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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央行發布的一季度貨幣政策報告明確提出，今后一個時期，穩健的貨幣政策將適度從緊。在此之前，國務院辦公廳也發出了關于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通知。國家有關部門以及各地方都據此進行了相應的部署。
由于這是中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第一次面對投資過熱，因此，我們覺得此次宏觀調控的關鍵點在于，政府是否可以一手以市場調控的方式處理好市場問題，另一手以行政手段
管好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最終實現經濟周期的平滑過渡。在操作上，兩個手段的邊界與分寸的把握將是對政府的極大考驗。
從去年6月央行發布121號文件規范房地產信貸至今，在決策層出臺了一系列微調和預調政策之后，投資過快增長還沒有得到有效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加大，貨幣信貸增長仍然偏快。正因為如此，在宏觀調控手段的選擇上，開始發揮行政干預的作用。在當前，針對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采取行政干預的手段毫無疑問是及時正確的，但是，同時也需要警惕行政干預向本該由市場主導的領域擴張的苗頭。
就當前而論，防止經濟大起大落事關重大，但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和手段來達到目標，對于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明確改革路徑更有指導性的意義。
應當看到，在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確立的條件下，中國市場利益主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且呈現出多元化格局。在這個階段，如果讓行政干預模式跨過邊界，以“一刀切”式的部門政令來遏制投資高增長的勢頭，或許可以救一時之急，但是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做不僅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也會導致效率的極大損失。
行政力量一旦過界面對市場問題，常常矯枉過正。行政手段過界，意味著犧牲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事實上，去年年底國務院原則通過的投資體制改革方案，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賦予企業更充分的投資自主權，同時減少行政審批對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活動的干預。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作為內生的經濟增長力量，當前民間投資的啟動乃至在一些地區和行業中的主導作用已為市場所證明。這是自1998年之后我們一直期望看到的局面。采取總量控制的方式，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和經濟杠桿，可以引導資金向那些有優勢的企業和部門流動，在投資保持合理增速的同時，實現優勝劣汰和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反之，如果我們以行政干預取代市場的間接調控，則可能損傷市場活力，抑制必要的市場競爭，導致有限的資源在劣勢經濟部門和企業繼續沉淀，民營企業因此也將無法進入以重化工為代表的更多領域，失去實現產業升級的良機。
中國出現投資過熱的根本原因是效率低下和結構不合理，其癥結依然是市場機制不夠完善。正如鐵本案所揭示的那樣，治理當前的投資過熱，首先應該明確行政干預的目標是管住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在涉及市場主體的調控工具選擇上，還是應該注重于市場手段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合理組合。這當然是難度極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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