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專題：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離我們還有多遠

　　新西蘭第一個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本報記者 陳楫寶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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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組團赴美聽證會

　　6月3日，站在美國商務部組織的一場莊嚴的聽證會前臺，中國代表將就國家爭取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為自己辯護。

　　“準確的說，應該是與美國業界代表們一次公開交流。”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以下簡稱公平局)有關官員對本報記者如是表示。

　　這是為爭取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中美雙方第一次公開答辯。5月7日，美國商務部發出將在6月3日舉行聽證會的公告：“希望了解的內容包括中國經濟體制中與市場經濟不一致的地方，政府政策及其施行可能對市場以及中美貿易產生的沖擊，中國的銀行、國營企業經營情況，省級以及地方政府在稅收優惠、鼓勵出口等方面的政策以及實施情況等。”該公告同時指出，此次聽證會目的主要是“為即將開始的工作組討論搜集議題、征詢意見”。

　　所謂工作組，是指中美雙方聯合成立一個關于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工作組。今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赴美參與中美商貿聯委會會議，在此次會議上，中美雙方共同成立六個聯合工作組，其中一個即為關于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工作組。根據協議，該工作組展開的第一步，即在美國的法律框架內考察中國的經濟體制，經過雙方的協商，確認中國取得市場經濟地位的步驟，并推進這一工作的進行。

　　據外電報道，為參與此次聽證會，美國業界報名踴躍，目前有20多個單位或個人報名參加，來自律師行業、相關協會和企業。有媒體報道說，此次聽證會的美方參加者，大多數反對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有反對的聲音不害怕，關鍵是他們認真地聽到了我們的表達和解釋，在公開場合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才是最重要的。”商務部該官員表示。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屬的公平交易局一份題為《在華跨國公司限制競爭行為表現及對策》的報告將柯達等在華跨國公司推向了眾人矚目的焦點，該報告指出，一批跨國公司目前已經統治了中國的相關產品市場，這些企業往往會利用自己在技術、品牌認知度、資金、管理等方面的優勢地位來阻礙、限制市場競爭。

　　本次中方代表團由4人組成，3人從國內出發，除了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劉美昆外，還有商務部公平貿易局出口一處處長劉丹陽和一名工作人員，另一名代表即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使銜商務參贊。基本原則是，代表團惟“精干”不圖規模“大”。

　　中國代表團“四人組”可謂“精兵強將”：劉丹陽所在的出口一處實際上就是對美國出口處，劉對美業務嫻熟，并且今年3月，商務部曾經組織兩個工作組赴歐盟，就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展開游說，劉丹陽全程參與，據知情人稱，此次對歐盟15國(另10國為5月1日正式加盟)的游說之旅，無疑增加了很多經驗和突發情況應對之策；劉美昆曾在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擔任過協調部主任，由于機電產品出口額在所有行業里排在第一位，增長很快，而隨著近年遭遇反傾銷日益增多，劉從該會協調部主任到副秘書長再到副會長，多次參與反傾銷應訴，也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駐美商務參贊是資深經貿外交官，熟悉美國貿易規則。

　　商務部公平局該官員稱，商務部接到美國傳真過來的邀請函件后，他們就積極展開了系列準備工作。5月11日下午，就委托市場經濟專家組完成了針對美國公眾的答辯情況說明，5月13日，完成針對美國六條標準的答辯書，5月19日，完成了所有答辯材料，并于5月19日傳真給美國。

　　“我們早就準備好了。”著名經濟學家李曉西教授說，“打好美國這一仗最關鍵了，如果美國賦予我們市場經濟地位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相關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李是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曾供職于國務院政研室，從1987年起就開始研究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是最早全面研究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著名學者之一。

　　此前，受商務部委托，李教授率領一團隊，完成了一項重要課題“2003年中國市場經濟”研究，取得了豐厚的成果。

　　中國突然加速“入市”

　　中國之所以如此迫切，因為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

　　根據中國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的數據，截至2004年2月，中國遭受的外國反傾銷已經超過600起，為全球之最。更為甚者，我國參與積極應訴的勝訴率只有35.5%，低勝訴率在客觀上又會鼓勵別國反傾銷手段對付中國產品的進口。如此，形成惡性循環。

