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一些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都表現出了過熱現象的某些癥相。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03年全年的GDP增長，雖然在第二季度受到了SARS的影響，但是全年仍然增長了9.1%。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4%，廣義貨幣增長了19.6%。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界就發生了一場爭論，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和應該采取的政策有很不相同的意見。主要有三種不同的形勢判斷和相應的政策建議。
第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經濟沒有出現過熱，不但不需要踩動剎車和采取任何緊縮性的宏觀(總量)經濟政策措施，相反應該用更充分的貨幣供應來支持更高的增長。
第二種意見認為宏觀經濟已經出現了過熱。貨幣過量供應，應該采取緊縮的政策。但持這種意見的人，多數并不主張采取非常強烈的緊縮性貨幣政策，而是主張用一種謹慎的政策措施，使得貨幣供應逐漸地放慢，增長速度逐漸放慢，保證經濟逐步降溫，實現所謂軟著陸。
第三種意見認為宏觀經濟沒有全面過熱，只是在某些部門或某些行業，如房地產、鋼鐵業、冶金、建筑等出現了局部過熱，所以，正確的做法不是動用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總量調控，而是運用加強項目審批制度等行政干預措施，對這些行業的投資進行控制。
去年第一季度就有經濟學家提出出現了過熱的跡象，但那時第一種意見占有絕對優勢；到了第三季度，提出第二種意見的經濟學家開始多起來了，但是直到年底，多數決策部門還是傾向于第三種意見。這種情況到今年第一季度才發生了變化。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宣布把去年的GDP增長數字由8.5%修改為9.1%。第一季度GDP增長9.7%，固定資產投資實際的增長是43%，廣義貨幣的增長保持了19.1%的高水平。這給人十分明確的印象：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過熱。
在此情況之下，決策部門和經濟界就比較多地接受了第二種意見。在2月份溫家寶總理多次講到投資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危險，他說今年的宏觀經濟穩定是一個關口，而且這次挑戰可能比去年SARS時期所遇到的挑戰還要嚴峻。隨后央行采取了一系列較之去年更加堅定的貨幣政策措施，如兩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等，中央銀行對銀行貼現利率也采取了浮動的利率，這樣就力求使得貨幣供應的增長速度有所減慢，實現軟著陸。吳教授認為，從中國人民銀行(PBOC)領導人的公開演講看，央行似乎采取了這樣一種做法：進行小步地微調，如果效果不明顯就采取進一步的措施。
吳教授對今年貨幣供應的形勢和宏觀經濟是不是能夠軟著陸，持謹慎的樂觀態度。吳教授認為，不是采取控制宏觀經濟總量的手段，而是就一些部門采取手段來遏制這些部門的投資過熱，由于會遇到一些地區和企業的抵抗和反對，效果不明顯。即使可能使得經濟降溫，但是“一刀切”的辦法會使成本太高，效率損失會太大。他認為主要應當依靠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手段來控制社會總需求，使之與可能的供給總量相適應。至于結構問題，即有限的資源如何在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和企業之間配置，主要是由市場去決定。這樣做可能效果更好。
而從長期來看，出現過熱的深層原因是中國經濟的效率太低。吳教授使用了“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投資增加量／國民生產總值增加量”的指標來反映中國當前的投資效率。經濟學界公認，東亞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就在于投資效率太差。1997年危機發生以前，投資率很高，但是投資效率很差。發達的國家、經濟效益比較好的國家只有1至2倍。而馬來西亞、新加坡的ICOR達到5倍之高，即要增加1塊錢的GDP，需要增加5塊錢的資本。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投資效率很低，ICOR在5倍以上。改革開放以后有所改善，到了1992年降到最低的水平，約在2倍左右，1996年以后持續地上升，最近幾年的水平是5倍到7倍，用大量的產出來投資才能維持較高的增長率。前年中國的全部投資占了GDP的42%，去年大概占45%左右；而美國一般是10%，印度近年來達到了跟中國相當的增長率，但是去年只用了24%左右的GDP來投資。印度的ICOR只是2倍到3倍。中國這樣一個高投入、靠拼資源維持的增長，速度雖然很快，但是增長質量很差，而且很難長期持續。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資源緊缺的國家，更不可能長期支撐這樣低效率的增長。
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辦法是要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最根本的措施則是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重點是銀行系統的改革；另一個重點是政府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