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來蘇北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受限于緊貼著它頭皮的那道省界線，從“徐淮省”到“徐-連直轄”構想的提出，會改變蘇北這個“苦孩子”的命運嗎？

　　文/本刊見習記者 丁汀

　　微山湖60多年以前是個游擊戰場，那是在中國婦孺皆知的“鐵道游擊隊”的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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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以后的今天，“戰場”尤在，不同的是，斗爭的雙方不再是我抗日軍民和侵華日軍，而是位于微山湖南岸的，分屬山東、江蘇兩省的農民。

　　微山湖的南四湖是山東、江蘇兩省的省界。湖是山東的，湖水所至，即是山東的轄區。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幾乎每年，這兩個省的省界都在游走之中：在夏秋豐水季節，南四湖水面上漲，理論上山東的省界南移；冬春枯水期，湖面下降，兩省省界也隨之北退。

　　沖突由此產生：每年的枯水期恰是播種季節，于是江蘇的農民開始在湖灘搶種，而收獲期恰恰是豐水季節，于是山東的農民開始搶收。隨之，“幾乎形成了傳統的械斗”，你來我往，游擊不斷。但到底誰侵犯了誰，很難說。

　　今年2月，這個“傳統節目”照舊上演：據徐州當地的一名官員說，江蘇農民大敗而歸，“因為山東人更團結”，“參戰”的江蘇農民帶回的“戰果”是，“不少人都受了傷”。

　　到了徐州就知道，類似這種省際間明爭暗斗的事情還很多。

　　當地群眾對行政區劃改革的熱情也讓人敬佩。在坐出租車去往徐州市市委的路上，那位開車的司機師傅很關心。當他得知記者的采訪題目時，做了詳細的記錄：《中國企業家》的雜志名稱、出版日期，說他要買一本來看。我說比較貴，要20元。他說：“就是30元也要買來看一看。”

　　他說，他的月收入大概有1400元-1500元，但是買雜志的這20元，他并不在乎。

　　“尷尬的徐州”

　　和更多見于媒體的長三角地區“桌面上談合作，桌底下飛黑腿”的狀況一樣，蘇北、魯南、豫東、皖西北交界地帶的“暗戰”也是持續不斷。徐州則是這個戰場的地理中心。

　　看看徐州在地圖上的位置就能感覺到某種尷尬：它位于江蘇省最西北翹出的一個“角”上，以徐州市區為中心，北上不過30多公里，即是山東；西南去同樣距離，則是安徽；在它的西邊50公里，就是河南。

　　許多徐州人或許不知道，在徐州還有個“淮海經濟區聯絡處”。這個聯絡處主任蔡芳基說，淮海經濟區成立于1986年3月，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其成員都是位于蘇北、魯南、豫東、皖東北的“苦孩子”城市(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在省里的話語權很少)，現在，它已經發展成跨四省、20市、147縣(市、區)的經濟合作組織。區內人口1.2億，面積17.9萬平方公里。

　　但蔡承認，“合作是相對的，而競爭是絕對的”。

　　最讓徐州人頭疼的是北面的山東(魯南)，一來在眾多對手中，山東的經濟實力最強；二來，據說，江蘇的政策遠不如山東的靈活。

　　這樣的爭奪體現在市場經濟要素的各層面：原材料、資金、市場，人才、政策(如稅收)等等。

　　徐州師范大學城市和環境學院副院長沈正平最近做了一個調查，這個調查沒有得出非常確切的數據—因為“很多東西都體現在行動中，卻找不到落到紙上的文字”。但是調查得到了很多事實，這些事實基本上可以涵蓋一個經濟鏈條中的各個環節：

　　魯南的電價要比蘇北便宜近0.1元。這是因為山東是獨立的山東電網(而江蘇則屬于統一的華東電網)，山東省有支配權，它可以齊心協力，支持魯南的發展，降低電價不在話下；

　　本來成本就低的山東水泥，在銷售到江蘇境內以后，還可以享受當地政府類似“出口退稅”一類的優惠政策(包括減免、補貼、退稅等方式，幅度從幾十元/噸到上百元/噸不等)。蘇北的小水泥在實行關停破產，而魯南的小水泥，則迅速南向靠攏，以低成本搶占江蘇市場。

　　在山東飛速發展的小水泥、小造紙、小化工——很多時候造成的污染，往往會由蘇北來承擔后果。由于地理上北高南低，在山東省沿沂河、沭河排放的污水，最終經由邳(州)蒼(山)分洪道到達江蘇。據說，在2003年，這種“外來的”污染造成了徐州市一個多月城市供水的困局。

　　還有，魯南的很多企業(尤其是消費類企業如啤酒)，在做市場開發時，更喜歡到蘇北聘請“顧問”，因為蘇北的人更了解蘇北的市場，也更熟悉蘇北的“套路”……

　　所以，當山東的日照市以“亞歐大陸橋東端橋頭堡”自居之時，早在十幾年前就自稱是“亞歐大陸橋東端橋頭堡”的連云港除了爭執和苦笑，別無他法。當然，外國友人們甚至大多數的中國人，也弄不清楚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橋頭堡”。

