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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貸款”風波背后

　　當前提高準備金率雖然不失為較強硬的手段，但更直接有效的手段當為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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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

　　幾乎是迅雷之勢，短短15天里，中央銀行兩次公布了調整法定準備金率的決定。持續近年余的“過熱”之爭終于畫上了休止符，雖然，這是一個姍姍來遲的休止符。

　　歷史也是由許多“或許”組成的。對這輪經濟過熱，如果動手更早一些，或許調控成本要小得多�？上�，經歷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兩輪過熱之后，我們面對過熱，仍然有太多的猶疑和遲滯。地方和部門的局部利益沖突形成無形的壓力，以至于在去年下半年以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官、產、學三界諱談過熱成風；甚至官方輿論對于中央銀行的緊縮信號亦是論非者多，言是者少。今年年初，國外冷靜的觀察家已經在評論中國經濟硬著陸態勢或成，溫家寶總理已經在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中國面臨經濟的新關口。然而，真正在輿論的意義上不再回避過熱，其實已經到了3月兩會期間。此時，距去年4月國務院第一次請專家分析經濟形勢，已經整整過去了一年。

　　央行初次調整準備金率的決定是在3月24日宣布的。當時的說法，是為從2004年4月25日起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并將資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提高0.5個百分點。及至4月11日，第一次決定還沒落到實處，央行再次宣布，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即存款準備金率由現行的7%提高到7.5%，而資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機構，將執行8%的存款準備金率。收緊信貸的步調如此頻密，足見中央政府加強宏觀調控、抑制經濟過熱勢頭的決心已下！

　　與央行動作相同步，4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了明確的決定，并特別明確要求“各方面的思想要真正統一到中央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以及中央關于經濟工作的部署上來，并認真落實中央宏觀調控的各項措施”。

　　顯然，中央政府已經越來越認識到經濟過熱的潛在危險，更看到去年來緊縮政策的實際執行效果并不那么樂觀。無論是央行去年控制房地產貸款的121號文件，其將法定準備金率提高了一個百分點的決定，還是其發行巨額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措施，對于控制流動性都有重大影響；而發改委和銀監會去年底以來加強對幾個局部過熱的行業的監管的部署，對經濟也產生相當沖擊。但現實已經表明，在認識仍然存在分歧的情況下，這些措施收效甚微。特別是使用行政手段進行調控，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有效落實調控政策之前加快項目的審批和上馬，從而加劇經濟的不穩定性。當前煤電油運全面緊張的景況加劇，資源瓶頸約束日漸惡化，通貨膨脹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如果沒有更有效的緊縮政策，這種勢頭很難被控制住。

　　形勢已經相當嚴峻。我們覺得，當前提高準備金率雖然不失為較強硬的手段，但更直接有效的手段當為加息。在國內銀行業，除中國銀行外，其他三大銀行并不缺乏人民幣頭寸，因此提高準備金率影響的主要是其他金融機構，對整體信貸規模影響未必很大。而且提高準備金率的方式比較激烈，以后繼續使用的空間將非常小。在當前，通脹趨勢正在加劇，如果名義利率不變，實際利率將逐漸變為負值。只有通過調息加大資金成本，才能甄別好的投資項目與壞的投資項目，促進經濟基本面的好轉。

　　當然，過熱威脅成真，微調的最佳時機已過，當前調息畢竟是有成本的，主要沖擊有可能指向靠廉價資金支撐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甚而指向銀行經營。但必須承認，現在已經是亡羊補牢的最后階段，機不可再失。及早采取行動，或可收點剎車之效，拖得太久必然被動。何況適度的沖擊亦正是改革之機，變弊為利的選擇當有許多。

　　其實，調整利率既是當前現實的選擇，也應當成為今后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這里，特別應當破除的就是傳統的過度倚仗行政手段的慣性思維。用行政命令“調控”經濟，本身與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相悖謬，而且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目標不盡一致，很難收到實際效果，加大硬著陸的風險。當然，使行政性手段逐漸退出宏觀調控，一個必要的條件是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惟有讓中央銀行獨立地判斷經濟形勢，迅速做出反應，并采取利率微調的手段前瞻性地實行調控，才能對引導市場預期、熨平經濟波動形成積極影響。

　　這正是新一輪經濟周期向我們重復講述的最基本的經濟原理。當前，我們處于新的起點，加息已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