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何華峰 香港報道

　　每周到北京“上班”

　　結緣中國30年后，57歲的美國人珀爾.斯佩爾特(Paul W.Speltz)第一次成為中國媒體聚焦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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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0日，一頭雜亂的灰發、衣著隨意的斯佩爾特出現在北京的新聞發布會上。當記者問道：“你將什么時候再來中國？”斯佩爾特以貌似玩笑的語氣說，“我下周、下下周還會來北京。”

　　這樣的亮相方式，讓聚集在北京的金融界人士及海內外媒體對這個“自稱是中國通的家伙”產生了初步好感，有人甚至認為斯佩爾特很快將會以“上班”的姿態與北京的金融官員打成一片。

　　斯佩爾特暫時的可愛或是以后的可憎，在一段時期將吸引全球眼球，因為他在幾天前剛獲得了一個新的頭銜——美國財長斯諾派往中國的高級經濟事務特使。

　　斯佩爾特的亮相日期是經特別選擇的。5月10日，美國分管國際事務的副財長約翰.泰勒?JohnTaylor?訪問北京，在為此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斯佩爾特站在副財長的身邊，顯得有些刻意低調。

　　斯佩爾特帶來一個明確的信號：他可能會對美國所期待的中國未來的匯率政策調整起到關鍵性的作用。但是面對敏感提問，他只說，“中國已經是美國的一個大的?而且正在增長的貿易伙伴，我們理解雙方的金融體系如果互動、適應和競爭，對雙方都至關重要”。

　　斯佩爾特只是背誦了美國財政部給他的標準答案。4月14日，在刊發了他的正式任命消息的美國財政部的新聞稿中，引述的正是相同措辭。

　　斯諾過于樂觀嗎？

　　在美國副財長泰勒5月10～11日訪問北京之前，斯佩爾特已在北京逗留多日。這些天他的行程一直處保密階段。與泰勒會合后，他們去拜訪了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的高級官員。

　　泰勒和斯佩爾特的北京使命，美國財長斯諾在4月28日就提前對外披露過，斯諾稱之為“是美國敦促中國采取更靈活匯率制度的整體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去年開始，人民幣匯率一再被提到中、美兩國雙邊貿易及外交重點關注的議題中。布什政府與中國政府的每次高層會議，人民幣匯率會放入必談的回合當中。雖然美國國內時有要求制裁中國的聲音出現，但是，布什政府還是意識到，與中國合作是最好的方式，而中國也樂見這種態度。

　　去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布什在泰國曼谷會晤時，胡錦濤提請美國和中國組成專家小組，討論人民幣問題。去年12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美時，也與布什探討過這一問題。此后，美國財長斯諾在訪華時，將此事列入最重要議題。

　　而任命斯佩爾特為“特使”，正是美國這一整體計劃的最新一環，他的作用是將“日常性地落實此事”。

　　“布什政府積極參與推動與中國的這些政策，我與中國經濟官員在華盛頓和北京都進行了大量的會議和商討。我們的結果是要建立中美技術合作小組，這個項目特別有助于中國邁向一個基于市場的匯率機制”，斯諾的表態被看作顯得有些過于樂觀，他還說，“而且，我最近任命斯佩爾特大使作為我的北京特使，維持經常性的參與這一事務。與此前的事務相適應，斯佩爾特大使和副財長約翰泰勒將繼續這一討論”。

　　斯佩爾特能扮演好這個歷史性的角色嗎？美國漢密爾頓學院政治系教授李成說，設立特使反映一個總體的趨勢，即中國正在替代日本變成亞洲的主要經濟體，未來，中國與美國的經濟、財政關系將變得更加重要。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劉利剛，此前是亞洲開發銀行在東京的高級經濟學家，曾在東京與作為亞洲開發銀行美國執行董事的斯佩爾特見過面。劉稱，任命斯佩爾特出任這一新設的職位，是實施協調中美的匯率相關協議的第一步。這一職位也可以告訴美國公眾，現有的政府對中國的匯率問題是嚴肅的，有助于平和總統選舉年“布什政府對中國不夠強硬”的批評。

　　有接近中國人民銀行的消息人士稱，有機構從2001年起就開始研究改用一攬子貨幣，但感到實施的難度較大，“時機尚未成熟”。此信息對斯佩爾特是否構成一個結論，還沒有到討論階段。

　　斯佩爾特隱秘關系

　　5月12日，美國副財長泰勒離開北京，去日本訪問。

　　斯佩爾特并未隨同前往，而是去了亞洲其它國家，繼續履行作為亞洲開發銀行美國執行董事的職責。

　　現在，斯佩爾特要同時打兩份工，但似乎兩者正好互補。

　　2002年下半年，獲布什總統委任為美國駐亞洲開發銀行的執行董事后，斯佩爾特與其太太把家搬到了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

