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

　　人類的歷史有多么悠久，對快樂的追求就有多么悠久。快樂和人類同在，和人類的理想同在。

　　在古希臘的神話與傳說中，“快樂女神”歐佛洛緒涅(Euphrosyne)是“美惠三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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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ces)之一。在西方哲學源頭之一的亞里士多德那里，由德性(勇敢、謙虛、進取、誠實、節制等)所帶來的快樂就是幸福，人皆希望擁有。伊壁鳩魯將快樂看作“幸福生活的起點和目標”，他說快樂就是善，“如果我把口腹之樂、性愛之歡、悅耳之娛、見窈窕倩影而柔情蕩漾，一概擯棄，那我將無法設想善為何物。”他還用富人們贊助的錢建了一所哲學學校，學習快樂之道，他開列的“快樂需求清單”包括三樣東西：友誼、自由和思想。

　　在古老的東方，嗜好音樂的教育家孔子曾經問他的四個門徒，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各有什么志向。子路要武備治國，冉有要讓人民豐衣足食，公西華想在宗廟祭祀、會盟諸侯時作司儀。最后問到曾皙時，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春天，悠閑地沐浴在河中，吹風，唱歌，漫步，這就是孔子贊賞的生活理想。

　　道不遠人，幸福快樂是人永恒的追求。1999年，蓋洛普公司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民意調查，60個國家的5.7萬名成人參加。調查的題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結果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認為，身體健康和家庭幸福比任何其他東西更寶貴。

　　政治學中的幸福快樂

　　在英語中，快樂和幸福是同一個詞happiness，和這個詞非常接近的另一個詞是welfare(福利，福祉)，welfare的意思，一是指健康、舒適和幸福快樂，一是指給那些遭遇社會問題和經濟困難的人所提供的幫助(引申為福利制度)。英語中還有一些相似的詞，如wellbeing，quality-of-life(社會學中經常使用)、good(政治學中經常使用)和utility(效用，現代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不同的人對快樂的偏好與強度會有差異，引致快樂的途徑和表達快樂的方式也有分別，但就快樂本身的狀態來看，則都是一致的，都是一種愉快(pleasure)和滿足(contentment)的感覺。中國古代的《說文》對“快”的解釋是：“快，喜也，從心。”快樂，和內心的感覺不可分離。更高的快樂，我們叫它joy(great happiness)，更久的快樂，就是幸福。著名經濟學家黃有光說：“幸福是指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是長期的快樂。但在給定的時間內，快樂和幸福的意思是一樣的。”

　　無論每個人在追求什么，例如財富和聲望；無論人類在追求什么，例如和平與自由；其終極的目的，都是幸福快樂。費爾巴哈(1804-1872)說：“幸福必須是生活的，生活必須是幸福的。”曾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羅伯特.萊恩教授提出，金錢、財富、自由、民主，不過是實現幸福這個終極目標的手段而已。

　　政治家們把追求幸福當成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1776年7月4日，杰斐遜在他起草的《獨立宣言》中寫到：“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在這個觀念之下，新大陸上的那個國家誕生了。

　　和美國的宣言幾乎同時，法國啟蒙學者提出，良好的社會環境是保障個人幸福的前提，而丑惡的社會環境是埋葬個人幸福的墳墓。為了徹底打破封建特權和等級制度的束縛，他們舉起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源自美國和法國的這些觀念奠定了現代政治的理念基石。

　　當然，和政治家的宣言相比，政治本身的歷史并不總是溫情脈脈。人類經歷過多少戰爭的血雨腥風，斗爭的你死我活，暴政的肆無忌憚，權利的慘淡凋零。“粉碎他們的城池、割掉他們的頭顱、燒毀他們的宮殿、沒收他們的財產，看到他們的親人在流淚，把敵人的妻子和女兒摟在懷里做我夜晚的褥子”，這是“成吉思汗式”的“最大快樂”；斯大林則說，他的快樂就是把自己的敵人一個個慢慢消滅，他對復仇有一種快感。據亞歷山大.奧爾格夫的《斯大林肅反秘史》介紹，1927年的一個夏夜，在與加米涅夫和捷爾任斯基的一次談話中，斯大林說：“盯住敵人，仔細研究實施打擊的每一個細節，為這不可避免的復仇開心一番。然后休息休息……哎，還有什么能比干這事更快活呢？”這就是“復仇快感”的起源。1928年，布哈林對加米涅夫這樣形容斯大林：“世界上的一切，全部都要服從他的權力欲……他一心想著的就是抓權。為了鞏固權力，他暫時向我們讓步，但以后卻會把我們都扼死……斯大林只會報仇，他懷里時常都揣著一把匕首。”

