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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胡錦濤4月24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說，中國目前的確存在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增長也過快等問題，如不加以妥善處理，會給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不管經濟是否“過熱”，投資過熱、信貸增長過快已成為中央高層的共識。另一個共識或許是投資過熱、信貸增長過快的成因。按溫家寶總理此前發表的看法，地方政府和國
有經濟體的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是形成本輪投資過熱的重要因素。
既然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體作為投資主體，以非市場化手段拉動了這一輪投資熱潮，那么，單純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通過貨幣政策對其施加影響，其結果只能是“效率低下”。
比如數據顯示，隨著準備金率的首次提高，去年中國全國金融機構月均增加的人民幣貸款由三季度的2300億元銳減到四季度的979億元。但與此同時，今年前兩個月鋼鐵行業的投資增速卻達到172.6%，水泥行業在建項目計劃總投資也同比增長了133%。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如此之快的投資增長錢從哪來？人們或許可以從央行的貨幣政策報告找到一些結論。
今年第一季度央行基礎貨幣投放，在去年年底5.23萬億元的基礎上減少了449億元，但同時廣義貨幣供應量(M2)卻從去年年底的22.1萬億元上升至23.2萬億元。這說明，中國的貨幣乘數(M2／基礎貨幣)在增加。據《財經時報》測算，今年一季度的貨幣乘數達到了4.4936，比去年年底的4.2256提高了0.268。
貨幣乘數的提高，意味著商業銀行創造貨幣的能力增強。這就是說，一方面央行不斷收回商業銀行流動性；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卻在通過創造貨幣或流動性能力的提高，對沖央行的收緊政策。商業銀行創造流動性的手段十分簡單，無非是加大“以存定貸”的力度，或將貸款期限由長拆短。這在業內早是公開的秘密。
宏觀貨幣政策效率低下是一個十分嚴酷的現實，其誘因源自微觀主體(企業或商業銀行)行為的非市場化。這一點，央行行長周小川前不久在談到中國利率市場化問題時特別指出：“如果微觀基礎不在乎盈利多少，不在乎股東利益，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利率或匯率)的作用就無法通過他們準確有效地傳導。”
這是中國的一個“老大難”問題。1993年以后開始的宏觀調控，之所以最終演變為硬性的行政干預和控制，實際就是微觀主體的非市場化所致。當時有經濟學家指出，利率的提高會抑制企業的貸款需求嗎？不能。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也好，商業銀行也罷，他們不以營利為目的；他們借錢無非是為了暫時性地有錢花，或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所以，不管銀行利息多高，企業敢借、銀行敢貸，而把可能的風險留給他們的繼任者。
遺憾的是，10年前境遇如今重現。在我們看來，中國的宏觀調控又一次陷入了惡性循環中，其體現在扭曲的微觀主體(行為非市場化)導致貨幣政策失靈，貨幣政策的失靈，引發更加激烈的貨幣甚至行政手段的強制約束，過于激烈的強制性手段致使微觀主體行為進一步扭曲。
這一現實或可意味著，既然通過貨幣政策這一市場化手段難以達到抑制投資過熱的目的，那么萬不得已時，中央是否會重新適度啟用行政手段予以遏制？現在看來，恐怕在所難免。但是，行政手段的使用難免導致中國投資過熱的“硬著陸”，這或許是眼下中央最高管理層需悉心權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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