　　日照和連云港是“冤家”，這只是其中的小題目。據說，同位于淮海經濟區的“兄弟城市”，魯南對江蘇實施的“一對一”的“盯防戰術”，“捉對”的“冤家”分別是，濟寧、棗莊對徐州，臨沂對新沂(徐州市下屬的一個經濟相對發達的縣級市)，臨沂、日照對連云港，策略當然是：產品打過去，投資(項目)搶過來。當然，具體的策略，都在實踐中操作，卻沒有任何文字落到紙面上。

　　戰線拉得很長，就是沿著那個并不規則，相對扁平的“V”形的兩省省界。

　　徐州(包括整個蘇北)當然也有類似的策略，例如，江蘇的煤炭運往山東、河南、安徽，就要比在省內增收附加費用，但是他們更多時候感到的是力不從心。因為，當山東人齊心協力發展魯南的時候，蘇北在江蘇，依然還是個“女兒地區”。政策上“遠沒有山東靈活”，江蘇省政府給予的支持，也似乎小得多。

　　徐州是江蘇“女兒地區”、“殖民地”。在記者的采訪過程中，這兩個詞多次出現在徐州本地的官員、學者口中。老百姓沒有這樣的結論，但是他們有最直觀的感受：徐州的發展太慢。

　　徐州的道路很窄，這些路中最好的還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現任商務部副部長于廣洲任徐州市長時候留下的，它成了徐州的“人心工程”。

　　1953年以前的徐州屬山東省所轄(“鐵道游擊隊”的原形即是歷史上活動在這一帶的“魯南鐵道隊”)，當年劃歸江蘇，是因為江蘇省內沒有產煤區，徐州是最近的煤炭產地。

　　這就決定了徐州在江蘇的歷史地位。徐州當地的一位官員至今依然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一位江蘇省長官在徐州視察時說的話，“他說，你們徐州只要提供足夠的煤炭、糧食，其他的就不必管了。”

　　這樣的地位現在“在改變，但是沒有根本得到改變”。結果是，徐州出產的糧食、棉花、煤炭等原材料源源不斷運往蘇南：“蘇北做了貢獻，蘇南產生了效益”。

　　能夠看見的數據是，1984年，蘇南、蘇北人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為2.23:1，到了2002年，這個數字變成了3.74:1。同期，中國東、西部這一比例為2.58:1。“蘇北就是江蘇的西部，比西部還西部。”

　　促進蘇北發展的思路是為了配合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的，2001年，江蘇省政府召開了“蘇北區域發展座談會”，并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快蘇北地區發展的意見》，但是“該戰略尚未全面付諸實施，就提出了沿江開發戰略。”

　　實際上，促進蘇北發展戰略的嘎然而止，還是由于在整體上蘇南優于蘇北的“傳統”：在長三角承接來自世界各地的制造業轉移，并日益成為世界工廠的一個巨大車間時，蘇北，由于其區位的、歷史的、發展階段的不足，很難在同等投入下，看到同等的產出。

　　“徐州都市圈”

　　一位江蘇省的高官在徐州視察時講過一個笑話。他說，對于加速推進地方經濟的發展，蘇南是在“發狂”，蘇中是在“發急”，而蘇北是在“發呆”。

　　這也有“歷史傳統”：早在明末，蘇南地區就已經萌發出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第一棵幼苗；而蘇北，那是中國傳統文化(農業文明)積淀最厚重的地方，徐州就因為是漢高祖劉邦的故鄉而出名。

　　但蘇北人還是覺得很委屈：可能很少人會相信，徐州是至今江蘇省三個沒有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其余兩個分別為淮安、宿遷)。所以，當原本盛傳一時的“徐州都市圈”戰略規劃嘎然夭折，被“沿江開發戰略”取代時，徐州人就感覺到了巨大的落寞。

　　“三大都市圈”的戰略規劃，是在2001年江蘇決定促進蘇北發展之后緊接著提出的。這一戰略的藍圖是，在江蘇南部、西南部和北部分別建設以蘇州、南京和徐州(最初包括連云港)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形成以都市圈帶動周邊區域共同發展的格局。

　　但是，當上海市在2003年4月正式實施其“173計劃”，把蘇南的蘇州、昆山作為明確的競爭對象之后，6月，江蘇隨即提出了“沿江開發戰略”，促進蘇北發展以及建設三大都市圈的計劃，也隨之煙消云散。

　　與“沿江開發”戰略配套的、是在蘇北實施“東隴海產業帶” 的開發戰略，即以徐州、連云港為中心，在隴海鐵路東段江蘇省內形成資源產業、海洋產業等地區性的產業群落。

　　在徐州人看來，這顯然又是一個在給予蘇南“機遇”之后，給蘇北地區的一個安慰性的安排。當規劃中的這個產業帶形成之后，它對江蘇省的輻射范圍(北面)也只能局限在這短短的20-50公里之內。江蘇省會愿意把這里作為它的經濟發展的戰略中心嗎？

　　在朱傳耿的報告中，有一個“沿江戰略”對蘇北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長遠來看，正面效應大于負面效應，但短期內，則是負面效應大于正面效應。”

