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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綜述:尋蹤第五次宏觀調控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5月25日 09:38 中華工商時報

  本報記者 曲力秋

  □“通貨緊縮以及SARS的氣氛還沒有完全退去,滿世界都已是工業機器的轟鳴聲。”一位經濟學家這樣描述當時的投資熱度

  □溫家寶的話給在場的經濟學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有主心骨,不會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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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在中國經濟運行已進入到新一輪周期上升階段中,能否避免重蹈大起大落的覆轍成為新一屆政府面臨的嚴峻挑戰

  風起何時

  2003年6月,經歷了非典重創后的中國開始恢復舊日的風采。

  受非典影響而一度放緩的經濟列車又開始以一種超常規的速度不停歇地向前沖。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從2002年下半年出現的部分地區房地產投資增幅過高、商品房空置面積增加、房價上漲以及低價位住房供不應求和高檔住宅空置較多等結構性問題正日漸突出。部分地區的商業銀行為了搶占市場份額,違反有關規定,放松信貸條件,在相當程度上助長了房地產投資過熱的傾向。

  “通貨緊縮以及SARS的氣氛還沒有完全退去,滿世界都已是工業機器的轟鳴聲。”一位經濟學家這樣描述當時的投資熱度。

  來自央行的統計數據顯示:1998年至2002年,商業銀行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年均增長25.3%;1997年至2002年,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年均增長一倍以上,二者的增速都遠遠超過同期GDP的增速。與此同時,銀行的房貸風險也在積聚。截至2003年4月,房地產貸款余額已超過1.8萬億元人民幣,占商業銀行各項貸款余額的17.6%,其中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占商業銀行各項貸款余額的8.9%。

  過熱的投資使房地產業成為一大高危產業,一旦房地產泡沫破滅必將導致金融業的巨大風險,這一點可以從當時正在受審的“中國二號富翁?楊斌以及正被調查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在其自我毀滅的同時都把銀行拉下水并形成巨額虧損這兩件案件上得到體現。

  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中央政府便開始多次對房地產過熱現象提出警告。但受巨額利潤驅使的投資行為仍如脫了韁的野馬一樣難以駕馭。

  2003年6月13日,央行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121號文件)。該《通知》意在抬高房貸“門檻”,抑制房地產投資過熱現象,防范金融風險的目的十分明顯。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所所長劉樹

  成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采訪時指出,“121號文件”的頒布標志著已經延續了6年之久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發生了轉折。

  劉樹成認為,從措施角度看,“121號文件”的力度并不大,它的目的在于給出信號,并非是要抑制房地產業的發展。

  溫和預警

  然而,讓人多少有些意外的是,“121號文件”一經發出,旋即引發了房地產商們的強烈質疑。有“地產界教父”之稱的任志強多次發表署名文章,指責該文件是“歧視高收入者”,是“仇富現象”。

  房地產大鱷們的指責聲還未散去,經濟學界關于“中國經濟是否過熱?的爭論就甚囂塵上。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是第一個提出中國經濟已經過熱的經濟學家。2003年7月,他先后兩次在公開場合指出:“目前中國經濟已經有了過熱的苗頭,出現了朝過熱發展的趨勢。”

  樊綱的依據是,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投資開始加速增長,到了2003年雖然出現了非典疫情,但投資依然加速。2003年上半年,扣除物價因素后,國內經濟投資增速高達31.4%。而在1993年,全國興起大規模的投資熱,雖然投資增速高達60%,但扣除物價因素后,投資增速只有26%。

  樊綱進而強調,我國現在的投資增長速度已經是歷史之最了。

  樊綱的這番觀點引爆了中國經濟學界20多年來最大的一次爭論,此后不久,吳敬璉、厲以寧、張卓元、林毅夫、胡

  鞍鋼、蕭灼基等知名經濟學家都紛紛加入其中。時至今日,這場爭論仍未平息,并已經從學術界上升到政府中的高級官員。

  幾乎是與此同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召集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商務部發改委等部門的經濟學家座談對中國經濟整體走勢的判斷,并聽取下半年經濟政策意見。

  會上,溫家寶說的這樣兩句話給在場的經濟學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有主心骨,不會動搖”和“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重要的機遇期”。

  8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對外宣布,決定從9月21日起提高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即存款準備金率由現行的6%調高至7%。按照央行的說法,雖

  然對目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一些新現象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各有關部門一致認為目前貨幣信貸增長偏快。貸款的過快增長會助長經濟的低水平擴張,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劉樹成認為,央行此番上調1個百分點存款準備金率大體將凍結商業銀行1500億元的超額準備金,不會引起下半年金融機構貸款下降,是一項溫和的政策措施。但其調控力度明顯大于“121號文件”,因為后者只是針對房地產業,而前者涉及和影響了整個金融界。

  另有分析人士認為,從2003年8月23日宣布調高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到9月21日才執行,這之間有近一個月的政策宣示效應期間,給規范對象留出足夠的政策反應時間,以保持政策的平穩與連續,這就是所謂“預調”。

