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還沒弄清楚央行為何數次出手卻沒能控制地方投資項目增長的情況下，人們已經開始認為，加息將是央行下一步必行之道。但事實上，要對付經濟過熱，行政調控可能是比利率手段更有效的方式

　　本報記者 王強

全國偶像歌手大賽 第39屆世界廣告大會 繽紛彩音風暴免費聽 激情新勢力性感新銳動

　　連日來，銀行加不加息成為市場關心的話題。毫無疑問，加息與每個人都密切相關，政府關心的是加息能否抑制經濟過熱以及由此帶來的負面作用，老百姓則面臨著儲蓄和消費的選擇，企業的投資行為也會因貸款成本增加而受影響。

　　但事實上，政府擔心的問題才是決定是否加息的關鍵。在過去數月間，政府動用了一系列嚴厲的宏觀調控手段來抑制經濟過熱，其中，央行就先后兩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控制信貸增長。

　　這些手段的成效還有待觀察。但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4月份，中央項目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4.4%，地方項目投資卻較上年同期大幅增長了53.7%。

　　在還沒弄清楚央行為何數次出手卻沒能控制地方投資項目增長的情況下，人們已經開始認為，加息將是央行下一步必行之道。這來源于一個簡單的邏輯——控制經濟過熱依靠的是貨幣政策，如果經濟過熱依舊，央行的“兵器庫”里又僅剩下利率手段，那就別無選擇。

　　但這樣的邏輯可能并不成立。從各種跡象來看，中國這一輪經濟過熱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而非銀行系統獨立意志下的貸款沖動。因此，央行在抽動手中的資金繩索時，這根繩索的末端卻握在地方政府的手中。

　　此外，即使動用利率手段，除非出現大幅變動，其所產生的影響可能也并不像人們想象中那么劇烈。歐洲央行?ECB?最近完成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歐洲，利率每升高0.25個百分點，三年內最多可使消費減少0.1%，而企業投資的減少幅度則更大一些，可能會有1%。

　　更何況，中國1990年代后期頻繁動用利率手段的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利率調整的后果已不僅關涉國內，還將引發國際投機熱錢涌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的一系列問題。

　　另一方面，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中國貨幣改革委員會委員李揚5月17日表示，中國的利率水平并非完全市場化，存款利率、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是相互分割的，利率即使調整，其影響也是局部的，不會像美國那樣，利率變動對生產要素的影響全面而廣泛。

　　在他看來，“有關加息的種種議論是有失偏頗的”。

　　央行貨幣政策為何受阻

　　在討論加息之前，值得追問的是，央行過去一年里多次運用貨幣政策控制信貸增長，為何收效未達預期？

　　“應當承認，此次發現過熱苗頭并及時采取措施最早的是央行及某些前央行官員，但央行在貨幣政策決策和實施方面都遭遇了空前的阻力和挑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魏加寧對本報記者說。

　　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2003年我國GDP增長9.1%，是1997年以來增長最快的年份。其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達到了26.7%。

　　2003年6月，為抑制房地立投資過熱，央行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的通知》?簡稱“121號文件”——但是，121號文件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最終導致121號文件無疾而終。

　　由于各種預警措施沒收到實際效果，央行票據的發行也被商業銀行冷落，導致央行開始動用存款準備金率這一“重型武器”。2003年9月21日起，央行將存款準備金率由6%調高至7%；今年3月24日，央行宣布從4月25日起將實行差別準備金率，將資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提高至7.5%；4月11日，央行又宣布將從4月25日起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然而，這一“重型武器”的效果同樣受到了市場的質疑。“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的存在影響了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政策效果。”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的彭興韻博士對本報記者說。

　　據介紹，除了法定存款準備金之外，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還擁有比率為4.12%的超額準備金，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比率更是高達8.33%。當央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的時候，商業銀行完全可以自主調低差額準備金，因此無法起到有效限制信貸的效果。

　　隨著市場對央行已出臺貨幣政策效果的質疑，人們開始關心，中國的貨幣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的，究竟有誰擁有發言權和決策權，一旦出問題又應當由誰來負責？

　　去年6月，國務院任命了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新一屆組成人員。央行行長周小川任主席，成員包括：國務院副秘書長尤權，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李若谷，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證監會主席尚福林，保監會主席吳定富，中國銀行業協會會長、中國銀行行長肖鋼，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從人員組成結構中來看，政府官員占了大多數，這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明顯不同。

　　據悉，央行從2003年年初開始就認為有通貨膨脹的風險，但一些宏觀部門當時的看法卻認為當時國民經濟運行的高速增長，是速度、質量、效益的統一，所以對于整個宏觀經濟來講，目前沒有必要探討是否過熱的問題。