　　他所看到的正面效應多是“虛效應”，包括激發蘇北發展活力、增強其競爭意識、激活其創新能力以及吸收沿江的經濟外溢和產業轉移；負面效應則似乎就實實在在地擺在蘇北人面前：可能造成蘇北發展機遇的喪失、導致生產力要素不合理的流動和聚集、蘇北的失業、社會不穩定因素的波及效應、地方保護主義的強化以及非理性的招商引資等等。

　　一組數字或許可以說明蘇北的困局：自今而后，即使在蘇南停止發展的情況下，蘇北以10%的發展速度進行追趕，那么，兩地經濟水平持平需要14年；假使蘇南的發展速度為8%，蘇北仍為10%，蘇北追趕蘇南，需要72年，即使蘇北以15%的高速度發展，仍舊需要21年。

　　“徐淮省”與“徐-連直轄”

　　也許打破現有區劃鉗制是惟一理性的選擇。

　　朱傳耿用四個“一致性”來描述淮海經濟區的特征：資源的一致性(都是煤炭、糧食的主要產區)、產業結構的一致性、發展階段的一致性，以及在淮海區內區域條件的一致性(都在東部沿海，擁有連云港、日照兩個海港)。沈正平則又補充了一個：人文積淀的一致性(文化、風俗)。

　　在專家的眼中，這個區內的五個“一致性”實際上把淮海區黏結成了一個完整的社會板塊。但是現實的條件，尤其是那幾條省界的存在卻把這些一致性割裂開來，最終形成的即是：生產要素難以正常流動，惡性競爭層出不窮。正如徐州人所說的，在徐州，從來都是“只有都市沒有圈”。

　　最終的結果，就是在一個本來各種條件都相對優越的地區，造就了中國東部沿海經濟發展的一個低谷。同時，蘇北、魯南、豫東、皖東北也恰恰是所在省GDP波浪線上的低點，這正是專家們所說的“邊緣效應”。

　　所以，當網絡上配合“50個省”的合理設置出現了許多版本的方案以后，在每一個方案中，“徐淮省(淮海省)”都位列其中。關于設立徐淮省的傳言在徐州已經有了至少三四年的歷史。細心一點的人可以發現，無論是哪個版本的“徐淮省”，都和已經存在了18年的淮海經濟區大體吻合。

　　其中一個方案出現是這樣設計的：“淮海省，由現江蘇省徐州市、連云港市、濱海、響水、灌南、宿遷市、現安徽省淮北市、蚌埠市、宿州市、亳州市、現河南省商丘市、現山東省日照市、臨沂市、濟寧市、荷澤市組成，省會徐州。”

　　另一份方案則強調，“新淮海省的成立將大大促進這一地區的發展，并將激活連云港作為新歐亞大陸橋橋頭堡的龍頭作用，極大帶動黃淮海地區的發展。”

　　不過，多數專家和民政部的官員都強調，省級行政區劃不可能貿然推進，所以近期的改革可能需要從局部展開，而合理的安排，是增設直轄市。在之前媒體所提及的增設直轄市名單中，江蘇南部的蘇州是一個“熱門”。但在中國行政學院教授杜鋼建的構想中，位于蘇北的“徐州-連云港”也應列入這個名單。

　　在他的構想中，未來的徐州和連云港可類比為現在的北京和天津，一個是地區中心，一個是對外門戶，正可以相得益障。不同之處在于，北京和天津是兩個直轄市，而徐州和連云港則會劃為一個直轄市。兩個直轄市的設置以及更多情況下側重北京、冷落天津的傾向，是造成現在天津發展相對滯后的重要原因。在一個直轄市框架下的徐州和連云港則不存此憂。

　　“未必一定要一個中心，關鍵是跨區域的，能夠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杜鋼建說，“還要顧及到區域的平衡，并非一定要在東部的發達地區。”

　　杜鋼建和徐州地方接受采訪的官員、學者都認為，這一地區存在整合的可能性。其最顯著的功效，無疑是打破了這一地區嚴重存在的行政壁壘，重新整合其行政資源、市場資源，為激活在中國東部沿海經濟版圖中最難看的這個“東部欠發達地區”的經濟提供條件。“把自然經濟的一致性和區域規劃的一致性，也就是行政資源的一致性統一起來，形成合力。”

　　和比較熱門的蘇州、青島比較起來，這樣的選擇似乎更具有現實意義，因為它所涉及的地區無疑都是所在省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動起來影響和震動不會那么大，不會涉及更多、更復雜的利益矛盾。”朱傳耿這樣強調，“風險也就小了很多。”而首先設直轄市，相對而言，其風險就更加小了一些。

　　在他看來，未來的中國經濟版圖應該是個“π”的形狀，上面的一“橫”是沿海地區，下面右邊一“勾”是沿長江流域，而左邊的一“撇”則恰恰應該在以魯南、蘇北為東端的隴海沿線，唯如此，以東部帶動西部，東西部共同發展的戰略方可完整。而現在，這個關鍵的一“撇”恰恰成了這個“π”最短、輻射能力最低的一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