  用心良苦

  2003年8月31日,對于眾多的房地產商們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利好日子。這一天,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18號文件),該《通知》做出的我國房地產市場總體發展是健康的定論一掃兩個多月來由“121號文件”帶給房地產商們的陰郁之氣。任志強興奮之余公開放言:“可見國務院的水平大大高于央行一頭。”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所宏觀研究室主任袁鋼明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采訪時說,中央政府既要防止經濟過熱又不想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良苦用心在這一階段的宏觀調控手段上得以充分的體現。和以往幾次經濟過熱相比,新一

  屆中央政府在這一輪經濟運行剛剛進入上升期時就開始采取措施預防經濟過熱,“可以這么說,這一屆政府對經濟過熱的警惕性之高僅次于上屆政府。”此外,袁鋼明說,在預防經濟過熱的同時中央政府又注意把經濟上升的活力和潛力都充分地發揮出來,所采取的調控手段不過激、不過急和不過早。

  劉樹成認為,中央政府對經濟過熱的憂慮來自于建國以來幾次經濟大起大落之后留下的慘痛教訓。

  “經濟中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過高的大起,必然導致過深的大落。這是因為在過高的大起中,過度消耗了物力、財力、人力等資源,嚴重打破了經濟正常運行的各種秩序和均衡關系,必然引起隨后的大落。”

  據劉樹成介紹,建國以來,我國共出現過7次經濟過熱,每次過熱都帶來不

  小的損失。改革開放前的三次經濟過熱,經濟增長率的峰位都在20%左右(1958年為21.3%,1964年為18.3%,1970年為19.4%),這三次經濟過熱都以隨后而來的經濟負增長為代價。其中,又以1958年-1962年的波動最為典型。在這次經濟過熱中,經濟增長率的峰頂是1958年,為22%;在其后1960年-1962年連續三年的負增長中,經濟增長率的谷底是1961年,為-29.7%。經濟增長率的峰頂與谷底之間的落差為51.7個百分點。這次經濟過熱,導致隨后國民收入絕對量的下降,直到1964年才恢復到1957年水平,使國民經濟的發展延誤了7年。

  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過熱,經濟增長率的峰位明顯下降,但仍然較高,均

  超過了10%(1978年為11.7%,1984年為15.2%,1987年為11.6%,1992年為14.2%)。這四次經濟過熱后雖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但均以減緩經濟增長率為代價。

  袁鋼明說,在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過熱中,政府對過熱的形勢都認識的過晚,然后疾放疾收,猛放猛收,只有1993年這一次實現了平穩的軟著陸。

  為了防止金融風險,袁鋼明說,上一屆政府任職的五年里,GDP平均增長了7.6%,這意味著這期間雖然經濟波動的幅度較小但增長速度較低,而新一屆政府使經濟增長速度增加了兩個百分點,因此風險和過熱的可能性也無疑增大。

  顯然,在中國經濟運行已進入到新一輪周期上升階段中,能否避免重蹈以往經濟大起大落的覆轍已成為對新一屆政府的嚴峻挑戰。

  頂風而上

  進入去年第四季度,中央又頻頻發出對部分行業投資過熱的預警信號,但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些并未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夠重視。在市場需求的驅動下,一些地方的投資額有增無減,被列為低水平重復建設、加以抑制的行業更是頂風而起、“大干快上”。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表明,今年第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增長43%,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最高的。投資急速增長的原因是工業投資大幅度增長,達78.1%,而工業投資增長中,主要體現為鋼鐵、水泥、電解鋁三大行業的投資高速增長。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直接造成主要主要原材料、能源、運輸等“瓶頸”約束加劇和價格上漲壓力加大。在鋼鐵生產的強勁推動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一季度,煤、電、油、運輸的生產均保持近年來最高水平,但仍難以滿足投資需求的過快增長,有23個省、區、市拉閘限電。

  中央政府的權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劉樹成認為,這一輪宏觀調控難度的增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經濟運行的體制基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以往的經濟過熱都是發生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新一輪經濟周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第一個周期。”

  劉樹成說,這意味著,這一輪經濟過熱,既帶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些特點,又帶有市場經濟的一些特點。帶有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不是通過中央政府追求高速度而是通過地方政府追求高速度體現出來。而帶有市場經濟體制的特征則表現在投資主體多元化,企業正成為投資的主體。

  “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的盲目沖動再加上企業的非理性行為無疑給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讓中央政府頗感棘手的還有,目前經濟發展中利益主體多元化的趨勢比過去更加明顯。不僅中央政府的權威受到地方政府的挑戰,央行的政策受到商業銀行的抵觸,就連中央各部委之間也難以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取得一致的認識。

  據悉,在對通貨膨脹問題的認識上,國家統計局與央行各執一詞,而在是否采取適度從緊的調控手段問題上,央行與發改委的意見十分接近,但建設部國資委國土資源部等部門卻各有算盤。

  前不久,一位證券公司的老總對劉樹成說過這樣一句話,希望中央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能更多地采用行政手段而不是經濟手段。他的這番話讓劉樹成頗為費解:企業界人士應該更主張動用經濟手段而非行政手段,為什么這位老總會出此建議呢?

