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

　　近期，正處于宏觀調控過程中的中國經濟走勢引起了各界的廣泛議論和多種預測。除了產經、財經等各界人士，宏觀經濟掌控部門的重量級人物也一改往日的謹慎，毫不掩飾地對中國經濟“評頭論足”。5月21日，這樣的“評頭論足”形成一個“小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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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天，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國經濟高峰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以“不得了”來形容投資過熱；亞行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則強調“防熱也要治冷”；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堅信“不會導致全面過熱”。他坦陳“財政增長過快，面對投資過熱，錢卻很難花”；歐元之父蒙代爾繼續否定過熱的論斷，他提醒人們，“我們讀的是西方經濟學，但中國不一樣。”言外之意，西方的經濟學無從準確評判處于社會急劇轉型階段的中國經濟。

　　事實上，對中國經濟走勢的關切是世界性的。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擔心“中國經濟減速，造成的沖擊將遠遠超出亞洲”。世行最新評估報告則稱，“中國一調控、全球都降溫。4月份，國際鎳、銅、鉛、鋁、鋼材價格高位下瀉就是證明。”世行還擔心，中國經濟減速將給今明兩年的世界經濟特別是亞太周邊國家帶來負面影響，日本韓國首當其沖(兩國對華出口分別占其全部出口的32%和25%)。

　　然而，爭議歸爭議，中國經濟的宏觀調控正逐步推開，為打消國內外對經濟大起大落的擔心，5月21日，專題研究下一步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強調，“只要全面落實好中央的決策和部署，就定能有效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事隔兩天，新華社發表《宏觀調控駕馭經濟航船平穩前行》的長文，對前階段業已初現的調控成效作出述評。據我觀察，前一段的調控措施，總體堅持了區別對待、分類指導、適時適度、果斷有力和注重實效的原則，并未出現人們所擔心的“急剎車”和“一刀切”。

　　調控不能松，信心不必減——我以為，本次中國經濟宏觀調控是“降溫”而非“熄火”，是“頓號”而非“句號”。

　　第一，本輪逐步過熱主要表現為投資擴張型而非消費拉動型。房地產、轎車等消費需求過旺直接和間接拉動鋼材、水泥等基礎性生產資料需求過旺，繼而又波及能源緊缺。但就總體而言，遠未波及到大多數生產、生活資料供給全面緊缺。截止到4月末，受國家監控的685種主要產商品，產能過剩的仍占640余種。

　　第二，少數商品需求過旺，與消費信貸政策放寬有關。經多年增長，國內已積累起早該進入商品房和轎車消費的人群，這些存量需求如同水庫內的洪水，一經開閘必大流量宣泄。

　　第三，決不能忽略制度改革對經濟增長的強刺激。十六大以來，體改加速、政府轉型提速、審批減少、市場開放加快。所有這些都為民資外資的“井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第四，銀行從1998年起連續5年的惜貸在去年突然轉為“熱貸”。由于四大銀行欲上市，按巴塞爾協定，除資本金須充實至8%，還須把壞賬比例降至15%。“投機取巧”的結果是增加貸款、擴大分母。于是，四大銀行去年一下子新增貸款3.8萬億。

　　第五，城市化提速。在中國，城市化進程最快也得幾十年，它所產生的巨大需求必強力拉動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以上各條，對未來中國經濟走勢的影響，正面多于負面。尤以城市化和體制改革加速對中國經濟的正面刺激還會持續幾十年。至于已經逐步顯現的“資源瓶頸”所生成的負面影響，真要發展到“岌岌可危”的階段也需幾十年。由此，未來的中國經濟當仍有可觀的增長空間。

　　本次宏觀調控主要解決經濟結構問題。中國經濟存在的突出問題從根本上說是體制問題和增長方式問題。為解決后兩個更難解決的問題，當下尤需先著力解決前一個問題。這也是我們強調“調控不能松”的另一個邏輯前提。

　　假如通過本次宏觀調控確能再次實現中國經濟“軟著落”，那么，為保持中國經濟未來幾十年繼續平穩增長，中國更當下狠心化解后兩個難題。在我看來，由于后兩個問題長期存在并積累，中國經濟的確又面臨著增長的“兩難困境”——在現有收入分配機制下，若增長慢，則低收入階層現有收入都難保；若增長快，增長的大部分“好處”又都落到富裕階層手里。“兩難困境”一日不破，無論增長還是不增長，貧富懸殊還要不斷拉大。早幾年“蛋糕理論”廣受追捧，主張先做大中國經濟之“蛋糕”以確保貧困階層也能分食。殊不知，若分配機制有問題，“蛋糕”越做越大，貧富差距隨之成幾何級數擴大。

　　還有就是增長方式，發達國家投入產出比為1∶1，世界平均水平為2.9∶1，中國去年是5∶1，局部行業甚至是7∶1，倘若再不下決心改變如此嚇人的高投入低產出，長此以往，它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災害性后果肯定十倍百倍于今日的“逐步過熱”。

　　盡管“問題成堆”，但我們仍須對中國經濟乃至中國的前途抱有信心。因為“市場化”是條“不歸路”，經改尤其是政改正由點到面提速；因為科學的發展觀已經“登陸”中國……

　　改革的不斷深化是發展中國經濟的最大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