　　俱往矣。人類社會之所以不斷向前發展，歸根結底是因為人類對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的強烈追求，總會戰勝無論一時多么強大專橫的權力。

　　在大洋此岸的中國，從《東方紅》里的那句“他為人民謀幸福”，到中共十六大報告結尾的“共同創造我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無論是仁人志士的理想，還是感召人民的目標，也都和人民福祉相關。60年前，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的演講中說，我們這個隊伍“是徹底地為人民利益工作的”；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看作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在建黨8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說:“不斷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不斷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是根本，人的幸福快樂是根本，正因為如此，黨的新任總書記胡錦濤多次要求，“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以人民的幸福快樂為尺度，則貪污腐敗的危害在于侵吞他們的利益，無能決策的危害在于浪費公共的資源，低效服務的危害在于損傷創業的熱忱，權大于法的危害在于破壞對公平的預期。這一切讓人不舒服、不開心、不快樂、不幸福的不良現象，無論多么嚴重，人民的內心都不會服從。而人民不打心眼里歡喜的東西，也絕對不可能長久。

　　經濟學中的幸福快樂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經濟學就是研究生產、消費、分配等客觀事物的學問。但實際上，在經濟學中，快樂也有著重要的位置。

　　文藝復興將人的幸福由天國拉回現實。亞當.斯密最早肯定了私利對公益的作用；邊沁和穆勒開辟的功利主義學說將“避苦求樂”作為個人行為的基礎，主張個人利益的滿足是保證“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的手段。他們提出了“效用”(utility)的概念，用來衡量幸福或滿足的程度，所謂utility，是指事物的這樣一種性能，“即給利害當事人帶來利益、好處、快樂、益處或幸福的性能，或免除利害當事人的苦楚、痛苦、災難或不幸的性能。”在他們看來，凡能增加快樂減少痛苦的便是好的，就是善；反之，便是壞的，就是惡。邊沁的思想影響至遠，卡爾.馬克思在他17歲中學畢業時，就決定要選擇“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并認為“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但是，由于幸福快樂本身在度量上的難度(如1美元帶給富人和窮人的幸福感是不同的)，從經濟學大師馬歇爾開始，“幸福”基本上不在主流經濟學家的視野之中了，經濟學家更多地是研究人們的偏好，效用(utility)的含義也更多與實用性(usefulness)聯系在一起。百年來的經濟學更多地是關心如何“滿足”人們的可度量的物質需求，其邏輯上的前提是：一旦人們的物質需求滿足了，他們就會幸福。于是，幸福跟人們占有多少商品、擁有多少金錢劃上了等號。

　　商品和勞務的生產，也就是GDP，無疑是幸福的重要來源。用經濟學家曼昆的話，GDP衡量著“使我們獲得有意義生活的投入能力”。調查也顯示，人均收入高的國家的人比人均收入低的國家的人快樂，有錢的人比沒錢的人快樂。但是，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表明，經濟增長并不能當然地增加快樂。影響快樂的因素相當復雜，你無法用物質的東西去代替愛、善良、溫柔或朋友間的親情。

　　1920年，在貧富懸殊、社會問題嚴重的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出版了《福利經濟學》一書，重回邊沁的幸福路線。他提出，要增加經濟福利，在生產方面必須增大國民收入總量，而在分配方面必須消除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他還提出，要對制造污染的工廠征稅來補償受損者的福利。

