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記者 吳立波/上海報道

　　“個人理性完全可以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在市場經濟還不完善的中國，宏觀調控不能完全迷信市場

　　5月13日，國務院緊急轉發了國家發改委等7部委的《關于對電石和鐵合金行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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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整頓的若干意見》。

　　在此之前幾天，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又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協調配合，控制信貸風險有關問題的通知》，隨《通知》下發的還有《當前部分行業制止低水平重復建設目錄》，主要涉及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建材、石化、輕工、紡織、醫藥、印刷等行業。

　　進入4月份以后，繼中央一系列貨幣政策調控手段出臺后，中央宏觀調控的力度再次加大。不過，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是行政調控手段和貨幣政策共同發力。

　　市場反應明顯

　　在研究分析第一季度經濟運行情況和走勢之后，國務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相繼提出，要進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有效遏制投資過快增長的勢頭。

　　4月末，中央集中出臺了一系列行政控制措施：

　　——國務院嚴厲查處江蘇鐵本鋼鐵項目有關責任人，要求深入開展土地市場清理整頓，清理所有固定資產投資項目；

　　——發改委召開會議部署了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工作，并要求各級價格主管部門嚴格控制出臺漲價項目；

　　——銀監會提出了加強貸款風險管理的七大措施，在內部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銀行票據業務監管工作的通知》。在此之前，央行已經在15天內連續兩次提高準備金率。

　　這一系列調控措施，在資本市場產生了明顯反應。

　　上證綜指從4月9日的1857點高點，跌到5月11日的1568.06點，跌去將近300點，市盈率跌至1996年以來最低。債市在央行突然宣布決定調高存款準備金率之后，也一路下滑，從4月初到5月10日，上證國債指數和企債指數分別從97.68和95.52點，跌至91.91和92.43點。

　　與此同時，鋼鐵、糧食等物資價格也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勢頭。據國家發改委發布數據，目前線材、螺紋鋼代表品價格較3月初都下跌了750元/噸以上，已經回落到去年12月初的價格水平。特別是4月26日以來，國內鋼材價格呈現加速下跌態勢。

　　可以看出，中央強力采取的宏觀調控手段，尤其是行政性調控手段的出臺，對市場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稍稍梳理本輪政府宏觀調控的脈絡，不難看出，從2003年下半年調高存款準備金開始，政府宏觀調控之手就開始溫和揮動，之后，連續出臺了一系列貨幣調控手段，但效果并不明顯。于是，在投資過熱和通脹擔心加劇的情況下，中央被迫于4月出臺了一系列行政調控手段，并引起了市場的劇烈反應。

　　宏觀調控不能迷信市場

　　利用市場手段來調控經濟發展，避免行政手段干預經濟，一直是中國政府追求的一個理想目標。但在此輪調控中，政府最后還是被迫運用了行政調控手段。這之中，既有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上的原因，也有微觀上的企業基礎。

　　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陳平教授向《瞭望東方周刊》解釋，貨幣政策作用不大，主要是因為這輪投資熱的一個最重要推動力是地方政府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這一點得到數據支持：2004年一季度，地方項目投資增長60.2%，中央項目投資只增長4.8%。江蘇、廣東、浙江、山東、上海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居全國前五位，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達48%。

　　陳平認為，在中國實行分稅制而未實行財政聯邦制的情況下，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實行分成，地方政府沒有發債的權力，地方政府所需要的投資資金，只好借助行政力量向銀行借貸，或者通過炒地皮來取得，由此便造成銀行貸款難以控制，房地產價格也因炒地皮而不斷上漲。

　　此外，在這一輪投資熱中，民營資本發揮的作用是比較大的。央行試圖通過控制信貸來實現貨幣收縮，但政策傳遞到民營企業這一環后，最終效果并不明顯。民營企業對于投資熱可能導致的過剩風險，具有自己獨特的衡量方式，這是理解目前中國貨幣政策傳遞不暢的另一把鑰匙。

　　周福仁是遼寧最大的民企西洋集團的董事長兼總經理。西洋集團2002年8月份進入鋼鐵業，首先兼并了海城鋼鐵，2003年2月又兼并了沈陽鋼鐵總廠。對《瞭望東方周刊》談起進軍鋼鐵業的過剩風險時，周福仁顯得很清醒:“將來一兩年到兩三年，鋼鐵行業的過剩會越來越嚴重，五年內鋼鐵行業將會大洗牌。但我們是民營企業，機制和管理很好，成本很低，將來大規模過剩我們不怕。與國有大企業相比，我們的成本優勢很明顯。目前，我們每噸鋼鐵成本比鞍鋼低四五百塊錢。如果考慮到我們在礦山、耐火材料、焦炭等方面都能自給，加上我們的管理優勢，我們肯定是有競爭力的。所以，就算將來鋼鐵嚴重過剩，首先倒下去的也不是我們。”

　　從周福仁的決策邏輯可以看出，民營企業的決策不能說不理性:在行業最熱時抓緊時間賺一把錢，等將來過剩了，再依靠成本等方面的優勢在競爭對手中勝出。

　　但微觀企業的理性，卻并不意味著宏觀的理性結果，過熱的行業出現的是千軍并進的局面——2004年一季度我國鋼鐵、水泥、電解鋁行業的投資又分別了增長107.2%、101.4%、39.3%。但最終生產能力形成之后，卻并不是每個企業都能生存下來的。

　　海通證券研究所宏觀部研究員吳淑琨向《瞭望東方周刊》解釋，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個人理性完全可以導致集體的非理性”，這在市場經濟還不完善的中國，就決定了宏觀調控不能完全迷信市場。

　　警惕過度治理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華民教授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也認為，在目前中國經濟主要是結構問題的情況下，總量調控手段，比如提高利率，對所有行業都會有打擊。因此，采取行政手段，能有效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控，避免對經濟的全面打擊。因此權衡利弊，中央必然要在執行貨幣政策的同時，配合更有力的行政調控手段。

　　他估計，在行政調控手段奏效、結構問題改善的情況下，市場關于加息的預期就會解除，整個證券市場和經濟就會回復到平穩的增長，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就可以退出，這對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是非常有利的。目前鋼材等物質價格的局部下降，主要是中央調控政策及其預期所造成的心理沖擊在起作用。

　　但東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王振山卻表示了擔心，在目前失業和國企轉制的壓力下，如果調控措施力度過大，中央強烈緊縮的信號，會給實體經濟帶來更大影響。近來的證券、期貨市場對政策反應強烈，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如果生硬扭斷公眾預期，使其轉向反面，對市場的負面影響更大。

　　對此，復旦大學張軍教授認為，在二季度市場對宏觀政策已經有強烈反應的基礎上，下半年政府緊縮政策完全有必要淡出，否則就可能造成過度治理，對中國經濟，尤其是銀行系統將產生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