  經過一番思考,劉樹成終于明白,這位證券公司老總所說的經濟手段主要是指金融手段,“如果中央政府動用行政手段,受影響的只是部分過熱的行業。而金融手段是總量手段,它針對全局,一旦采用,受影響的就是所有行業,在這種情況下勢必會影響證券市場。”

  看來,制定一個既能防止經濟過熱又能兼顧各方利益并不傷及各地區、各部門發展經濟積極性的宏觀調控方案實屬不易。一旦中央政府溫和的預警失效,那么,最終的結果很有可能是,不想急剎車的被迫急剎車,不想一刀切的最終還是一刀切。

  敲山震虎

  統一思想認識已經成為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政令能否暢通的關鍵。

  4月9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表示,要進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有效遏制投資過快增長勢頭,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適度控制貨幣信貸增長。

  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集中精力抓好中央確定的各項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的落實,適度控制貨幣信貸增長,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采訪時說,這兩次會議標志著決策層決心統一思想認識,將原有的一些未將宏觀調控措施落實到位及一些不協調的做法加以糾正并使之納入到中央總的宏觀調控的基本精神的軌道上來。“在這兩次會議前,很多工作我們也在做,但配套性、協調性和配合性是在這兩次會議后做的更好了。”

  同一時期,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力度也明顯加大。

  3月,國家發改委宣布,原則上不再批準新建鋼鐵聯合企業和獨立煉鐵廠、煉鋼廠。除淘汰自焙槽生產能力置換項目和環保改造項目外,原則上不再審批擴大電解鋁生產能力的建設項目。嚴格禁止新建和擴建機立窯、干法中空窯、立波爾窯和濕法窯水泥項目。

  3月24日,央行宣布將從2004年4月25日起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同時實行再貸款浮息制度。

  4月11日,央行宣布,將從4月25日起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4月25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提高鋼鐵、電解鋁、水泥、房地產開發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

  4月2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責成江蘇省和金融監管部門對江蘇鐵本鋼鐵有限公司違規建設鋼鐵項目事件涉及的有關責任人作出嚴肅處理。

  4月29日,國務院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和各有關單位在1個半月內對所有在建、擬建固定資產投資項目進行一次全面清理。重點清理鋼鐵、電解鋁、水泥、黨政機關辦公樓和培訓中心、城市快速成軌道交通、高爾夫球場、會展中心、物流園區、大型購物中心等項目,以及2004年以來新開工的所有項目。

  4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銀監會近日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協調配合,控制信貸風險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指出,要進一步控制信貸規模、降低信貸風險。

  調控變數

  頻頻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在“五一”長假后初步顯現。

  5月11日,國家發改委發布消息:近期鋼材價格明顯回落,線材、螺紋鋼代表品價格已經回落到每噸3250元和3440元左右,較3月初每噸下跌了750元以上。發改委認為,近期鋼材價格還呈現加速下跌態勢。

  5月21日,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兼新聞發言人姚景源在“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論壇”的開幕式上談及對今年經濟的預期時說,下半年經濟會有一個很好的回落。

  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也表示,未來一段時間內,資金對過熱行業的抑制作用會逐漸顯現。

  陳東琪認為,盡管從今年3月下旬以來,宏觀調控的力度明顯加大。但中央政府追求經濟平穩增長、防止大起大落的目標并沒有改變。“宏觀調控的基本出發點還是要把一些局部過熱的問題提前解決好,從而防止局部過熱變成總體過熱。”

  陳東琪認為,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能夠統一思想認識,宏觀調控的目標就不難實現。

  “從短期內看,宏觀調控的力度是緊了一些,但穩健的貨幣政策作為中期政策的基本精神不會改變。”

  顯然,二季度各月的宏觀經濟數據將成為下一步中央調控政策的重要依據。

  “如果過了一段時間,我們達到了一定的目標,那么宏觀調控的力度也會適度從松。”陳東琪說。

  5月2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指出,加強宏觀調控的決心不能動搖,力度不能減弱,工作不能松懈。目前既要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盲目發展,又要切實加強和支持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

    余波未平

  隨著宏觀調控政策力度的加大,官、產、學三界爭論的焦點已從前一階段的“中國經濟是否過熱”轉向目前的“宏觀調控應該怎樣調?。

  劉樹成認為,對波動態勢(即經濟過熱還是不過熱)的分析是宏觀調控措施的基礎,因此,對波動態勢的不同判斷會得出不同的宏觀政策建議。

  對于各界關于“目前宏觀調控中行政手段過多、經濟手段較少”的質疑,陳東琪的觀點是,目前之所以更多的運用行政手段,就是想保護經濟的平穩增長趨勢。因為在情況尚不明朗特別是國際上相關國家的貨幣政策操作還不是特別明朗的情況下,如果我們貿然采取加息這樣的總量措施,就會失去繼續調整的余地,因為一旦加息不可能馬上再減息。相反,倒是“窗口指導”這樣的行政手段的彈性要更大一些。

  “所以,實實在在地講,現在行政手段多一些,并不是宏觀調控政策的倒退。”

  陳東琪同時認為,有爭論是好事,因為如果沒有理論上的爭論,宏觀調控政策也就沒有選擇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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