　　在庇古之后，福利經濟學還有多種流派，其對于效率與公平、福利最大化、是依靠政府還是市場機制消除企業帶給社會的外部性成本，也有著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說，個人幸福與社會福利的主題再次成為經濟學的中心話題之一，人的尺度是福利，財富的尺度是物，人比物質更重要。福利經濟學在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指出，“聚焦于自由的發展觀”和“狹隘的發展觀”有根本的不同。狹隘的發展就是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個人收入提高、工業化、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這些因素在發展過程中很重要，但最終來說，它們只屬于工具性的范疇，是為人的發展、人的福利而服務的。人，才是發展的中心，發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為人謀福利。

　　森出生在印度，親歷過殖民時代的貧困、大饑荒、教派動亂、人身依附、嚴重的性別、種姓、宗教歧視、民主和社會保障的缺乏，所以他把發展定義為“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森所說的“自由”，包括人們免受與貧困相連的各種困苦的能力(例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的死亡等等)；包括人們享有運用其經濟資源去消費、生產或交換的機會；包括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會安排;包括人們在社會交往中需要的信用，以及交往過程的公開性、對信息的發布及其準確性的保證；包括防護性保障，即為了濟貧、賑災、救急、扶助老弱病殘等目的而建立的社會安全網。在森看來，這些自由一方面要靠法律規定的各種權利來保證，另一方面又涉及一個社會為其成員提供的各種“資格”。比如說，失業者有資格得到救濟，收入在最低標準線以下的人有資格得到補助，每一個孩子有資格上學受教育。

　　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的森，是這樣看待福利的：創造福利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帶來的那些機會和活動(opportunities and activities)。而這些機會和活動建立在個人能力(capabilities)的基礎上，因而福利的實現又取決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擁有房屋、食品、健康等。森認為所有這些因素都應當在衡量福利時加以考慮。他的這一創見受到經濟學界的高度重視，許多世界著名的福利指標，如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The U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就是本著這一精神創建的。

　　在森之后，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美國學者丹尼爾.卡尼曼和弗農.史密斯，表彰他們“把心理研究的悟性和洞察力與經濟科學融合到一起”。他們以實證的方式證明了“幸福和痛苦的體驗效用也可測度”，并支配著人們的生活。雖然在此之前，人們已經知道人的基本需求是逐漸攀升的，人的欲望和滿意度是一個歷史演進過程，從僅僅求得生存，到要求美味佳肴、美化生活的元素 (如服裝、寬敞體面的住所)，再到美的、智慧、道德的需要。但是，卡尼曼關于“體驗效用”的研究，確切地證明了，體驗效用可以被測度，對福利和悲慘的測度能夠滿足制定經濟政策的需要。

　　快樂鴻溝是怎樣產生的？

　　所謂快樂鴻溝(happiness gap)，簡單地說，就是經濟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快樂增長，兩者間出現了鴻溝。

　　2002年諾獎得主卡尼曼在頒獎儀式的演說中，特地談到了一位華人學者的研究，即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奚愷元。奚愷元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的人均GDP翻了幾番，但是人們的幸福程度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壓力反而增加了。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耗費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資源，增加了整個社會的財富，但是人們的幸福程度卻沒有什么變化。這究竟是為什么？

　　對這一問題做出重要研究的是美國著名政治學教授羅伯特.萊恩。2000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市場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一書。萊恩首先指出了一個事實，在1972～1994年間，說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國人一直呈下降趨勢；在1960～2000年間，按不變價格，美國人均收入翻了3番，但認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從40%下降到30%。在歐洲國家，幸福指標沒有明顯下降，但是患憂郁癥的人卻急劇增加。如果考察人們對生活各個方面的感受，說自己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對工作“非常滿意”，對個人或家庭財務狀況“相當滿意”，對居住地“很滿意”的人都在減少。同時，越來越多的歐美人要依賴藥物來保持身材、提高“性”趣、幫助睡眠、清醒頭腦、逃避無聊和抑制憂郁。