　　“像這些情況必須遏制，而低勝訴率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非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常使我們處于不利的地位”，商務部研究院研究中國對外貿易的梅新育博士認為。

　　之所以非市場經濟不利于我應訴反傾銷，其根本在于成本價值的“替代國”問題。根據WTO關于傾銷的定義：一國產品以低于“正常價值”的價格出口到另一國，并對進口國相關工業造成了損害的行為。其中，“正常價值”是以市場經濟國家生產的產品價格衡量。即反傾銷案發起國如果認定調查商品的出口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將引用與出口國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的市場經濟國家?替代國?的成本等數據，計算所謂正常價值并進而確定傾銷幅度。

　　而在屢次對華反傾銷中，他們選擇的第三國即替代國，主要以新加坡為主，間或印度、墨西哥等，這些國家在許多方面成本遠高于我國，如新加坡某些產品成本平均高于我國至少20倍，印度煤炭價格也高6倍，墨西哥也同樣屬于高成本國家，顯然，如此選擇，絕大多數對我反傾銷極為不利。消除這一層不利因素，就是要徹底打破“非市場經濟”禁錮。

　　“非市場經濟”禁錮的形成，緣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主要貿易伙伴堅持加入了幾項對中國貿易不利的條款，即有效期為12年的“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條款，持續15年的“確定補貼和傾銷時的價格可比性條款”(“非市場經濟條款”)和到2008年底終止的“紡織品特別限制措施”。由此，中國被打上“非市場經濟”的禁錮，并且一打即是15年。

　　“入世”結束，“入市”即已開始。

　　最先突圍的是一些企業。如從企業或者產業單個申請，有部分獲取市場經濟地位。如歐盟有5條企業標準，中國企業可以據此申請，達到這些標準就可以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美國則是“市場導向產業”，也就是說，必須是多家企業組成的一個產業提出申請，才有可能獲得認可。

　　企業或產業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畢竟并非解決根本問題之根本途徑，從國家層面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實乃根本之計。因此，今年以來，“入市”外交頻頻，并且收獲不少。

　　新西蘭于4月14日正式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后不久，5月14日，新加坡決定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此前，在一次公開會議上，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向日本發出信號，催促日方盡快給予承認，6月底，歐盟將提交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初評結果”。

　　在“入市”外交過程中，最關鍵的還是美國。

　　“現在應該是比較好的時候。”長期研究美國貿易政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陳寶森研究員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美雙方貿易摩擦在今年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訪美后趨緩，“一方面吳儀副總理訪美后取得了積極成果，另一方面美國內部出現了不同聲音，尤其是對華有利的聲音占了上風。”

　　美國祭出六條標準

　　中國憑什么對美“入市”？衡量市場經濟是否有標準？

　　這在業界存在較大分歧。有學者認為，非市場經濟問題在國際貿易當中實際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實際利益的政治問題，它不是按照幾個指標的衡量來完成最后的判定，認定一個國家是不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也沒有國際上公認的標準。他們的理由是，中國的自由度明顯高于俄羅斯。但是，在去年俄羅斯申請加入世貿的時候，俄羅斯就被歐盟和美國先后認可為市場經濟國家。

　　各國的市場經濟標準各有不同。美國直接提出國家的市場經濟標準問題，而歐盟和加拿大主要是講企業和行業的市場經濟標準問題。

　　目前，美國商務部對市場經濟有六個法定要求?19U.S.C-1677?18——或說具體標準：一是貨幣的可兌換程度；二是勞資雙方進行工資談判的自由程度；三是設立合資企業或外資企業的自由程度；四是政府對生產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五是政府對資源分配、企業的產出和價格決策的控制程度，要求該產業的產品數量和價格決策沒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產品投入都是以市場價格支付的；六是商業部認為合適的其他判斷因素。

