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

　　2003年，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6694 億元人民幣，按美元匯率計算，中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達到1090美元。

　　如果按照世界銀行1999年提出的標準(中低收入國家人均GDP在756至2995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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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在2996至9265美元，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在9266美元以上)，中國一些發達地區的人均GDP水平已經達到世界中高國家的收入水平。例如，在2003年，深圳人均GDP為53887元，相當于6510美元；廣州人均GDP為47900元，相當于5787美元；蘇州人均GDP為47701元，相當于5762美元；上海人均GDP為46717元，相當于5643美元。在這些發達地區的一些更為富裕的局部，如它們的經濟開發區，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已經出現。

　　根據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的計劃，預計在未來幾年內，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的城市將是普遍現象，達到4000到5000美元的城市將有相當一批，達到8000甚至1萬美元、躋身世界高收入水平的城市也不會是個別。今天，你到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旅游景點，都可以看到操著廣東話、浙江話、上海話等各色方言的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漢字說明書也越來越多。這一情形，與20年前的日本頗為接近。

　　中國部分地區人均GDP與國際水平的接近和接軌，反映出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相應地也提出了新的命題：如何讓更多的人富起來？富起來的人要追求什么？

　　國富是為了民樂

　　居安思危，我們不能不看到，過往20多年偏重于GDP增長速度的發展模式已經顯現出一些弊端，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夠協調，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相對滯后；經濟長期處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長，受資源和能源的制約越來越大等等。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時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我們需要加快發展，但著眼未來，我們更需要理性的、明智的發展，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國富是為了民樂，是為了“創造我們的幸福生活”(十六大報告結束語)。“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如果我們的發展只能滿足少部分人的私利，不能惠及廣大人民群眾的福祉；如果我們的發展要以犧牲環境質量為代價，以嚴重透支生命健康為代價，那么，這樣的發展將是片面的、傾斜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在去年12月本刊的獨家策劃《告別GDP崇拜》中，我們提出過，GDP不能衡量很多東西。其中就包括幸福。從總體上說，經濟增長確實能夠提高人民幸福，但是，近年來國際學術界的多項研究表明，二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決不是簡單的“正相關”關系。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收入增加能相應帶來一定的快樂。但是，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樂效應就開始遞減。一方面，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相互產生抵消；另一方面，像環保這樣的公共物品，不是哪個個人能夠改善的，若由個人選擇，幾乎人人都選擇多賺錢、多消費、多污染，結果誰都不快樂。可見，在經濟得到一定的發展之后，如果我們不考慮良性增長和協調發展的道路，那么，我們不僅將收獲不了快樂，還可能會收獲痛苦。這就是為什么某些國家和地區的GDP在增長、但賺了錢的人并不快樂，精神上沒有歸宿；更有甚者，GDP在增長，但由于沒有兼顧社會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數也在增長、最后導致社會動蕩的原因。同時，學術上的研究證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環保、人權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響。“有錢能使鬼推磨”，但有錢卻不能保證人的幸福快樂。

　　如果說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準，那么我們應該還需要一個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標準。在國際社會，這個剛剛出現的標準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

　　“國民幸福總值”的意義

　　GNH最早是由南亞的不丹王國的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并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我們必須要知道，推動新世紀前進的這些劇烈變革(信息技術的發展，生物多樣化與文化發展的多樣性的萎縮，急速發展的社會與經濟自動化)將對未來的幸福產生怎樣的影響”，“全球資本主義和競爭激烈的國際貿易是否會讓人們更加不快樂，是否會增加人生的不確定性”。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包括科學技術的種種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不丹王國指定政策的依據則是“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是否會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態和國民的幸福”。

　　如果說“生產總值”體現的是物質為本、生產為本的話，“幸福總值”體現的就是以人為本。世界銀行主管南亞地區的副總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對不丹的這一創舉給予了高度評價。她說：“我長期從事經濟發展工作，對由于富裕帶來的社會性疾病總是感到非常痛心。完全受經濟增長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難以自拔。長期從外界來看日本人，我感到他們已經漸漸成為喪失精神上的幸福或者說是喪失了心中的故鄉的國民。”

　　西水美惠子說，這樣的問題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存在相同的問題。但是我們決不能悲觀。因為“世界上存在著唯一一個以物質和精神的富有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國家。這就是不丹王國，該國所謳歌的‘國民幸福總值’遠遠比國民生產總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還處于沒有貨幣的物物交換的經濟狀態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現在已經超過印度等其他國家，在南亞各國中是國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第一位。盡管如此，去不丹旅游過的人都會異口同聲地說，仿佛回到了自己心靈的故鄉。不丹給我們地球人展示了許多高深莫測的東西。”

　　說到旅游，不丹不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而采取了一種限制規模的旅游發展模式，從來不在國際上搞大型的促銷宣傳。不丹限制入境旅游者的總數，實行“高質量、高價格、全包價”的做法。政府對旅游經營者制定了《工作手冊》，對旅游者有《行為規范》。雖然不丹每年從旅游業獲得的收入僅300萬美元，但足以保持旅游業穩定發展，而對社會自然的影響則很小。

　　不丹是中國的鄰國，4.7萬平方公里，人口170萬人。這樣一個“小”國，沒有進入很多中國人的視野。但其對幸福的理解，對我們則不無啟發意義。

　　快樂需求是最大市場

　　在多項關于快樂程度的國際調查中，日本都是一個很不快樂的民族。不過，近年來，隨著新生代開始在社會上嶄露頭角，日本在生產和輸出流行文化方面的能力正在引起世界關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2002年5月刊出了一篇介紹日本流行文化(“酷”的文化，Gross National Cool，簡稱GNC)的文章，認為日本正在通過文化重建其在世界的超級力量。2003年《時代周刊》亞洲版的一期封面文章指出，日本正從一個由二次大戰后的一代支撐起來的“制造的日本”(manufacturing Japan)，轉向一個由新生代建設的“文化的日本”(cultural Japan)。在新生代眼里，未來是“酷”的(the future is cool)。日本的未來將不在于它是產品—無論是汽車，照相機，立體聲唱機—領導者，而在于它是世界第一流的“酷”的創造者(creator of cool)。據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所長青木昌彥教授介紹，日本的“酷文化“、“軟產業”正在崛起，如音樂、動漫、美食、繪畫、娛樂、時裝、廣告、設計等，以往鋼鐵是日本對美出口的大宗商品，但在2002年日本對美國文化產品的出口額為鋼鐵出口額的5倍。過去10年，日本文化產品的出口(例如媒介，專利權，娛樂和相關產業)翻了3倍，達125億美元。而同期日本制造業出口僅增長了20%。青木說，日本現在“軟產業”的生產規模已達到1300億美元，超過日本汽車業的生產規模。

　　Cool是一種很難衡量的軟力量(soft power)，一種能夠影響他國人民意愿和價值觀的力量，同時也是一項巨大的產業。10年來，日本GDP的增長數字不太好看，但日本在GNC上的增長可能為它帶來新的財富和國際影響。

　　中國有學者將GNC也翻譯成“國民幸福總值”，筆者查閱《外交政策》和《時代周刊》亞洲版的原文，是沒有這樣的含義的。但是，日本文化產業的崛起(更不用說美國文化產業的強勢)，對我們也有一個深刻的提示：精神性產品的生產，其附加價值和市場潛力遠大于物質產品生產。人對快樂的需求，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中國的GDP還在快速增長，我們希望這增長是清潔的增長，有效的增長；中國正在開始科學發展觀的探索，我們希望這發展是全面的發展，是充滿幸福快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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