　　如何解釋這一現象？萊恩承認，貧窮不能使人幸福。但通過分析各國的數據，收入水平與幸福之間并不是直線關系，而是曲線關系。實證研究表明，在眾多發達國家中，人均購買力最高的國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國家；在一國內部，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萊恩的解釋是，當人們對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basic needs)都得不到滿足時，他們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點，就會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收入帶動幸福的效應開始呈遞減態勢。收入水平越高，這種效應越小，以至達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這一發現的公共政策含義是：政府應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階層傾斜，因為富裕階層減少一點收入對他們的幸福不會有什么影響，而貧困階層收入增加一些會使他們感到幸福了很多。

　　金錢不一定能買到幸福。“鳥兒不能沒有巢，蜘蛛不能沒有網，人不能沒有朋友。”萊恩認為，幸福的真正源泉在于家庭成員間的親情和朋友間的友誼(companionship)。各國在各個時期的研究都發現，婚姻關系穩固，家庭關系協調，鄰里關系和睦，朋友來往密切，是人們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經歷了離異、分居、喪偶和孤獨的人。

　　按照經濟學的流行說法，市場經濟的最大優勢在于“功效”和“福利”的最大化，但萊恩認為，雖然市場經濟可以帶來不少好處，如減少貧困、改善健康、延長壽命、擴展教育、促進自由，但它卻不可能帶來幸福。

　　市場經濟是滋生物質主義的土壤。物質主義者的一般想法都是，“那些擁有豪宅、名車的人真讓人羨慕”，“如果我有錢買更多我喜歡的東西該多幸福呀”，“看到喜歡的東西卻買不起真讓人難受”，“上街買東西給我帶來很大的快感”。但是，多項實證研究表明，具有物質主義傾向的人更容易陷入憂郁和焦慮，更難感到幸福。消費主義的無窮無盡的滲透，成千上萬種商品海洋里的挑選，會給很多人造成“認知過載”，增加其莫名的焦慮。物質主義者普遍比較自私，有一項調查問，“如果得到一份2萬美元的意外之財會如何處置”，結果具有物質主義傾向的人與其他人相比，會將3倍的錢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與家人和朋友分享、或捐助慈善事業。物質主義者的這種自私傾向使他們缺乏親情和友情，難以感到幸福。物質主義者追求“外在目標”，而外在目標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自己控制，因此很難享受自我滿足的樂趣；物質主義者追求“結果滿足”而不是“過程滿足”，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而不能享受工作本身所帶來的樂趣;物質主義者對財富的追求沒有盡頭，一點點的快感馬上會被對更多東西的企盼淹沒。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便產生了惡性循環：物質主義者很難感到幸福，不幸福感或憂郁使他們遠離人群，更加孤獨;缺乏親情和友情使他們感到更加不幸福。

　　萊恩還指出，在市場經濟中，往往不是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靈性，而是看作諸多生產要素中的一種，就如奈特(Knight)所說，“人往往將其他人看作是賭博的老虎機”。為賺錢而交友，賺了錢再買關系，加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會使鄉情、親情和友情都大受損傷，哪里還談得上快樂？同時，“失業是最大的市場失靈”(斯蒂格利茨語)，也是破壞個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殺手。各類研究都表明，失業往往與酗酒、離婚、憂郁癥、精神失常、自殺有緊密的相關關系。

　　萊恩最后的結論是，現有的經濟理論和政治理論都錯把手段當作了目標，陷入了“手段拜物教”。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應該是幸福，其它一切不過只是手段而已。

　　中國的快樂鴻溝

　　在萊恩抨擊歐美國家的幸福流失時，經濟上取得長足進步的東亞地區更是陷入了巨大的快樂鴻溝(參見資料鏈接1)，成為世界上快樂指數最低的地區，被經濟學家批評為“在為國民謀快樂—這一人類的終極追求上毫無作為”。

　　關于東亞快樂鴻溝的成因，學術界已經有一些結論(參見資料鏈接2)。但就中國而言，快樂鴻溝還有其自身的特征：

　　一是經濟發展的不均衡。財政部科研所課題組指出，以基尼系數反映的中國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從1991年的0.282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超過國際警戒線，其中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財產總額只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這就是說，中國的快樂鴻溝主要還是體現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夠，大部分人民不夠富裕。但同時，也有個別暴富、急富、不法致富的人群，精神空虛，渾渾噩噩，吸毒賭博，擔驚受怕，甚至走向罪惡和沉淪的深淵。

