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許瑛／上海報道

　　中國經驗給全球扶貧事業啟迪的并非只是微觀層面的解讀，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宏觀層面的掌控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哪一個在消除貧困中能得到高分？這是5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

全國偶像歌手大賽 第39屆世界廣告大會 繽紛彩音風暴免費聽 Diggi數字盛典

舉行的全球扶貧大會上的一個熱點話題。

　　減少全球貧困人數一直是國際社會努力的方向。截至2003年,發展中國家基本達到了千年發展目標中的減貧標準，即1978年至2003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共同將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一半以上。

　　這一成就的實現，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的貢獻。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在2002年的一次中國之行后，提議在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召開一個讓各國分享扶貧經驗的大會。

　　中國緣何脫穎而出

　　上海全球扶貧大會提交的70個扶貧案例中,中國占了8個。

　　事實上，中國經驗給全球扶貧事業啟迪的并非只是微觀層面的解讀，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宏觀層面的掌控。

　　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中國扶貧成效顯著，是因為“中國政府作為一個非西方式民主的政府，它承擔了扶貧的全部責任”。

　　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措施起到了明顯作用，例如，1978年開始的農村經濟改革，有效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幾年間減少了1億貧困人口;1994年，國務院制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成為中國第一個有明確目標和方向的扶貧行動綱領。經過7年努力，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3000萬人。

　　“在西方式的民主國家，政府難以做到這一點。”康曉光說，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日本在70年代才提出向貧困宣戰，它們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90年代中期還高十幾倍。

　　“在總體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中國提出了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目標，這在世界上是惟一的。”康曉光說，“基于社會主義的理念，中國政府承擔了西方式民主國家政府不可能承擔的所有責任。”

　　在亞洲，和中國一樣同屬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在反貧困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績。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93年越南58%的人口處于貧困狀態中，而到2002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29%。

　　西式民主不適合扶貧？

　　以聯合國界定的每天1美元的貧困線生活水準計算，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二的貧困人口居住在亞太地區，而這些貧困人口的70%都集中在中國、印度、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5國。

　　這些國家中，除中國以外，其他國家都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并沿襲了英式民主制度。

　　這種原版拷貝的西式民主對所在國的扶貧事業沒有產生太大積極作用。例如在有“東南亞新民主典范”之稱的菲律賓，2001年，約有38%的菲律賓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到2003年，這個數字已增加到40%。

　　印度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西式民主制度國家，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但貧困問題比中國嚴重得多。目前印度國內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天1美元)的人口有30%-40%，文盲率也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曾經去印度旅游的梁小姐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印度的窮人太多了，到處都是乞丐。坐在火車上，可以看見鐵路沿線綿延幾公里的貧民窟，都是些用破塑料布、碎磚頭和木棍之類的東西搭建的。”令人擔憂的是，印度政府還沒有明顯的能力直接地把解決貧困問題提上日程。

　　5月13日，印度大選揭曉，瓦杰帕伊被迫辭職。英國路透社在分析印度人民黨失利的原因時表示，是印度貧困地區的廣大選民給了瓦杰帕伊政府嚴厲的懲罰。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的傅小強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印度沿襲了英國殖民時代的民主制度。這一制度對于印度來講，是超前了，由于經濟還沒有跟上，在很多地方產生很多障礙。”

　　這種超前的西方式民主體制讓印度在發展的過程中更關注于利益集團的利益，忽視窮人的利益，于是在印度的社會中產生了更多的“新貴”和“新貧”。

　　在康曉光看來，“多元利益集團認為，在民主程序下他們所從事的一切活動都是正義的，所以比較多地為各自的利益集團牟利，很少顧及窮人的利益。”

　　同時，西方式的民主容易使一些經濟基礎還不太好的國家社會不穩定，讓這些國家更難以解決貧窮問題。南亞的孟加拉國，早在1971年獨立時就制定了西方議會民主制度，但由于國內矛盾不斷，政局長期不穩。直到今天，孟加拉國仍有一半人口處于貧困中，屬于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此外，原版的西式民主制度還給這些經濟還不夠發達的國家帶來很大的浪費。就拿選舉而言，某種程度上這種政治游戲就是“燒”納稅人的錢。據《印度時報》5月8日報道，最近37年內，僅印度政府花在選舉上的費用，就上漲了720倍。1967年政府花在選舉上的錢為1800萬盧比，而今年估計所花費用高達130億盧比(1美元兌換44盧比)。

　　中國經濟生活中的“特色民主”

　　有趣的是，在微觀的方面，中國正進行著一場有著自己鮮明特色的、自下而上的基層民主建設，以此來發展經濟、解除貧困。現在，這種基層民主建設正從村、鄉、鎮等各級政府向上發展。

　　村民選舉中出現了一個趨勢：一些“經濟強人”、“技術能人”、“致富帶頭人”走上了領導崗位。例如，陜西省華縣金堆鎮石可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馮婉君，非常有經濟頭腦，自己的日子過得很富裕，在被村民選為村主任的幾年里，她把這個有著70多萬元外債的礦區窮村變成了渭南的“小康示范村”。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研究員唐興走過中國很多貧困地區，他認為，在減貧工作中，中國政府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中國實行的基層民主建設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有著積極作用。

　　貴州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禮全說:“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對民主的認識逐漸深入，特別是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以后，老百姓對民主的理解與參與在朝好的方向發展。”

　　但他同時表示，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尚未解決溫飽的近3000萬貧困人口現在主要分布在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比較差的地方。在這些地區推行基層民主建設非常困難，反過來民主所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中國政府主導下的扶貧

　　在1981年-2001年間，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從6億多人減少到2億多人，幾乎和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同期所減少的總數相等，絕對貧困人口比例從64%降低到17%。

　　中國在扶貧方面積累了許多有益經驗，例如中央政府制定統一的計劃并成立專門的扶貧開發機構以保證計劃的推進，通過優惠政策減免貧困地區稅收，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包括開展省際的對口支援，以及發揮民營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