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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蔣明倬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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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平均壽命的延長對中國的影響至為深遠。迄今的三十五年前和三十五年后，中國有贍養老人能力的年輕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率將從6：1轉變為1：2，這個變化意味著我們的后代將會一個人負擔四個老齡人口的贍養任務。

　　人口的變革、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如何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國如何面對老齡化的挑戰？就此問題本報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日方教授。

　　三種模式

　　《21世紀》：請您介紹一下人口轉變和經濟增長之間是怎樣一種關系，中國人口轉變目前處于什么狀態？

　　蔡昉：我們一般所講的人口轉變首先是指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一般會經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模式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模式的演變過程。

　　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和人口的轉變相伴隨的，經濟的增長和人口的轉變是同一個過程，而且互為因果。第一種模式和低收入水平、低發達程度相關，第三種模式和高收入水平、高發達程度相關。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可能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19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的過程。

　　《21世紀》：人口結構的轉變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

　　蔡昉：同人口轉變相伴，交錯前行的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過程，中間大概相差二十年。人口年齡結構轉變一般也會經歷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剛轉變的時候兒童多，第二個階段是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到了第三個階段老年人口比重開始增大。

　　這一轉變過程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在少年兒童撫養較高的時期，社會負擔也比較高，勞動力不充足，儲蓄率也不高；第二個階段的時候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低，儲蓄率也高，這個階段對經濟增長有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再往后老年人比重提高，社會負擔率再次提高；如果沒有采取適當的應對辦法可能會影響到經濟的增長，比如勞動力供給不足，儲蓄率下降，受到經濟增長阻礙。

　　人口紅利與富余勞動力

　　《21世紀》：什么是人口紅利？中國目前是否處于人口紅利的階段？

　　蔡昉：某個國家如果正處在勞動年齡人口最充分的階段，經濟增長就會獲得格外的供給源泉，這就是人口紅利。中國目前的人口年齡結構就處在人口紅利的階段，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是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較高。過去我們曾經認為這是一種負擔，需要解決大量人口的就業問題，但實際上它卻保證了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供給。由于人口老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目前中國有著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也得益于這一個人口結構。

　　老齡化終結人口紅利？

　　《21世紀》：中國面臨著老齡化的到來，這是不是就意味著人口紅利階段的結束？

　　蔡昉：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僅用30年就進入了人口紅利的階段，但正因為如此，同時也就面臨著人口的老化，人口紅利也就消失得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定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60歲以上的人口占該國家或地區人口總數的10%或以上，或者65歲以上的人口占該地人口總數的7%或以上。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字顯示，我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8811萬，占總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齡結構的標準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國家行列。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人口紅利階段已經結束，雖然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了，但是勞動年齡人口還在很高的水平上。可以預測的是，第一，勞動年齡人口占整個人口的比重還可以繼續提高兩年到三年的時間，然后處于穩定，到2011年就開始下降；第二，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2010年左右穩定下來，2022年開始下降，同時總人口在2030年左右也就到了頂峰，開始下降。

　　養老保障體系的挑戰

　　《21世紀》：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有什么特征？面對的最主要挑戰是什么？

　　蔡昉：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人口的老齡化有自己的特點，首要的問題是“未富先老”。歐美發達國家在進入老年型社會時，人均GDP一般在5000至1萬美元之間，而我國人均GDP去年才剛剛邁上1000美元的臺階，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國家，養老的問題就變得非常迫切。這需要幾個條件：富裕、有好的稅收體制和社會保障體制、有相對年輕的人口結構。

　　“未富先老”對我們的社會保障體制是一個挑戰。中國老齡化的第二個特點是，農村人口比城市人口老得快，城鄉勞動力的流動使農村的年輕勞動力流向城市，因此農村養老的挑戰就更為嚴峻，但是在農村卻恰恰沒有養老保障，由此多重壓力都指向了社會養老保障體制。

　　《21世紀》：這些年盡管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程度逐漸提高，但養老保險的收繳依然是難題，您認為主要問題在哪里？

　　蔡昉：從1990年代到現在，我國退休職工的養老保險覆蓋率大概在百分之八九十，但是就業人口參加養老保障的覆蓋率卻只有40%。目前我國的就業結構越來越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這導致有很多人雖然在單位內就業，但是單位不愿意申報，另外是單位之外的自我雇傭，這兩類就業占到城鎮就業的39%，如何提高這些就業人口的養老保險覆蓋率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21世紀》：目前在現收現付的舊的養老體制向新養老保險制度過渡的時期，就業人口既要負擔新體制下個人養老金積累，又要負擔現已退休人員的統籌養老金，他們在這一過程中養老負擔過重，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這一困境？

　　蔡昉：我們把1997年以前參加工作并且尚未退休的人定義為“中人”，把1997年以后參加工作的定義為“新人”，目前已經退休的人定義為“老人”。在新舊體制轉軌完成之前，如果“新人”數量既定，越到轉軌的后期，“中人”的養老負擔越重。因此我認為利用勞動力市場，擴大“新人”比重，是解決養老負擔過于沉重的一個可行辦法。增加勞動力市場上“新人”數量的一個途徑，是把農村進入城市就業的勞動者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險體系中來。把農民工請進來以后“新人”總的規模擴大了，一方面他們自己有了保障，另外一方面他們也能幫助來養“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