　　二是社會轉型時期，一些弱勢階層承擔了主要的代價(某些既得利益群體的獲利即來自對他們權益的損害，這完全違背了社會福利的改進原則)，如農民、民工和城鎮下崗職工。他們經常因人身權利遭到侵犯而痛苦。如一些農村基層干部在催繳農民稅費和計劃生育工作中，任意毆打、捆綁、關押農民，甚至導致種種命案；城市中的暴力執法、不公正執法、排斥外來工、農民工、基層行政暴力化現象也時有發生，公民人身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痛苦就是難免的。此外，據有關調查，目前上訪人員反映突出的問題主要有：企業改制、勞動及社會保障問題；“三農”問題；涉法涉訴問題；城鎮拆遷安置問題；干部作風不正和違法亂紀問題;基層機構改革中的問題；環境污染問題；部分企業軍轉干部要求解決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人們的痛苦增加。

　　三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對精神文明、社會治安、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等方面的關注不夠。從教育方面看，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一直未能達到1990年代制定的《國家教育發展綱要》所規定的占比4%的要求；從科技方面看，2001年中國科技研發經費投入首次突破千億大關，占GDP比重1.1%，達歷史最高水平，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從公共衛生角度看，根據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數據，目前中國享受醫療保障的只占總人口的15%。中國“衛生分配的公平性”在世界排在第188位，后面只還有3位；中國的衛生總體水平被排在世界第144位。著名醫學專家巴斯年說：“從進入1990年代開始，醫療費用直線上升，10年間差不多上漲了10倍。在過去，一個農民賣一頭豬就可以到醫院做個手術，現在賣10頭豬、20頭豬，能行嗎？”公共投入不足，服務不夠，就使得人們雖然絕對收入增加了，但安全感沒有同步增加，所以不會快樂。

　　四是竭林而耕、竭澤而漁、竭礦而采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帶來的環境污染，城市盲目擴張和濫耗資源的影響。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指出:“有的地方生活富裕了，蓋起了小別墅，但一開窗戶臭氣就撲面而來，這無異于一邊建天堂，一邊造地獄；GDP增長中還有一些消極的內涵。例如，由于違章建設造成樓房倒塌，發生大量人員傷亡的惡性事故之后，搶救人員的勞動、醫務人員的治療、殯儀館的火化、以及推平舊址、重新蓋樓等，都會拉動服務業、建筑業和工業的增長，在國民經濟核算中都表現為GDP的增長，而這種增長難道不是一場真正的災難嗎？”而像安徽阜陽出現的劣質奶粉事件，就更是極端化的“負福利”效應。

　　五是缺乏健康的價值觀、積極心態和自我調適能力。中國近年來出現了種種過去很少見的事件和案件，如用硫酸潑黑熊事件、河南平輿黃勇案、云南馬加爵案等等。據統計，目前中國城市中處于亞健康狀態的人的比例達70%，每年有28.7萬人死于自殺，平均每兩分鐘就有1人自殺，8人自殺未遂。全國現有各種精神病患者1600多萬，有的大城市人群中有86.7%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心理障礙。

　　綜上所述，中國的快樂鴻溝既有東亞鴻溝的一般特征，又有許多體制性、結構性和增長方式引發的特殊問題，必須引起我們更高度的重視。

　　創造快樂的增量

　　21世紀，是人類追求幸福的世紀。國家富裕，人民幸福，則是中國發展的目標。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說明我們已經意識到，國家的長治久安，最終系于人民是否滿意和快樂。要創造幸福快樂的明天，我們不僅需要持續的經濟增長，還需要全面協調和統籌兼顧的發展。

　　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更加關心人的幸福快樂，要求對公權力有更嚴格的限制；要求政府轉變職能，從以GDP增長為中心，走向以維護市場公平為中心，以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為中心，以法治建設為中心；

