一家工廠，在廣州花都建成投產。這家花費18億人民幣的工廠，是日產與東風20億美元合資企業的重要部分，而這個新合資企業的目標是在3年內使小汽車的銷售量提高至原來的4倍，達到30萬輛。這樣大的投資舉動，給人的印象是，他們對中國汽車市場已經產能過剩的爭論，根本置之不理。此舉無疑贏得了廣州的歡心，市長張廣寧出現在隆重的投產儀式上，滿意地看到，廣州已經成為日系汽車商的中國基地，本田、豐田、日產都一網打盡。這應該說是一個連鎖式的反應，在此之前，日本JFE鋼鐵株式會社與廣州鋼鐵集團公司合資首期投資達2億美元，建設年產40萬噸汽車薄板的生產線……廣州正在發生的事情，濃縮了中國其他大都市正在發生的事情。通過世界上最為復雜的合資方式，全球汽車業巨頭以大手筆的在華投入主導了格局，而地方政府則滿足于自己成為跨國公司強勢的制造基地。英國《金融時報》透露，在2002到2003年，外國汽車制造商已經在中國投入63億美元。而外國汽車廠商還承諾再投入100億美元。

　　這些熱氣騰騰的氣象，不免讓人疑惑，在當下最炙手可熱的“降溫”話題中，跨國公司何以自處？

　　或許，正如一些經濟學家所言，本次宏觀調控，意在擊退地方政府參與經濟增長的過分熱情。而跨國公司并不在這樣的行列里。

　　輪回之間

　　但世界范圍的爭論還在繼續，正如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發生的變化，從生機勃勃的崛起，到又一個泡沫，經歷幾個輪回。

　　在過去的20年中，對于跨國公司與中國之間的商業利害關系，有一種描述，中國將是全球增長的廣闊新邊疆，企業家將在那里建立新的帝國，大批公司必須進入中國，以保持在全球的競爭力，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競爭的平衡支點……如果再詩意一點說，對于渴望增長的工業世界來說，中國市場是一塊廣袤的、嶄新的、生機勃勃的、充滿機遇與利潤的大陸。

　　這些當年最為震撼人心的東西，在今天看來不免有些陳詞濫調，因為這似乎已是眾所周知的東西。

　　但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正如美國《財富》載文所言，“現在對中國新的看法是，管理不善的國有銀行發放的貸款加大了經濟所面臨的壓力，資金被過多地投入到賠錢的工廠和賣不出去的樓盤上，致使全球各類商品，從鋼材到泡沫塑料等等的價格都出現了上漲。聽聽華爾街的議論，你會認為中國不過又是一個市場神話……”

　　關于中國經濟“過熱”或“泡沫”的判斷，對于跨國公司并非無所謂。因為，如果中國經濟增長出現大的降幅，對于那些近年來大手筆在華投入美元的跨國公司來說，同樣也是重大新聞。如果說，跨國公司的高層沒有在目前的爭論中改變其策略，只能說，他們對于中國有更長期的預期，或者他們對于中國市場趨勢比國內甚囂塵上的批評，有更樂觀的把握。

　　在更長的時間段來看，跨國公司與中國的關系，不能說能夠完全超脫于宏觀形勢，而獨自跳舞。但不同的選擇，究竟帶來了什么？這讓我們可以回到歷史上最為危機的時刻，或者所謂的拐點，觀察長期選擇帶來的結果。

　　7年之前，拐點是最為可怕的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10月的最后一周，香港證券市場崩潰，引起危機將蔓延進入中國大陸的恐慌。清醒的觀察家曾記錄：“整個1998年的其余時間，或許在其后時期的美國企業，和財政界的許多戰略家，很可能更多考慮如何保護他們自己免遭工商業衰退，銀行業危機四伏所帶來的危險，以及利潤和證券價值所受的影響，而不是探求這一地區新的投資與機會。”

　　在這方面一些公司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有為數不少的公司判斷是錯誤的，7年之后，這些都足以判斷。但無論是在中國成功，還是失敗，都會為跨國公司的全球競爭提供參照。

　　一個十分明顯的例子是柯達公司。在亞洲金融危機到來時，柯達剛剛經過與中國政府漫長的4年談判，要以“全行業合資”計劃的面目，建立自己在東方的基地。但這項涉及收購中國企業和重建工廠的計劃，至少要有10億美元級的投入，是這家百年歷史公司的最大一筆海外投資，而當時的柯達也陷入90年代的企業危機之中—富士咄咄逼人的全球競爭，數碼革命對膠卷工業顛覆日甚，任何失誤，可能都是致命的一擊。柯達最終沒有卻步。這樣的戰略選擇，在5年之后凸現了其價值。2003年，當CEO鄧凱達迫于數碼革命的威力，最終將柯達的未來完全置于數碼影像的戰車時，中國成為其戰略平衡支點，柯達傳統膠卷工業已經轉移到中國。沒有當年的決定，這樣的戰略轉折不可想象。跨國公司與中國關系中最為詩意，或最為老謀深算的事實，的確都發生了。

　　即使在似乎要打斷繁榮趨勢的2003年非典時期，情況也不例外。全球蔓延的恐慌，加重了人們對于跨國公司是否撤出中國的擔心。官員們都在大聲呼喊：這里是安全的，回來投資吧。跨國公司的全球CEO們，以異常活躍的超級政治秀回應了這樣的聲音。他們在非典沒有停止的時候，就趕赴中國，會見官員，攪動市場，發布增加新的投資。是的，他們在這里已經具有戰略利益，他們已經分享到果實。他們沒有必要為一場不透明的疾病，放棄這一切。這無疑增強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果然，在2003年底，是一片沒有想到中國GDP還能高速增長的歡呼。

　　現在，風向突然變了，突然變得過熱了，要調控了。但信心沒有出現問題，就不足以改變戰略。如果說，在早期階段，因為對于中國政治發展的不明確，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的策略會有波動。但在今天，跨國公司已經通過國際談判框架，獲得前所未有的戰略深入機會，WTO的時間表已經定下，地方政府與其攜手共進的路線也沒有改變，而這一次宏觀調控中千夫所指的“低水平重復建設”，這個從上一屆中央政府就一直批判的東西，跨國公司都不在批評圈內。在中國能夠擁有“高水平重復建設”實力的力量是什么呢？大凡會是跨國公司。所以，這依舊不是對它們的戰略阻擊。

　　情況可能反倒是這樣。如果說，“低水平重復建設”這樣的旗號，在上一屆中央政府眼中是針對大量憑借銀行貸款進行的國企擴張。而現在實際迎頭痛擊的反倒是民企的戰略。那些從輕工業積累完資本，進入電解鋁、汽車、鋼鐵等等重化工領域，試圖通過所謂二次工業化做大的企業，遇到了問題。只是這一次出現了地方政府與之聯手的新現象。所有這一切，對于跨國公司可能都關系不大。

　　還記得大家認為中國將會成為下一個經濟強國嗎？

　　所以，跨國公司這股巨大的力量還會按照自己的時間表和發展步伐徑直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