　　馬尼拉是亞洲開發銀行的總部所在地，亞洲開發銀行有63個成員，美國和日本是最大的兩個股東。

　　據香港金融界人士介紹，斯佩爾特在亞洲的豐富經歷、與北京有著深厚的人脈關系，幫助他獲得了“特使”這個職位。

　　斯諾曾對斯佩爾特大加贊揚：“斯佩爾特大使在中國有30年的經驗，其間，他領導了一家幫助美國企業出口商品到亞洲的小型美國商業機構；作為一家主要國際銀行集團的管理者，他有第一手的經驗，理解中國履行WTO承諾、市場準入和貨幣政策對美國小企業的影響。”

　　美副財長泰勒也不惜溢美之辭：斯佩爾特在亞洲的長期經歷和在ADB的工作是重要資產，“斯佩爾特被證明是一個強烈有效的亞洲開發銀行的政策維護者”，“新的職責與現有的職責是互補的，會進一步加強我們在這一地區的注意力”。

　　僅從履歷表上看，斯佩爾特的確是“重要特使”的完美人選。

　　1969年，斯佩爾特在美國康涅狄格大學讀完本科后，在一家日本貿易和咨詢公司任職；其間于1972年，獲得母校的MBA學位；從1972年起，在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后，他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專注于同中國的貿易；1981年，他在北京創辦了ATC International公司，該公司主要幫助美國企業評估投資、獲得執照、開設合資企業，形似一個幫美國公司在中國和其它的亞洲國家建立商業關系的中介機構；1985年，斯佩爾特和其它所有人將公司賣給了花旗銀行，他繼續擔任總裁，并從香港管理該機構在美國、中國和亞洲其他地方的辦事處。

　　他的公司后來與在華盛頓的WJS公司合并，重點轉向專做前蘇聯、東歐與美國的貿易。在那里，斯佩爾特將基于中國的貿易行為擴展到整個亞洲，如魚得水，并迅速拓入澳大利亞業務。

　　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年后，1986年斯佩爾特參與組建了北京的國際商會，并擔任總裁，直至1989年。這段經歷讓他在北京積累了廣泛的人脈。

　　更為顯赫的是，斯佩爾特一直與美國政府層保持親密的聯系。從1978～1992年，在卡特總統、里根總統和老布什總統時代，斯佩爾特皆是中美事務的高級顧問。

　　美國財政部新聞稿對斯佩爾特評價頗有深意：“斯佩爾特將是中國財經事務的技術專家。”

　　新的參考意見？

　　今后，斯佩爾特將不斷地往返于馬尼拉與北京之間。在北京的記者招待會上，斯佩爾特說，下周一(5月17日)就會來北京。

　　美國漢密爾頓學院政治系教授李成說，“我們應當更多關注斯佩爾特與中國方面的互動怎樣進展。更重要的是，一個人應當知道中美的關系是有多方面的，總是受總體國際和國內因素的影響，貨幣事務的爭歧應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內來看。”

　　美國政府智囊機構國際經濟研究院(IIE)中國問題專家拉迪(Nicholas R. Lardy)說，在我的腦海中，真正的問題是，是否有可能或讓中國更有意愿聽從美國財政部的建議，消除或大大減少資本限制，實質性地浮動貨幣。我想更明智的做法是，讓中國保留資本項目管制一些短期時間，并將貨幣重新定值15%～25%，將貨幣與一攬子掛鉤，再設定一個較寬的浮動幅度，這將幫助中國減少國際支付的不平衡，減少現已過度的總體需求。貨幣重新定值后，中國政府將加強銀行體系，并準備逐漸減少資本項目控制，引入有管理的浮動。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副教授劉利剛則認為，這是一個積極的舉措，有助于中美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這也顯示，中美經濟對話將變得制度化，所以能避免無謂的誤解。更緊密的對話在一些有爭議的經濟問題上，將提高信任和減少摩擦，因而提高政策的協調。這樣的政府建議和“人事任命”，比單純地從華盛頓單方面地叫中國做這做那要好得多。匯率事務顯示，單邊的行動從來無效的，因為中國從不屈服于壓力。

　　人民幣匯率“中美大事記”：

　　2003年6月18日，美財長斯諾稱，中國政府應實行更靈活的市場化匯率制度。

　　同年8月5日，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會見美國花旗集團董事長魯賓、候任首席執行官普林斯時重申，中國將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10月，在泰國曼谷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布什總統，并宣布由一項與匯率相關的金融事項的技術合作協議。

　　10月30日，美國財長斯諾指出，雖然中國采用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但并未達到《1988年綜合貿易法》確定的“操縱貨幣”的標準。

　　2004年3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訪美，會見美財長斯諾與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

　　4月14日，美財長斯諾任命美國駐亞洲開發銀行執行董事斯佩爾特為中國經濟與金融特使，負責促使中國采靈活匯率制度事宜。

　　4月20，中國國家副總理吳儀率中國代表團訪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隨訪。

　　5月10～11日，美國分管國際事務的副財長泰勒訪問北京，與新任財政部特使斯佩爾特拜訪中國高級官員，敦促中國采更靈活匯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