　　出口管理也是美國商務部的關心焦點：一是在法律上，政府是否對該企業的出口活動進行控制。包括：(1)對各個企業的經營和出口許可有關的限制規定；(2)政府對企業減少控制的立法；(3)政府其它任何減少對企業控制的措施。二是在事實上，政府是否對該企業的出口活動進行控制，商務部通常要考慮以下因素：(1)出口價格是否由政府確定或須由政府同意；(2)出口商是否有權協商合同條款并簽訂合同或其他協議；(3)出口商在選擇管理層時是否不受政府限制而有自治權；(4)出口商在分配利潤和彌補虧損上是否有獨立的決定權。

　　因此，商務部專門針對美國六條標準，精心做好了答辯準備。記者獲取的非官方答辯意見則顯示出，中國基本上符合該六條標準。據有些專家分析，美國代表可能會針對政府對企業控制程度發難。

　　這也就是所謂“政府行為規范化”。他們主要集中關心的是：政府對自然資源、資本和人力資本資源的占有、分配與控制問題，政府對國民經濟運行的控制和管理權限問題，政府對生產(誰來生產、生產什么、多少，為誰生產)的控制(涉及企業的產權制度、利潤分配與破產機制)問題，政府對國際和國內貿易的控制問題，政府對中介組織的控制(如商會和行會)問題等等。歸根到底，是資源由政府配置還是市場配置？資源的使用和定價是市場決定還是政府決定？政府是否對企業有不公平的對待？

　　根據李曉西教授所作的調研課題顯示，“政府對生產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對資源分配、企業產出和價格決策的控制程度，已經大為降低。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已由生產者根據市場需求自行決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政府對生產的管理局限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政府除了對少數重要產品實行指令性計劃外，其余由市場調節或實行指導性計劃。

　　中國為發展中市場經濟國家？

　　那么中國市場化程度究竟有多高？

　　李曉西教授在調查報告中，所給予的答案是，通俗的講，“市場化程度達到69%”，因此，李將其定位為“發展中市場經濟國家”。

　　在該測評中，課題組按照五大市場標準(政府作用問題、企業權利與行為問題、投入要素的成本與價格問題、貿易問題、金融參數問題)，借鑒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所經濟自由化測度評價，得到中國市場經濟程度的總評分：2.51分。

　　李教授解釋認為，2.51分反映了中國市場經濟程度處于中等偏好狀態，或說比較自由和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狀態。如果折算為百分比，近似為69%。但與歐美等國比較還有較大差距的一種狀態。

　　這樣的評估與國際上一些權威機構評估基本相當。國際上，如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自由化指數測度結果肯定了中國市場化的進程。他們的指數分值是從0到10，越高越自由，而中國經濟自由化指數從1980年的3.65上升到2000年的5.28。

　　如果說中國的市場化程度為69%，余下的31%是什么？

　　李教授指出，沒有100%的市場經濟國家，發達國家一般是市場化程度在80%--90%以上，而不是絕對的滿分。任何國家都需要有非市場化的一部分經濟，或是公益類的，或是國家管制類的，包括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這一部分也是在31%中的，是必要的非市場化部分；當然也有應該市場化而沒有市場化的部分，這是我們轉軌中最需要完成的部分，這一部分，可能要占到31%的一半以上，這正是體制改革的任務所在。

　　課題組將中國定義為“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

　　李分析，這包括兩層含義：一層是中國由初級的市場經濟國家在向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推進。這種含義強調了制度改革與創新，強調了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和全面轉軌。

　　第二層含義是講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實行了市場經濟制度。“發展”與“發達”，雖然主要是經濟發展程度的區別，但也內含著制度上的區別。從這一層含義出發，我們看到自己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保持經濟快速穩定健康地增長，早日實現經濟的現代化，也為全面實現市場經濟制度打好物質基礎。

　　顯然，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是從發展與改革結合角度來判斷一個國家經濟制度的。同時，在這里“發展”與“改革”也是相輔相成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建立和健全市場經濟制度；市場經濟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體制基礎。

　　“美國舉行此次聽證會，是積極的。”李曉西教授給予中肯評價說，但不要寄希望一次聽證會就能解決許多問題。

　　長期研究美國貿易政策和中美貿易問題的陳寶森研究員認為解決“入市”大概“需要數年吧”。但肯定不會像“入世”談判那樣“黑發談成了白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