　　這種分歧在今年央行出臺差別準備金率措施前再次凸現出來。據報道，反對者對央行到底要以何種標準來進行差別判定存有疑問，認為這一措施會與銀監會的風險監管產生沖突。另據了解，去年調整存款準備金時，央行的初衷就是想實行差別準備金率，被否決之后，央行又建議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兩個百分點，無奈再次被否決，最終只提高了一個百分點。

　　由此可見，央行的每一次決策都需要多方協調，常常不得不做出妥協。

　　“貨幣政策委員會應該由現在的咨詢機構轉變為決策機構。國務院對貨幣政策的審批制應該轉變為備案制。”社科院金融所的彭興韻博士說。他曾撰文指出，獨立性越強的央行，在執行貨幣政策尤其是抑制通脹方面的作用就越好。

　　另據了解，從貨幣委員會決策到國務院審批，中間一般有10天左右的時間差。貨幣政策信息的不對稱容易引發不公正的市場交易。

　　自1990年代初以來，魏加寧博士就一直主張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從現在的“咨詢議事機構”轉變為貨幣政策“決策機構”，并主張通過規范的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策。凡是對貨幣政策的發言和表決都應當記錄在案，待若干年后再對社會公布。美聯儲是5年之后對社會公布，日本銀行是10年之后對社會公布。總之，參與決策的人要對社會負責、對歷史負責。

　　此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央行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向市場發信號。但央行的預警信號被其他聲音所淹沒，尤其是來自官方的聲音太強了。”魏加寧博士對本報記者說。

　　央行貨幣政策的權威性、可信度和有效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必然導致銀行和企業對央行的預警信號置若罔聞。

　　加息難抑投資過熱

　　加息真的能解決投資過熱的問題嗎？事實上，除了央行獨立性的問題外，我國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也是影響央行前期系列貨幣政策效果的重要原因，這種結構性矛盾將對加息的效果形成嚴峻考驗。

　　5月14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個智囊團此前已經正式向政府建議，利率應該“分幾次”小幅調高。據悉，智囊團在報告中提出了七點政策建議，包括減少政府支出、提高利率，以及允許資金外流，投資于海外資本市場等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份建議支持加息，但也明顯表露出智囊們對加息后果的擔憂——加息以后將進一步加大人民幣與美元的利差，從而加劇套利資金的投機行為。報告表示，為了抵消這種升息可能給人民幣匯率施加的升值壓力，應根據擬議中的合格的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計劃，允許一些國內機構去海外市場投資。此外，提高利率還可能對脆弱的股市形成嚴重沖擊。

　　其實，更讓人憂慮的是，加息可能無法起到抑制過熱的效果。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近日撰文指出，我國多數企業關心的是能不能借到錢，而不關心借到錢以后付多少利息，這是民營企業家跟國有企業學來的。貸款需求對利率很不敏感，提高利率并不能遏制投資和貸款需求。

　　在采訪中，專家們普遍認為，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由來已久。雖然在1994年分稅制實行以后，財權大多集中到了中央，又不能發行地方債券，但地方政府依然想盡辦法進行投資。有專家認為，現在不少地方領導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跑北京跑部委要項目投資上。

　　除了爭取中央的投資項目外，地方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就是銀行貸款、高價出讓土地使用權、挪用養老金以及拖欠工程款等辦法。“地方財政沒有資產負債表，地方政府究竟有多少欠債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魏加寧對本報記者說。

　　據介紹，地方政府既要發展地方經濟，又要維持當地的社會穩定、承擔為當地提供公共服務等三重任務。此外，地方政府還需要面對來自上級政府、地方人大選舉和地方間競爭的三重壓力，由此產生強烈的投資沖動。有專家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地方政府恰恰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

　　“這次經濟過熱是舊矛盾在新形勢下的再次發作。”政協委員、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對本報記者說。他認為，地方政府投資行為的無約束和銀行貸款的軟約束是這次過熱的主要原因。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要在限期內完成重組，這一目標與降低不良貸款的目標是互相矛盾的。”北京大學的陳平教授對本報記者說。據悉，為了短期內降低不良貸款率，商業銀行往往采用擴大分母，也就是增加新信貸的辦法。

　　加息作為一種貨幣政策的手段能解決上述經濟結構矛盾嗎？本周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4月份固定資產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34.7%，增速比3月份回落8.8個百分點，以行政干預為主導的宏觀調控開始顯示出部分的效力。

　　另有專家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建議，采用停止發行國債，并開征行業投資稅等財政政策措施將收到比加息和行政干預更好的調控效果，并可解決行政干預中可能產生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不公平待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