　　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為人民創造更加公平的發展機會和福利水平。正如法國著名思想家伏爾泰所言：“何謂自由？了解人所擁有的權利并捍衛這些權利，這就是自由。”溫家寶總理最近在歐洲訪問會見在比利時旅居的華人時說：“我也有一個夢，一個愿望：希望每個中國人都能生活好，讓農村的孩子都能上學，讓每個到就業年齡的人都能有工作。讓人民不至于因為生病而煩惱，解決他們的醫療，特別是農村醫療問題。我想，這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人們期待著這種福利水平的早日到來。

　　科學發展觀，也是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我們未必需要像不丹王國那樣建立“國民幸福總值”的指標，但正如英國薩里大學教授蒂姆.杰克遜所說的，“如果連一個從未經歷西方那種經濟繁榮，且人口僅200萬的國家都已準備以如此富于創造性的方式解決人民福利問題；那么，現在或許也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了。” 在英國，蒂姆.杰克遜領銜創設了“國內發展指數”(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簡稱MDP)，該指數扣除了為抵消社會和環境成本而耗費的開支，考慮了長期的環境損毀和自然資本貶值，肯定了為確保謹慎投資和貿易平衡進行的一系列經濟調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鎊對窮人的意義要大于富人的事實，計入了家庭勞動的價值。

　　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建設一個節約型的社會。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說，在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的同時，一定要強調公眾參與，讓更多的人養成愛護資源、節約資源的意識。中國的人均GDP并不高，但我們的奢侈性消費、攀比消費和對資源的浪費現象卻很突出。

　　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有更多的更有效的公共投入，要求我們的城市不要再走高消費、高污染、高膨脹之路，要求我們通過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更好的GDP增長。

　　而對每一個人來說，今天，我們則應該重新審視自己人生的目標和追求，快樂和幸福，而不只是被金錢和消費牽著走。我們真正的快樂在哪里？它是否丟失在哪個角落？

　　快樂其實是樸素的，尋常的，不需支付高價而得。但是，它又需要你在日常生活中去發現，去體會，去創造，去珍惜。

　　當你和親朋之間長期沒有溝通，當你以為夫妻間的隔閡不可能消除，當你難以忍受污染或者壓力，當你覺得生活太平淡、事業沒前途；總之，當你處在不那么快樂的狀態時，你有沒有想過，除了選擇得過且過，除了選擇忍耐，除了選擇強作歡顏，其實你可以以更積極的心態，更主動的精神，去做一些改變，去多做一些什么。你可以拿起電話，你可以預定假期，你可以調整目標，你可以相聚言歡，你可以昂揚向上，你可以捍衛自己，你可以縱情宣泄，你可以悄悄訴說，你可以給別人多一些幫助和關切，你也可以自己去創造，創造那一點一滴的凝聚你的天賦和創造力的果實。當這些改變發生時，你的幸福便增加了一些，譬如河中增加了新的水量，它自會流動起來，也一定會比以前更加生動。

　　幸福不會從天而降，快樂不會一勞永逸。倘若我們總是不去改變，出了問題也只是在抱怨，而不去創造新的幸福和快樂的增量，那么，幸福的池塘終會枯竭，快樂的大樹終會自斷生機。把握幸福與快樂，你可以從每一刻開始，關鍵是永不停歇。

　　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曾寫到：吾身所需兮本無多/唯求去痛兮自行樂/率性天然兮無怨尤……綠茵如氈兮良朋為伴/身爽神怡兮何用多金/更逢良辰兮惠風和熙/繁花點點兮芳草萋萋/樂莫樂兮復何求！

　　幸福和快樂，離我們是多么親近！

　　印度的泰戈爾在《吉檀迦利》中寫到—

　　在那里，知識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還沒有被狹小的家國的墻隔成片段；

　　在那里，話是從真理的深處說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著“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沒有沉沒在積習的荒漠之中……

　　通過冰心的翻譯，我們又仿佛感受到，幸福和快樂，是多么迷人！就像遠方，一個平靜而優美的魅境，等著我們去追尋、擁有和享受。

　　放開你的心，伸出你的手，“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就在你身邊。-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王紹光、劉暢、黃有光、張英紅、姜齊平等學者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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