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華網北京5月19日電 (記者 李安定) 今年2月底因病辭去商務部部長職務的呂福源18日去世了。聽到噩耗，我半晌說不出話來。盡管早知道他的病，這一天已經在意料之中。
作為一個多年采訪宏觀經濟的記者，我對汽車產業情有獨鐘，緣由之一，就是在這個產業的許多朋友
人品極好，呂福源是其中的一個，提到他，我每每脫口而出：好人。
認識呂福源是90年代初，他由一汽副廠長、總經濟師上調到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任副總。到公司采訪，或一起出差，平時以朋友相處，他沒有哼啊哈啊當官的架子，倒顯得儒雅而有些書生氣。談起汽車，他的視野很寬闊，觀點很獨特，而且常常把中國汽車業放在國際大背景之中，在那個相對封閉的年代格外難能可貴。我常常和他開玩笑說，和他聊天必須帶上本子記，他說話的信息量大，丟了什么都是我當記者的損失。
中國的官員，把泡圖書館作為周末假日消遣的恐怕不多，呂福源卻樂此不疲。當時還沒有互聯網，呂福源的周末往往是在國家圖書館泡上一天，查閱世界汽車產業最新資料。他和我說，這是到北京工作的一大樂事。
不說違心的話，恐怕并不容易。90年代中期，某部門召開媒體吹風會，要剎一剎當時并不存在的“轎車熱”，請已經作了主管汽車產業的機械部副部長呂福源作主題發言。他對著別人準備的稿子念了一段，就放下了，然后坦率地談了自己對汽車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地位的看法。我后來多次引用他在講話中的“名言”：為什么要發展載人的汽車，12億人的中國搞現代化，人流比物流更重要。拉5個人的轎車比拉石頭的卡車有更大的生產力。
呂福源對待朋友親近而坦誠。1998年，在拙作《家庭轎車誘惑中國》殺青之前，我約他作一次關于汽車產業長遠發展的長談。那天因為路上意外堵車，我讓他空空地等了兩個小時，我內疚的不行，他卻連寒暄都沒有就把我按在椅子上，把準備好的觀點一股腦掏給我，意在讓我能有更實質的收獲。
我們最后一次深談，日子記得很清楚：2001年1月2日。那天我從澳大利亞一個人回北京，在飛機上意外遇到呂福源，他以教育部副部長身份與北京副市長張矛一起率團去新西蘭，用全球新世紀第一縷曙光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點燃火種。
旅途漫長，最適合海闊天空地聊天。我們談及全國大縱橫的公路建設慢。呂福源說原因是各城市熱衷先修環城的小圈子，對大縱橫不夠上心。說到北京的改造，他說北京應該最有條件修衛星城，這樣可以卸掉城市包袱，改善環境與居住條件。在衛星城建商業中心，引進連鎖名店，造就與市中心同樣的購物環境，就能吸引人們居住，交通擁堵也會迎刃而解。
2003年全國人代會上，呂福源被任命為商務部部長。在他出席一個簽約儀式時，我碰見了他。他問我為什么好久沒有消息，我說，你搬家了，我從教育部要不到你家的電話號碼。他當場拿過我的筆記本，寫下手機和家里的電話號碼，并在旁邊大大地寫下呂福源三個大字。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們的最后一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